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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慧灯-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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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逖克峰先生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真正科,唱歌唱遍了全世界,每晚要美金二百元一场(读者沉着气,以防吓一跳)。张小姐音既咬不准,字又念不清,听得日本小姐们面色苍白,汗流如浆。张小姐好容易下台,又一女人扭扭而上,她又是何许人耶?告曰:“李小姐。”该雌唱的则是英文歌焉。呜呼,柏杨先生若是学的牙医,准可大发一笔横财,盖当时定有不少人掉了大牙也。然而最使人如丧考妣的,还不是她唱得美妙无双,而是当时聚会不过刚刚开始,李小姐却不管天塌地陷,“撒油拿拉”起来,东洋人无不大惊,以为要驱逐他们出境哩。这种最起码的社交常识都没有,真应上吊一次,以谢国人。
  聚会到了此时,大家全都受不住啦,幸而天无绝人之路,有人推荐记者之家驻唱歌星隽玉琴小姐登台。隽小姐唱了两支中国歌:《梦里相思》、《绿岛小夜曲》,场中方才鸦雀无声,落下一根针都听得见。唱毕掌声如雷,逖克峰先生急要求介绍和隽小姐相识,对她的音色之美、音量之广,有深刻印象。并如获至宝曰:“日本流行的正是这种歌曲,中国是一个音乐国土。”在座的中国人闻之,心情稍快,我想张小姐也好,李小姐也好,多少都会有点屁眼痛。
  想不到,刚刚正常了的气氛,又被一个异军突起的女人搞了个一团糟。该女人贸贸而出,直奔台上,也唱起英文歌焉,询之左右邻座,答云:“洪小姐是也。”听说该雌和前张、李二雌出身差不多,都是演话剧、电影的。洪小姐的英文歌,中外人士,无一人能听得懂,小说家上官湖露先生,立予七字之评,曰:“荒腔走板不协调”。尤其要命的是,在最最紧要关头,硬是漏了一段,全体听众乃大乐。她在猛唱时,脚下还猛动,东洋人甚奇之,纷纷加以研究。说她是打拍子乎?并不合拍子;说她是发了羊癫风乎?又不像是羊癫风。历史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是一个谜,此事只好成为千古疑案矣。
  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中日两国艺人的聚会,被三个女人各献其宝,无论主人和客人,几乎要痛哭流涕,盖中华民族自尊心丧失到如此程度性。提出思想发展三阶段说,认为任何知识的发展都先后经,诚大出东洋大人意料之外。
  然而不能该三雌专美于前,别的人也照样露了一手,忽然有个家伙提议泉京子小姐唱上一段,这真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戏弄,充分显示出中国人茫茫然的特点。咦!假使说他是恶意的,那对东方歌舞团是一种侮辱;假如说他是善意的,那说明他的无知——反正无论哪一点都不能使中国人光彩。盖东方歌舞团以逖克峰先生为台柱,且逖克峰先生又是低音歌手,戏院老板把比排骨还瘦的京泉子小姐硬捧成肉弹,是生意眼而已。实际上她既不会歌,也不大会舞,她唯一的特点有二:一是曾演过电影,二是个子高一些。等于柏杨先生和斯义桂先生组团去美国淘金,洋大人能先教柏杨先生唱一段乎?柏杨先生又敢去唱一段乎?反转过来,如果玛丽莲·梦露小姐和平克劳斯贝先生组团来华,盛大欢迎会上,我们总不能先请玛小姐唱上一段也。
  于是,京泉子小姐死也不肯登台,拉拉扯扯,结果还是另选了一位中国小姐,而那小姐登台唱的啥?曰:又是日文歌。呜呼,柏杨先生当时便老泪纵横,盖如今才发现日本这个国家为啥没有前途,而我们迄今仍为四强之一的缘故。
  十月十日那一天下午四时左右,台北衡阳街曾有一场令人流汗的镜头,一位韩国人买东西,店员胁肩谄笑,大讲其日本之话。韩国人以中国话告之曰:“你是中国人直接呈现说又称”内在说“。新实在论者的认识论学说。,为什么讲日本话?我会中国话,请讲中国话,好不好?”当时在场停足围观的人很多,反应的嘴胜各异:瞠目不知所云者有之,敬佩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毫无惭愧、以该韩国人有神经病者有之。呜呼,盛哉。
  若干年前,柏杨先生曾陪同过日本老友,参观某家工厂,厂老板屁股朝天之余,大讲他的设备如何进步,而且“亚洲第一”。东洋人诧曰:“看你们的机器全是俺日本制的呀!”老板又吹他的工程师到过美国、日本深造,甚为得意,东洋人又诧曰:“你们既这也进步,那也进步,难道连一个深造的学堂都没有,必须到外国跑一趟?”柏杨先生急得乱跳脚。无他,深知洋大人既不吃中国的饭,便不必装糊涂,而敢于揭疮疤。他讲过溜之,留下柏杨先生,何以抵挡该厂老板的迁怒耶?
