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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百川就把史方明约到了办公室，由于两个人关系一直很好，程书记又当过史方明的领导，年纪也比史方明大8岁，虽然现在同是一把手，史方明仍然把程书记当作老领导老大哥对待。程百川对史方明也向来有啥说啥，从不遮遮掩掩。他递给史方明一篇新华社传真来的稿件，史方明一看到《大鸟足球风波》的大标题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大鸟足球是在大鸟市市长滥施行政，硬性摊派的情况下搞起来的，因此引起了酒厂工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市长办足球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自己，搞亮点工程。其追随者则借办足球之机大发横财，将上千万的国有资产洗进个人腰包。酒厂宁可拿出几千万迎合领导，也不肯出几十万解决下岗职工的疾苦。这种只唯上不唯下，只为官不为民的行为，必然激起民愤，球迷闹事就是民众发泄愤怨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已经在大鸟演变成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
看完传真件，史方明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内参是专供中央高层领导参阅的内部刊物，上了内参就等于上了被审查被弹劾的名单，说不定哪位领导一句话或个批示，自己就被免职了，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他承认自己有个人功利的思想倾向和做法上的不妥，但总不至于闹到砸汽车、静坐请愿、上内参的份儿吧！他感到委屈、沮丧和失落，无奈地摇了两下头，难过地将传真件还给了程书记。程书记的心情也不好，他了解史方明不是那种好出风头爱做表面文章的人，他搞足球的想法事前曾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是同意的。他相信史方明的动机和做法是为了拉动城市经济，倒是有人想利用足球把大鸟搞乱，乱中夺权。他隐约感到，足球下掩盖着一场斗争。
程百川严肃而坦诚地对史方明说：“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内参的事已经通过省委宣传部给新华社打过电话，市委宣传部部长也和记者站的那位记者沟通过了，稿件已经撤了下来。但这件事的复杂性和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据那个记者讲，他虽不是受人之托，但却有人主动向他提供情况。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足球的事，我认为球迷闹事与下岗职工请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工人下岗的事在没办足球前就存在了，并非足球之过。所以足球风波和下岗工人静坐请愿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群众对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不满，以及对分配不公所做出的反应。这些年来，处在急剧发展变化的社会转型期里的我们，为了提速经济发展，注意力都偏重到效率和激励机制上了，而对公平和公正却忽视了。再一点就是人为因素，年底政府换届前，是一个敏感的政治活动期，一些人总要借助可以利用的事端进行非组织活动，因此不排除政府中的人，甚至我们班子中的人借题发挥，小题大做，唯恐天下不乱。”
听程书记说到这里，史方明很感动，他顺便把广告代理的事讲了一下。
程书记说：“关于这件事纪委了解过了，与你和商信没有关系。但足球风波你要记取教训。你不应该亲自到酒厂的董事会去游说，这样做就给人留下口实，说你强加于人也好、变向摊派也好都不为过。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在社会转型阶段，企业有求于政府的方面还很多，即使在改制后，酒厂也不敢驳市长的面子，虽说是决定权在董事会，但出了问题，却可以往你身上一推了之。”
程书记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像是对史方明也像是对自己说：“我们还真要注意到这一点啊！我们在计划体制下垂直领导惯了，再加上当领导的时间一长，养成了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不爱听不同意见的毛病，我们如果被这种惯性裹挟下去，不但好心办不成好事，而且会给企业，甚至整个大鸟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接着程百川话题一转，十分气愤地说：“上次歌厅小姐的事我要求公安局认真查一查，是不是有人指使她干的？一开始回话说是认错人了，再往下查又说找不到人了。为这事我严肃批评了公安局，像这样的事都可以稀里糊涂不了了之的话，我们还怎么干工作？大鸟的风气将会变成什么样？这件事刚过，就又有人告你广告代理的事。这种事，你不查就会助长歪风邪气，可你要调查起来空口无凭很难对证。所以，我看是有人故意用这种手段抢在换届前把水搅混。这场斗争，从我们打击赌博就开始激化了，毕竟是切身利益之争嘛！我也想好了，虽然离退休不到半年，我也要在位一天就跟他们斗一天！”讲到这里，程书记又将话锋一转，面带微笑地嘱咐史方明：“回家可不能跟商丽再吵了，吵翻了还得我跟你黄姐去劝，又给我添麻烦。另外这件事的起因不在商丽，如果你不当市长，不搞足球，也就不会有这些事嘛！”
