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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时期
罗哲文老人至今保存着《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这份由他的老师梁思成组织清华建筑系师生编制的目录，共有四百五十多个条目，在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发给各路解放大军，成为部队在战火中保护文物的重要依据。
朱启钤曾经说过，历代宫室五百年一变。看来北京也是凶多吉少。梁思成从清华校务委员会出来，一枚炮弹就落在他身前不远处的小桥边。1949年的建筑学家们对古都北京的保护持普遍的悲观情绪。
只有梁思成胸有成竹，因为此前的1948年12月底，他已同中共有了接触。在张奚若带来的神秘客人的军事地图上，梁思成对北京重要文物建筑的位置作了明确的标注。解放军十三兵团政治部联络处的这位负责人，是梁思成在认识龚澎之后结识的第二位共产党人。就是这两位共产党人，决定了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灵归属。
194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平津前线指挥部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城问题的指示》电，要求攻城时“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曾为日本奈良免遭轰炸而亲赴美军指挥部的梁思成在默默等待。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大展宏图的时间不会遥远。
这是梁思成绘制的新北京规划图。绘制时间是1950年（？）。这幅图纸集中体现了梁思成“保护古城，另建新城”的整体思路。
北平解放后的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领导同志曾委托他组织清华营建系师生对北京规划进行研究。营建系的四位年轻教师程应铨、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成为梁思成的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此后梁思成和这四位年轻人频频出现在与北京城市建设有关的各种会议上，宣传呼吁城市规划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们经常同意见相左的人士，尤其是决策者争得面红耳赤，有人开玩笑说这四名骨干是梁思成的“四路野战军”。这个戏称在“文革”期间成为梁思成的“反党”罪名。
1950年2月，新中国成立不到半年，梁思成就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在这份《建议》中，他指出在旧城区内兴建政府中心的不可操作性：“第一，北京原来布局的系统和它的完整，正是今天不可能设置庞大工作中心区域的因素。”“第二，现代行政机构所需要的总面积至少要大过于旧日的皇城，还要保留若干发展余地。在城垣以内不可能寻出位置适当而又具有足够面积的地区。”而巨大的皇宫，又增加了机关之间的交通距离，降低了办事效率。显然，“政府机关的中间夹着一个重要的文化游览区，也是不便的。”同时，他还指出两种“解决办法”的缺限。第一个“办法”就是沿街筑高楼，对此，梁思成说：“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的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了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体形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第二个“办法”是“按中国原有的院落原则”兴建办公建筑，“虽略能同旧文物调和，办公楼屋亦得到安静，但这样的组织如保持合理的空地和交通比率，在内城地区分布起来，所用面积更大。”【1】梁思成这篇洋洋万言（？）的建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城外选择一片理想位置兴建新城，即能解决新旧城混杂带来的种种混乱，在建造时节省人力物力，又能保护古城，可谓一举三得。梁思成称之为“新旧两全”的安排。他为政府行政中心选择的“理想位置”，在“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
笔者在采访时，在北京市规划设计院档案库中意外发现一份由日本人设计的北平城规划图。日本规划师佐藤俊久和山崎桂一于1938年提出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草案，由伪建设总署于1941年3月颁布。这份制作于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之后的图纸，同样采用新旧城分开的原则。与后来梁思成的思路不谋而合，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所选择的新行政中心区，以颐和园佛香阁为标志点划出一条南北中轴线，其中轴线位置大约在今天的西四环一线。这不仅使新城区的正北方有了一座“靠山”，附合“背山面水”的风水理念，而且在新城中轴线上，利用了现成的水域（昆明湖和长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营造学社已经解散。梁思成南下昆明，在那里恢复了中国营造学社。加之这份图纸是日本人的绝密，梁思成不可能看到它。这份图纸除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占领中国的野心以外，验证了古城保护的某些基本原则。它的设计者XXXX亲自把这份图纸送到北京市规划设计院院长柯焕章手里。
百废待兴，各机关纷纷利用城内原有建筑办公，这似乎是使一个新兴的政权迅速运转起来的最简洁办法。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有许多古建筑被机关占用。
不同规划思想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古代城池与现代城市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对立——这才是北京这座三千年古城、八百年都城历史困惑的真正根源。城市在古代象征权力，城池的规制如同权力的等级一样有着明确的刻度，它随时可能成为他人的目标，因而防守成为城池的第一主题。在它的各种设施中，障碍，成为最重要的构成因素。而现代城市的主题则是舒适、畅通和高效，它取消了障碍的价值，因而，城墙壕堑终将被通衢大道取代，它们在劫难逃。
在古老的北京刚刚开始转型的时候，朱启钤曾做过一些努力。但那仅仅是个开始。梁思成站立在新旧北京的交叉点上。大匠的困惑也是整座城市的困惑。他试图用在旧城之外另建新城的办法，回避这个矛盾。但是八百年的腥风血雨都未能涂改这条中轴线，永恒的中轴线必将成为新历史的见证人。
领袖在登上天安门城楼时，说他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苏联专家说，北京应该发展成一个工业大城市，要提高工人阶级人口的百分比。梁思成说，我们将来认识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贵，在这一点上，我要对你进行长期的说服。50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行政中心区最终在中轴线两翼展开，而古城墙的命运，此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天安门的意义转型
