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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病？”
“初看是急性肺炎，验血报告还没下来——”我匆匆忙忙的跑著找病房，推开门见克里斯躺在一个单人房里，淡绿色的床单衬著他憔悴的脸，身上插了很多管子，他的眼睛始终闭著。
“再烧要烧死了，拿冰来行不行——”我又冲出去找值班的护士小姐。
“医生没说。”冷冷淡淡的，好奇的瞄了我一眼。
在我的冰箱里一向有一个塑胶软冰袋冻著的，我开车跑回去拿了又去医院。
当我偷偷的将冰袋放在克里斯颈下时，他大声的呻吟了医生没有再来，我一直守到黄昏。
郭太太两姐妹和我翻遍了那个小房间，里面一堆堆全是他的稿件，没有列出来的原稿。可是有关健康保险的单子总也没有著落。克里斯可说没有私人信件，也找不到银行存摺，抽屉里几千块钱丢著。
“不要找了，没有亲人的，同住十年了，只你来找过他。”
另一位郭太太比较会讲西班牙文，她一焦急就说得更好了。
我问起克里斯怎么会烧成那样的，老太太说是去南部受了风寒，喝了热柠檬水便躺下了，也没见咳，不几日烧得神智不清，她们才叫我去了。
我再去医院，医生奇怪的说岛上这种气候急性肺炎是不太可能的，奇怪怎么的确生了这场病。
到了第五日，克里斯的病情总算控制下来了，我每日去看他，有时他沉睡，有时好似醒著，也不说话，总是茫茫然的望著窗坍。
两个老太太失去了克里斯显得惶惶然的，她们的养老金汇来了，我去邮局代领，惊讶的发觉是那么的少，少到维持起码的生活都是太艰难了。
到了第六日，克里斯下午又烧起来了，这一回烧得神智昏迷，眼看是要死掉了。我带了老太太们去看他，她们在他床边不停的掉眼泪。
我打电话去给领事馆，答话是死亡了才能找他们，病重不能找的，因为他们不能做什么。
第七日清晨我去医院，走进病房看见克里斯在沉睡，脸上的红潮退了，换成一片死灰。我赶快过去摸摸他的手，还是热的。
茶几上放著一个白信封，打开来一看，是七日的帐单。
这个死医院，他们收到大约合两百美金一天的住院费，医药急诊还不在内。
残酷的社会啊！在里面生活的人，如果不按著它铺的轨道乖乖的走，便是安分守己，也是要吃鞭子的。没有保险便是死好罗！谁叫你不听话。
我拿了帐单匆匆开车去银行。
“给我十万块。”我一面开支票，一面对里面工作的朋友说。
“开玩笑！一张电话费还替你压著没付呢！”银行的人说。
“不是还有十几万吗？”我奇怪的说。
“付了一张十四万的支票，另外零零碎碎加起来，你只剩一万啦！”
“帐拿来我看！”我紧张了。
一看帐卡，的确只剩一万了，这只合一百二十美金。那笔十四万的帐是自己签出的房捐税，倒是忘了干净。
“别说了，你先借我两万！”我对朋友说。
他口袋里掏了一下，递上来四张大票。两万块钱才四张纸，只够三十小时的住院钱。
我离开了中央银行跑到对街的南美银行去。进了经理室关上门便喊起来：“什么美金信用卡不要申请了，我急用钱！”
经理很为难的看著我。为了申请美金户的信用卡，他们替我弄了一个月，现在居然要讨回保证金。
“ECHO，你急钱用我们给你，多少？信用卡不要撤了申请——”“借我十六万，马上要——”总得准备十天的住院费。
经理真是够义气，电话对讲机只说了几句话，别人一个信封送了进来。
“填什么表？”我问。
“不用了！小数目，算我借你，不上帐的。”
“谢了，半个月后还给你。”我上去亲了一下这个老好人，转身走掉了。
人在故乡就有这个方便，越来越爱我居住的小城了。
自从克里斯病了之后，邮局已有好几天未去了，我急著去看有没有挂号信。
三封挂号信等著我，香港的、台湾的、新加坡的，里面全是稿费。
城里有一个朋友欠我钱，欠了钱以后就躲著我，这回不能放过他。我要我的三万块西币回来。