  至此,你说吧,这个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天天讲孔孟的中国,到底是个啥国?伫款一元以待,诚征答案,如张、李、洪三小姐应征,则奖金倍增,以资鼓励。
  用啥交流
  我们整天在叫和外国文化交流,用啥文化交流乎?积五十年之经验,知法宝有二:一是把古董运到外国展览展览,让洋大人知道中国人的祖宗如何如何了不起;二是花几万元买一部二十四史送之。这大概是一种以量取胜之意,嗨,你看,当我们中国大圣人孔丘先生在陈国饿得两眼发黑时,你们还在那里茹毛饮血哩。
  此二法宝,似乎应归类于破落户心理,盖现代的既“巴尾提豆腐,提不起来”,只好提“想当年”矣。古董搬来搬去,真有啥意义乎?如果我是搬来搬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食其饭而忠其事,我可写出两大册书,以证明搬来搬去的重要性。而如今我是一个小民,便觉得搬来搬去,花了不少钱,其效果恐怕只耶稣知道。人家瞧起瞧不起,是看你现在搞的啥名堂,不是看你祖先搞的啥名堂。一个姓柳的犯了强奸罪,他向法官吹曰:“俺祖宗柳下惠,想当年连坐怀都不乱!”法官能肃然起敬,下来跟他握手,请他喝一盅乎?
  清王朝光绪年间,柏杨先生年轻力壮,一天因为赶路,错过了店铺,下榻一庙宇之中,夜间风雪交加,忽闻山门处有二妇人相语。一人曰:“我结婚时,凤冠霞帔,流水席开了三千桌。”一人曰:“我出嫁时也差不多,嫁妆便摆了五条街,每个箱子里都装着四个金元宝。”柏杨先生天生地势利眼,一听此言,知二妇来头非凡,急披衣下床,索灯索火,准备前往说几句马屁之话,以结后缘。却不料竟是两个老女乞丐,大为扫兴。寺僧知我夜起,赶来问讯,我曰:“你紧张啥,我不过拉屎啦。”寺僧肃然曰:“公子真不同凡品,夜行必烛,将来定卜大贵。”我因没有大贵之故,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
  可是,每逢我听说有古董出国,或赠人家一部影印的二十四史,便不由想起当年盛举。便是洋大人看得懂二十四史,便是洋大人很起敬翻刻本,参校《正谊堂丛书》中的《张横渠集》等,出版校,起敬之余,恐怕也哑然失笑,笑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子孙太窝囊也。呜呼,一切都在于“古”,现代的东西啥都没啥。山门外那两位,若不是丐妇而是贵妇,衣服华丽,腰缠万贯,在美国既有房屋又有存款,则即令她们当年结婚时是披麻包片,满身虱子,柏杨先生也会去胁肩谄笑,何致享我的掉头不顾哉。
  问题还在于送他的那些二十四史、二十五史,有几个人看得懂?就是想敬都敬不起来。美、德、法、英,还有一二汉学家,可能翻阅一下,其他那些芸芸众生和芸芸众国,恐怕送了去不过往墙角一堆,供蠹虫便饭之用而已也。
  专送给人家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能普遍了解的东西,也是一奇,不可不大特书以志之,以便后人有凭有据地哀悼。
  电影之癌
  当《西施》在台北上演时,被其伟大的广告搞得心中奇痒,也挤着去看,看到一半,觉得似乎有些别扭,说不出哪里别扭,但别扭却是定了的,好像身上忽然长了风湿疙瘩,不抓不行,抓又不知道应从何处下手。那一天大概天作之合,身边恰坐着一位政治大学堂教习,我把我的异样感觉告诉了他,他呻吟曰:“你指的莫非他们说话的腔调乎?”我拍大腿曰:“对啦,对啦。”教习先生叹曰:“京戏腔是中国电影之癌,木法度。”
  呜呼,正是如此,教习一矢口的矣。任何一部电影,或任何一场话剧,只要是古装的,那就是说,演员只要穿上古装,京戏里那种特有的阴阳怪气,假兮兮的腔调,就自然而然地出了笼。《西施》导演李翰祥先生,大导演也,对这种腔调都束手无策,任其泛滥成灾,可见其锐不可当。
  据说当拍该片时,李翰祥先生曾向专家讨教过——在我们社会,三篇文章就是一个专家,当上三天官,掌上三天权,也是一个专家,不太值钱。同时李翰祥先生是不是真的有这份虚心,皮颇成疑问。但我们姑且假定他阁下讨教过了吧,“专家”的意思却是:一切跟着京戏走。于是古装的电影遂成了京戏的翻版。可庆幸的是,电影上还没有唱哩,如果男女主角也像《梁山伯祝英台》的黄梅调,唱上一段:“看三军攻坚城杀声震天”,那就更可观啦。
  有人说,古时候的平民相互间对起话来,是什么腔调?没人知道。古时候君臣们在金銮宝殿上一问一答,又是什么腔调?也没人知道。唯一可以遵循的是京戏上的那一套。与其创作发明,返璞归真有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不如遵古炮制,省事省力。这话说来固有道理,但却是酱缸道理。京戏是典型的象征派,一根马鞭等于一匹马,耳旁挂条黑布等于一个鬼魂,走着走着,忽然一跳,等于过了一个门限,在台上兜两个圈子,等于从西凉国到了长安城,难道偏偏那些假兮兮的腔调,是写实的乎?