清代顺治皇帝第一次进入北京时，天安门城台上的城楼已经毁于炮火，只剩下了光秃秃的五个门洞。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清世祖福临下令重建皇城正门，并将这座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承天门，改名为“天安门”。
三个世纪以后的1949年，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即将在北京建立时，天安门城楼依然是遍体鳞伤，在整理城楼时，还在XX上发现了三颗未爆炸的炮弹，从弹体上的英文字母，可以准确地推断它们是八国联军在庚子年送来的“礼物”。
实用美术家张仃在这一年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住进中南海，他的主要任务有：勤政殿和怀仁堂的装饰设计、首届政协会场和会徽的设计，以及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设计。此后，他又参与了国徽的设计。在他的国徽设计方案中，果断地将天安门城楼作为国徽的主要构图。
人们通常认为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国徽的设计者。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终于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张仃领导的中央美院设计组的这一国徽设计方案在一开始就得到以林徽因、梁思成为首的清华大学设计组的反对。这是林徽因、梁思成等写于1949年10月23日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在这份说明中，他们制定了以璧（或瑗）为主体的国徽设计方案，而坚决反对张仃以天安门为主要构图的方案。反对的理由之一，是他们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不能用作新中国的国徽。
与后来的天安门不同，最早的“承天门”， 不过是一座黄瓦飞檐三层楼式的五孔木牌坊，牌坊正中悬挂的匾额上，书写着“承天之门”四个字，暗示着门内的这个朝廷“受命于天”的合法性，理应万世为尊。
清朝初年建造的天安门，城楼殿宇面阔九间，进深五间，象征着帝王的九五之尊。皇帝率兵亲征，要在天安门颁诏、祭旗，以求马到成功；凯旋归来，则从天安门中门入城，以示社稷安固。这座城楼上出现的每一幅图景，都关涉着宫廷深处的风雨波澜。
1900年，八国联军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以表达他们的“成就感”，以及对这个末世王朝的蔑视。十三年后的又一场阅兵式的主人是已经窃得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一场突如其来的雨，使得这个仪式刚刚开始就草草收场，就像不久之后由这位“洪宪皇帝”主演的闹剧。
天安门虽然曾是封建帝王们展示权力的舞台，但是它同时是爱国民主运动的发生地。它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及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的见证者。
张仃参与了对天安门的第一次设计装饰。有材料说，天安门的装饰设计，是由两个名为肖野和森茂的日本人完成的。笔者在采访中，认定这一说法并不能成立。这一设计由当时中央美院及其所属的美术供应社完成，张仃是天安门装饰设计的主要创意者。他提出了城台正中门洞的上方悬挂毛泽东同志巨幅画像，将中国传统的对联加以变化，以横幅的方式排列左右，在城楼上悬挂大红宫灯的设想，以突出天安门的革命主题和喜庆气氛。
张仃在他的《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中坚持认为它是“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对这座古老城门内含的这一解读，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
1950年6月，国徽设计稿正式定稿。天安门这一位于北京城市横纵中轴线交叉点上的古老建筑，这一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城门，从此成为新中国的象征性标志，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涂抹不掉的精神图腾。
开国初年对天安门的装饰虽然算不上一次大的改造，但却完成了它的意义转型，使它由帝王统治的象征变为人民民主的象征。
1959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天安门广场进行扩建改造，
广场改造
北平解放后的行政区划中，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城墙，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1949年，北平第七区区长沈勃到任第三天，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眼中的广场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昔日的皇家禁地已经破败不堪。
民国成立后，天安门广场就开始对公众开放。这张照片（图23）为我们留下了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天安门的景象。东西两侧千步廊的远端，天安门和两边的华表清晰可见。广场空旷无人，只有几只羊在啃着砖地缝隙中的杂草。
第二年，广场的景象就发生了变化。千步廊被拆除，百臣上朝的场面消失之后，与之相关的布景和道具也随之不见踪迹。寻常百姓的身影出现在广场上，象征着皇权的消解。正因内务总长朱启钤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第一次改造，爆发于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
禁锢瓦解了，混乱随之开始。从天安门广场的处境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状况。仅仅30年时间，这座布局端庄的广场就沦为肮脏荒凉的原野。
开国大典前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整个广场已被清扫一新。从开国大典的新闻纪录片中，我们大抵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当时的形貌——广场北起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南到中华门，东西南三面都有围墙，仿佛一座巨大的院落，长安街上的左右两门依然完好无损——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在1952年被同时拆除，它们的拆除引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强烈不满。
1958年，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建。三年前，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就已经成立了以张 、陈干为负责人的规划工作组，并在苏联专家格？阿？阿谢也夫的指导下对广场进行规划设计。这次改建的主要内容包括：拆除中华门，使广场范围向南扩展到正阳门下，为迎接建国十周年而兴建的“十大建筑”中，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被选定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建设，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已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