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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
有识之徒驳之曰:“我朝(清王朝)开国以来,教养兼尽,上何尝愚之,下何尝受愚!且二千年自汉迄今,其间圣君贤相三才又作”三材“。中国古代哲学术语。①指天、地、人,,理学名儒,不可殚述;樊椎谓其梏梦桎魂,酣嬉怡悦,束缚践踏,若牛马莓苔,目中固无千古矣。不知其祖宗,亦在二千年内也。樊椎不产于空桑,安得出此丧心病狂之论。”
有识之徒头就是“我朝”,接着就是“圣君贤相”,在那个时代,这些话都是牛魔王的钢鞭,小民很难招架。
樊椎先生建议曰:“是故愿吾皇纵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极,虽有目前,一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驾何所,蹑天无能,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
这一下有识之徒抓住小辫子,一脸忠贞学出笼,苏舆先生号曰:“天子诏命,岂臣下所敢戏拟,况此等大逆无道之言乎?国典具在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19世纪70年代参加民粹主义运,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蔽其辜。”
有识之徒的最大特征是一头栽到酱缸里,然后靠祭“国法”以撒绊马索。所谓“天子”也者,指的是载湉先生,不久就断了尊气,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未死的活天子博仪先生在当图书馆管理员,大概可以帮一下忙,把泡到酱缸的尊头拉出来。
樊椎先生提倡民主,曰:“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穷极生变,郁极生智。”
有识之徒连民主也受不了,大怒曰:“治天下者,大权不可以旁落,况下移民乎?所直通者,惟上下之怀耳。樊椎贵人人有自主之权明嘉靖刻本、万历刊本、影印宋刻本及新版排印本。,将人人各以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樊椎谓可以一其心,吾谓实亿万其心也。此则亡且益速,又焉能起而救之。泰西国固多民主,然法国议院朋党蜂起,卒为国祸,在泰西国且不可行矣。樊椎日穷极生变,郁极生智,推其意直欲以我列圣以来乾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其斯以为智欤?真汉奸之尤哉!”
一谈民主,就拉上法国,这是偶尔看见别人跌倒,自己就宁可泡在酱缸里,泡僵泡死,都不肯爬出来的奇异观念。俺泡在里头多舒服呀,你瞧呀,那小子连膝盖都跌破了呀。但最后仍忍耐不住,“汉奸”出口,这和“干你娘”有点差不多,盖非如此拉大嗓门,唾沫四溅,便觉得赢不了也。
樊椎先生曰:“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
有识之徒跳高兼捶胸曰:“尊卑贵贱,有一定之分。法律条例,有不易之经。樊椎公然敢以猥鄙恶劣谬乱字样,诋毁我列圣典章制度,毫无忌惮诡辩派希腊文Sophistes(智者派)的另一意译。,其狂悖实千古未有。且明言泰西是效,何必再言用孔子纪年,直曰以耶稣纪年可耳。”
夫有识之徒习惯于尊卑贵贱,习惯于奴才生涯。不要说樊椎先生对他木法度,便是上帝对他也木法度。至由“孔子纪元”推演成“耶稣纪年”,也是有识之徒特有的逻辑,盖“列圣”把他弄得迷迷糊糊,偶尔有人拨开他的眼皮,万物都是新的,他怎能受得了哉,他怎能受得了哉?