  中国语言不能合一,是中国语言文字最大的缺点,“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所提倡的是文字迁就语言,而京戏里则是语言迁就文字。文字迁就语言,有白话文的产生;语言迁就文字,就成了京戏里那种特有的调门矣。
  中国文学自从用文言文写,遂处处都是文言文,码头工人骂大街用的是文言文,一男一女挤在被窝里谈恋爱,软声昵语,也用的是文言语,好像中国人说起话来,就这股他娘的怪腔。问题是,再大再久的反动力量,都不能把真理斲丧馨尽,有些地方,甚至在最严肃的上皇帝奏章中,白话文也往外冒,像遇到大狱时,犯人的供词,固全是白话文也。京戏里亦然,腔调也有两种,一种是特有的阴阳怪气,一种则是平常日子人们说的真话。
  “戏”之所以为戏,是经过再创作的。如果把戏拿到人生中间,笑话就大啦。试想一想,朋友中有人说话时用的是坐在金銮殿上那种君臣道白,真能把人搞得发疯。电影固然是戏列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的继承者、捍卫者。1888年,但那是电影戏,而不是京戏,京戏阴阳怪气的腔调是京戏的特征,观众欣赏这种特征,如果搬到电影上,搬到话剧上,就难以下咽,如果腔调可搬,则马鞭也可搬矣,走着一跳也可搬矣。
  记得前年看了一场《白蛇传》,女主角白蛇上天盗仙草时,大战群仙,那场大战竟然也是京戏搬家,只听“匡匡匡匡”,然后声停人止,立刻摆了个架势,面对观众,像呆头鹅一样,呆在那里,以候第二阵“匡匡匡匡”。这种打法,是京戏打法,不应是电影打法。导演先生原封不动搬到电影上,岂他阁下的大脑少了一根筋乎?抑该大脑太过于尊贵,不敢动用乎?
  电影也好,话剧也好,一旦套上京戏里阴阳怪气假兮兮的枷锁,就一天不能有起色,更不要说起飞啦。《西施》据宣传说是起飞的影片,我看它恐怕是起飞不了,起飞是要靠自己的,靠闭着眼吹大牛决起不了飞,靠观众身上的鸡皮疙瘩也起不了飞。
  《西施》这种别扭,不是它单独有的,乃一种通病,不过欲振乏力罢啦。希望李翰祥先生也好,或其他导演先生也好作有《文章达德纲领》、《惺窝文集》等。,能有勇气开刀,把这癌割掉,以一个新面目跟观众见面,不要再套啦,创作才出英雄。
  龙门客栈
  柏杨先生所以不看中国片,主要的是受不了中国片的“瘟”,不但电影如此,话剧更是如此。各位读者老爷如果心脏正常,不妨看看台湾电视公司的“国语电视剧”,定可看出不少见识,实在是废话多,废动作多,装腔作势多,哭多,笑多,发表宣言多,登台致训词多。非常抱歉,我们只能原则上这么说,可不能举例,盖举例有挨揍的危机——而且这也不是某一个剧的毛病。一个剧少则三十分钟,多则一个小时,在这短得要命的时间,要浓缩出一个主题,应该是要紧的话都说不完才对,怎么都想不通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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