一个早晨的奔走，钱终于弄齐了。又赶著买了一些菜去郭太太那儿。
方进门，老太太就拚命招手，叫我去听一个电话，她讲不通。
“请问那一位，克里斯不在——”我应著对方。
南部一个大诱馆夜总会打来的，问我克里斯为什么这星期没去，再不去他们换人了。
“什么？背冰？你说克里斯没去背冰？他给冷冻车下冰块？”
我叫了起来，赫然发现了克里斯赖以谋生的方法。
这个肺炎怎么来的也终于有了答案。
想到克里斯满房没有刊登出来的那些心理上的文稿和他的年纪，我禁不住深深的难过起来。
“是这样的，克里斯，你的那本小书已经寄到台湾去了，他们说告以译成中文，预付版税马上汇来了，是电汇我的名字，你看，我把美金换成西币，黑市去换的，我们还赚了——”在克里斯的床边，我将那一包钱放在他手里。说著说著这事变成了真的，自己感动得很厉害，克里斯要出中文书了，这还了得。
克里斯气色灰败的脸一下子转了神色，我知他心里除了病之外还有焦虑，这种金钱上的苦难是没有人能说的，这几日就算他不病也要愁死了。
他摸摸钱，没有说话。
“请给我部分的钱去付七天的住院费——”我跌在他身边去数钱。
数钱的时候，克里斯无力的手轻轻摸了一下我的头发，我对他笑笑，斜斜的睇了他一眼。
克里斯又发了一次烧，便慢慢的恢复了。
那几日我不大敢去医院，怕他要问我书的事情。
我在克里斯的房内再去看他的稿件，都是打字打好的，那些东西太深了，文字也太深，我看不太懂。他写了一大堆。
没几日，我去接克里斯出院，他瘦成了皮包骨，走路一晃一晃的，腰仍是固执的挺著。
“什么素别再吃啦！给你换鲜鸡汤吧！”我笑著说，顺手将一块做好的豆腐倒进鸡汤里去。
克里斯坐在老太太旁边晒太阳，一直很沉静，他没有问书的事情，这使我又是心虚了。
后来我便不去这家人了。不知为什么不想去了。
那天傍晚门铃响了，我正在院中扫地，为著怕是邻居来串门子，我脱了鞋，踮著脚先跑去门里的小玻璃洞里悄悄张望，那边居然站著克里斯，那个随身的大背包又在身上了。
我急忙开锁请他进来，这儿公车是不到的，克里斯必是走来的，大病初愈的人如何吃得消。他的头发什么时候全白了。
“快坐下来，我给你倒热茶。”我说。
克里斯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微微笑著，眼光打量著这个客厅，我不禁赧然，因为从来没有请他到家里来过。
“这是荷西。”他望著书桌上的照片说。
“你也来认识一下他，这边墙上还有——”我说。
那个黄昏，第一次，克里斯说匣了他的过去。
“你就做过这件事？”我沉沉的问。
“还不够罪孽吗？”他叹了口气。
二次世界大战时，克里斯，学心理的毕业生入了纳粹政府，战争最后一年，集中营里的囚犯仍在做试验，无痛的试验。
一个已经弱得皮包骨的囚犯，被关进隔音的小黑房间一个月，没有声音，不能见光，不给他时间观念，不与他说话，大小便在里面，不按时给食物。
结果，当然是疯了。
“这些年来，我到过沙摩阿、斐济、加州、加纳利群岛，什么都放弃了，只望清苦的日子可以赎罪，结果心里没法平静——”“你欠的——”我叹了口气说。
“是欠了——”他望著窗坍的海，没有什么表情。“不能弥补，不能还——”
“有没有亲人？”我轻轻的问。
“郭太太她们——”接著他又说：“她们日子也清苦，有时候我们的收入混著用。”
“克里渐，这次病好不要去下冰了，再找谋生的方法吧！”
我急急的冲口而出。
克里斯也没有惊讶我这句话，只是呆望著他眼前的茶杯发楞。
“你的书，不是印著五十万册已经售出了吗？版税呢？”我很小心的问。
“那只是我谋生的小方法。”克里斯神情黯然的笑笑，“其实一千本也没卖出去，出版商做广告，五十万本是假的——”“那些较深的心理方面的文稿可以再试著发表吗？”