只鼓励安分
孙观汉先生在他的《关怀与爱心》(载《菜园怀台杂思》)中,介绍他初到美国时的一件事。那天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他在日记中写曰:“一对航空系教授夫妇,刚认识我,就领我找房子,请我去吃饭,友善地教我吃饭时的仪貌,并且还驾车十多英里外的火车站和暂住的青年会,亲手搬拿行李。当我感谢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他们该做的事,他们说如果他们到了中国,大家一定会同样地帮助他们。”
真是运气,这位航空系教授幸亏没有到了中国,否则就会知道他把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估计过高。不要说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就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以台湾大学堂为例吧,试问一声,有哪位教习肯为异乡学生跑去提行李的乎哉?不要说跑来跑去提行李,就是出门给学生叫辆计程车恐怕都没人干,盖那有伤他阁下的尊严身份也。而且,即令他这么做啦,招来的评论也是可怕的:咦,他想走外线,发洋财呀。真是一辈子都洗不清。于是乎,酱缸蛆林立,自己没有灵性,也不允许别人有灵性,对有灵性的人,又急又气,又恨又忌,不仅是看不惯而已,还要恼羞成怒,群起而挤之矣;即令不挤,冷漠以待之总可以吧。众酱缸蛆聚在一起,过着意淫式的快活日子,这个社会就只好关着门窝里烂。
儒家学派似乎是一种势利眼主义,只鼓励安分守己,只鼓励向权势屈膝,只鼓励自私自利,而从不鼓励侠义和其他任何一种属灵的情操。连对人的衡量都是用“官”来作标准的。《礼记·檀弓篇》上曰:“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则以父兄之命。”仕,官也;税,送礼也。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当上了官,他在家庭中就没有地位,连给朋友送点礼物都没资格,一定要送的话,必须说是爸爸哥哥教送的(大概说妈妈教送的都不行)。这种势利眼主义,在圣人的大力推销之下,不但获得了理论的根据,更深入了骨肉之间,有钱有权的,就有说不完的理和享不尽的福。侠义和灵性往往弄不到钱和权,怎不被人轻视欤?所以董仲舒先生把他的学生一一介绍出去当官后,大家感恩之余,才一致尊之为“圣人‘——咦,这就是儒家学派眼目中”圣人“的定义。有办法做官抓钱的就是圣人,没办法做官抓钱,只不过不识时务的呆头鹅。帮帮异乡学生拿行李,既帮不出官,也帮不出钱,自然没人肯伸尊手。即令有人肯伸尊手,别人也会认为内情复杂,咬定他有钱和官的好处,绝不咬定他有灵性。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群,都是有势利眼的,但也只有中国的势利眼被尊为“圣人”。司马迁先生为了救那可怜的李陵先生,就曾经被这种势利眼主义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分,前,害得受到人间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羞辱。
司马迁先生受的最大痛苦和最大羞辱,是狗娘养发明的“腐刑”。腐刑者,割掉生殖器之刑也。呜呼,中国人的祖先怎么会发明这阴狠刑罚的,真是中华民族万世都洗不掉的污点。割掉生殖器固难以忍受,而更难以忍受的是开割时心灵上的伤害,把手脚像阉猪一样绑起,用绳子捆到木架上;剥光了衣服,然后一顿暴打。司马迁先生所以受这种苦刑,不过是他在刘彻先生向他问及对李陵先生投降匈奴的意见时,他没有昧着良心做顺调分子,反而为李陵先生说几句公道的话而已。刘彻先生这个大淫棍,是个典型的畜生,既已打定了主意,还假兮兮问别人干啥?既问啦,有不同的意见,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竟然发起这么大的王八气。
当司马迁先生下狱时,依当时的法律,只要缴五斤黄金,就可从轻发落。可怜他阁下,做官做了三十年,却凑不出五斤黄金。而亲戚朋友一听说他坐了牢,一个个躲他像躲瘟疫,不要说帮助他几文啦,恐怕就是探望一下的人情镜头都没有。难道亲友中没有一个知交乎?用常情判断,一定有若干知交,只不过知交虽然知交,却没人敢跟政治气候和社会风俗习惯碰也。记得八年之前,一个朋友曾为这发表过感叹,他曰:“我如果是司马迁的朋友,我就倾家帮助他。”呜呼,他当然肯倾家帮助他,因为那已是两千年之前的事,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今天,他如果不缩脖子,才是真正的侠义情操。这不是说大家全都着成僵尸,而是说一个人必须有最大的灵性和最大的认识,才能跳出势利眼主义的酱缸。
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不知道各位读者老爷留意没有?大家伙一面希望他的臣民侠义千秋,为他死,为他亡,一面却又用暴力驱使臣民势利眼。结果是表面上侠义千秋第二国际的领袖和主要理论家之一。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而骨子里则一股劲势利眼。盖势利眼主义有排他性,和侠义情操不能和平共存也。君不见王允先生乎,此公是一代美女貂蝉女士的干爹,用计把董卓先生杀掉,暴尸三日。蔡邕先生因受过董卓先生的厚恩,前去抱着尸首痛哭。王允先生闻报,怒发冲冠。蔡邕先生那时正在编篡汉史,要求援司马迁先生之例,“黔首刖足”以便完成。你猜王允先生说啥,他曰:“从前刘彻不杀司马迁,遂使谤书传流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乱,不可令佞里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讥。”结果蔡邕先生被活活绞死。
王允先生把蔡邕先生栽赃为“佞臣”,把司马迁先生亘古杰作《史记》栽赃为“谤书”,已够混蛋啦(但也可看出,再受敬仰的人和再有价值的作品,都有酱缸蛆从心眼里不舒服),而更混蛋的是他一听蔡邕先生伏尸痛哭时说的那段话。那段话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赞,此何人敢独哭耶?”
可怕的人类渣滓
王允先生这段话,听起来颇有道理,但仔细一想,毛病就出来啦。这段话用到董卓先生身上可能真是如此,董卓先生不过是一个没有头脑而又不懂政治的土豪恶霸。一旦当了大官,掌了大权,就发昏第十一,以为靠他那股西凉兵团的武力,就可以把天都翻过来。他之结怨于士大夫,甚至结怨于小民,在意料之中。把他的尸首摆到大街之上,公开展览,自然大快人心。问题是,我们抛开董卓先生不谈,只谈王允先生这句话,就十分的不太对劲。盖哪一个当权分子在杀了他的对头后,不是“士民莫不称赞”乎?岳飞先生之死,当时固“士民莫不称赞”,袁崇焕先生之死,当时“士民莫不称赞”得恐怕更厉害。道理很简单,任何有权势的朋友再荒唐、再错误的行动,都有人攀缘而上,努力说顺耳朵的话也。如果只愿意听顺耳朵的话,结果一定培养出来势利眼主义。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搞战期间,制造沦陷区能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若干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尽矣,是非的标准,颠之倒之矣,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矣。唯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这几天晚上,我老人家肚胀得睡不着觉时,就看点闲书解闷。有一本《谈梦》,江苏省吴兴县曹家驹先生的大作也,全是明清之交时发生在吴兴的掌故,看了之后,我就更睡不着觉。明政府撤退到江南之后,天兴沦陷,大司马沈犹龙先生闲住在家,不忍亡国之痛,起义兵抗清,结果他失败啦;失败啦免不了家破人亡,男人被杀,妻子发配给满洲人为奴。对这位孤臣孽子,你猜曹家驹先生说啥,他曰:“夫司马(沈犹龙先生)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概其生平,不过巧宦,乃横桃大敌,远种祸根,贻累桑梓,不知何年始脱苦海,岂天故意生之,专以磨灭松人哉!”他阁下不痛恨敌人的屠杀,反而痛恨孤臣孽子的起义,反而嘲笑孤臣孽子是“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的“巧宦”,婊子养的。
除了沈犹龙先生,还有一批不甘屈辱的血性男儿,日谢尧文先生,曰顾咸正先生,曰刘公旦先生,曰董祐申先生,曰袁国楠先生,曰朱用枚先生,曰张谢石先生,日查刚先生,都是向撤退到江南的明王朝中央政府谋取联系的,结果事不机密,落到汉奸之手,“莫不骈首就戮,其余株连不可胜数”。对这一批爱国烈士,曹家驹先生也有评语,曰:“夫时方多事,觊非分之福,必招无妄之祸,颜氏家训所以有戒兵将也。”把缅怀家国、反抗异族的英雄豪杰,栽赃为“妄求非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