“试了五十多次，邮费也负担不起了——”“你想不想开班教英文——”我突然叫了起来，“我来替你找学生——”“让我先把你的债还完，南部下星期又可以工作了，他们付得多——”“克里斯，别开玩笑，那不是我的钱——”他朝我笑了笑，我的脸刷一下热了起来。
克里斯坐了一会儿说是要走，问明他是走路来的，坚持要送他。
知道克里斯只为了研究的兴趣残酷的毁过另一个人的一生，我对他仍是没有恶感。这件事是如此的摸触不著，对他的厌恶也无法滋长，我只是漠然。
他们家，我却是真不去了。
过了好一阵，我收到一封信，是丢进我门口的信箱来的，此地有信箱而邮差不来，所以我从没有查看信箱的习惯，也不知是搁了多久了。
“ECHO，我的朋友，跟你讲了那些话之后，你是不是对我这个人已有了不同的看法。本来我早已想离开这个岛的，可是十年来与郭太太们相依为命，实是不忍心丢下高年的她们远走。你为了我的病出了大力，附上这个月所剩的五千元，算做第一期的债款。出书是你的白色谎话，在我病中给了我几天的美梦和希望，谁也明白，我所写的东西在世上是没有价值的。我很明白为什么你不大肯再来家里，你怕给我压力，事实上，就算是在金钱上回报了你，你所施给我的恩情，将成为我另一个十字架，永远背负下去。我也不会再去烦你，没有什么话可说，请你接受我的感谢！克里斯上”我握著那五千块钱，想到克里斯没法解决的生活和两位清苦的老太太，心中执意要替他找学生教英文了。
世上的事情宏来便是恩怨一场，怎么算也是枉然，不如叫它们随风而去吧！
那天早晨我骑车去小城，在那条街上又见克里斯的格子衬衫在人群里飘著，我加足油门快速的经过他，大喊一声：“克里斯再见！”
他慌慌张张的回过头来，我早已掠过了，远远的他正如第一次与我告别时一样，高高的举起手来。
离乡回乡
几天前，新闻局驻马德里代表刘先生给我来了长途电话，说是宋局长嘱我回国一次，日期就在眼前，如果同意回去，收拾行装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起初，我被这突然而来的电话惊住了，第一个反应是本能的退却，坚持没有回台的计划和准备，再说六月初当是在摩洛哥和埃及的。
放下了电话，我的心绪一直不能平静，向国际台要接了台湾的家人，本是要与父母去商议的，一听母亲声音传来竟然脱口而出“妈妈，我要回家了！”
可怜的母亲，多少相思便在这一句话里得到化解。只说肯回去，对父母也如施恩。这一代的儿女是没有孝道的。
我让自己安静下来，再拨电话去找马德里的刘先生，说是喜欢回台，谢谢美意。
半生的日子飘飘零零也是挡了下来，为什么一提回国竟然情怯如此。
每次回国，未走之前已是失眠紧张，再出国，又是一场大恸。十四年在外，一共回去过三次，抵达时尚能有奢侈的泪，离去时竟连回首都不敢。我的归去，只是一场悲喜，来去匆匆。
在这边，夏天的计划全都取消了，突然而来的琐事千头万绪。
邻居的小男孩来补英文，我跟他说佚后不再上课了，因为ECHO要回中国去。
本来内向的孩子，听了这句话，便是痴了过去，过了半晌，才蹦出一句话来：“我跟你走。绝对不吵的！”
要走的事情，先对一个孩子说了，他竟将自己托付了给我，虽是赤子情怀，这份全然的信，一样使我深思感动。
朋友们听见我要去了的话，大半惊住了，ECHO，不可以！
你再想想，不可以，你是这里的人了，要去那么远做什么，不行的——。“
我说，我仍会回来的，那些人不肯相信，只怕我一去不返？硬是要留下人的翅膀来。
其实在一九八五年之前，是不会永远离开群岛的，放下朋友容易，丢下亲人没有可能。五年之后请求捡骨，那时候心愿已了，何处也可成家，倒不一定要死守在这个地方了。
我通知马德里的朋友，夏天不必来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