史方明点了两下头，说：“今天你不找我，我也准备找你汇报一件事。据《司法报》记者萧宁反映，那个黑哨裁判在她采访前良心发现，主动将受贿的30万元钱全部退给了足协。由于足协与这个裁判有约在先，所以没有公开报道此事。萧宁了解到，向这个裁判行贿30万的就是大鸟当地的赌球庄家，这个庄家十有八九和鱼盘街一带的赌球团伙有关，所以我觉得引发球迷闹事的幕后黑手很可能就是这帮赌球团伙！”
程百川说：“我找你的第二件事正要是研究一下打赌问题。我想咱俩碰头后，就通知公安局长们来研究一下，你看怎么样？”史方明表示同意。
很快，公安局长们来到了市府会议室，程百川和史方明先听取了公安局长陈明理关于打击赌球方面的情况汇报。陈明理说：“在鱼盘街端掉”万盈“后，我们把重点转向了对足球从业者的调查。据我们了解，大鸟队的球员确实有参与赌球的。但我们在取证时遇到了困难。俱乐部对球员赌球非常气愤，也大体知道哪几个人赌球，但让他们协同配合时又顾虑重重。他们一怕媒体嚗光后，把队伍搞垮了，把主场观众气跑了；二怕拿不到真凭实据，原告成了被告，杀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从侦查情况看，打击赌球也比打击其他赌博活动要难很多，因为赌球并非聚赌，赌球者与庄家代理都是单线联系，现金交割不在现场，庄家也不留字据，这就给抓捕前的取证造成困难，弄不好就会打草惊蛇。打‘万盈’就是个例子。因此我们认为现在行动还成熟，需要进一步侦查取证，要动就一网打尽。”
史方明不同意陈明理的看法。他说：“我们在大鸟这样一个毗邻港澳的特殊地方打赌，不要指望一网打尽，一劳永逸，要准备打持久战。侦破赌球虽有难度，但与那些高智能犯罪的案例相比，还是要容易一些。如果我们明明已经看到了鱼盘街赌球成风还等下去，就会使群众误认为我们在纵容赌球，至少也是麻木无能和决心不大，庄家和赌徒会更加有恃无恐。”
程百川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认为赌球比其它赌博的危害性更大，其它赌博只是殃及个人和家庭，而赌球除了殃及个人和家庭外，还会殃及到众多球迷的利益，严重损害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彻底把中国足球和足球市场搞垮。因此对赌球必须严打，而且要快，要迅速将鱼盘街一带的赌球窝点端掉来敲山震虎，拉开大鸟全面打赌的序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还认为，球员赌球比运动员服用违禁药品要恶劣，因为服用违禁药品是违纪，但赌球是违法。因此打击足球从业者赌球的力度要加大，不能手软。宁可不办足球，也不能赌球。这就是我的态度，也是市委市府的态度。我想这个态度是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会得到广大市民支持的，尤其是赌球者的家属和亲友们更盼望我们这样做。既然方向对头，目标也有了，我们就可以立即行动，不必拖延。我建议把打击赌球的专项行动取名‘灭鼠行动’，‘灭鼠行动’明天就开始起动！”
第九章
痛下决心不搞足球的胡天，急不可耐地寻找接收大鸟足球队的下家，但是在比赛进行中找到一个下家谈何容易！这时胡天想到商信，便邀商信到车友俱乐部吃个饭。他除了让老同学帮他找个买家外，也想顺便问问进口油的事进展怎么样？因为他俩也算是这担油生意的合伙人之一，办成之后是可以分到红利的。
这担油生意是去年底几个加油站的小老板在车友俱乐部的饭桌上侃出来的。当时他们看到来俱乐部消费的有车族越来越多，便想利用这个平台多拉些固定客户。他们把想法一说，甫贵很赞同。经过商量，决定联合11家油站作为俱乐部的指定加油站，凡在指定油站加油的客户，在俱乐部消费可以打折。这招果然奏效，去指定油站加油的车辆很快多了起来，当然到俱乐部消费的会员也明显增多，甫贵和这11家油站都乐此不疲。
但是好景不长，大鸟市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油荒”。刚红火了两个月的11家油站便开始了“门前冷落车马稀”，到俱乐部消费的会员随之减少了很多。靠油吃饭的油站，一旦断了油源就等于没了生计。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11家小老板聚在俱乐部商讨对策，一连商量了几天也无计可施。甫贵问他们可有什么办法能走出困境？一位小老板说办法倒有，就是找不到关系。甫贵让他说说看。小老板说：“缺油是全国性的，为了解决油荒，增加战略石油储备，国家最近又批准了12家公司可以进口石油，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这些公司搞计划外的油。但这样办很难，一是咱们不认识这些公司，二是认识一般的公司也不行，必须是有背景的大公司才行。”
甫贵点头沉思了一下说：“我帮你们打听一下，看我认识的人里有没有能行的。”
一周后，甫贵带来了好消息，甫贵说：“我们澳门总公司的老板跟澳门华星集团的董事长很熟，他们都和史市长见过面。据老板讲，华星不但有石油经营权，而且是国家部委直属的驻外经贸机构，完全符合你们说的条件。老板跟华星说了之后，华星起初不想做，他们说搞油的圈子里太乱，后来老板又通过华星的前任董事长帮忙他们才答应下来。但前提条件必须是当地政府指定的可靠公司来谈，不要中介。签约后就要支付订金，等到中石油办理购油手续时，还必须提供三千万以上的存款证明，并保证按时支付购油款，否则他们也不能保证拿到油，上述条件如能做到才可以谈判签约。”
恒跃公司是大鸟市少数几个有石油经营权的企业，总经理白绍斌在第一时间里就得到了消息，他马上从网上查到华星集团的背景资料，接着又通过朋友了解核实了一番，华星的确是国家部委的一个驻外经贸机构，总部设在澳门。白绍斌根据他的经验，如果能和华星这样的集团公司合作，真是天赐良机，不可放过。白绍斌向公司领导汇报后，领导也表示同意干，但要求他最大限度地降低恒跃公司的风险。白绍斌想，规避风险的最佳办法是减少前期的投入，也就是少打订金，让大家把风险共担起来。白绍斌通过商信让甫贵把11家油站的小老板召集到了俱乐部，他自己又找来了9家，大家经过商量，除了四家退出外，其余16家都愿意各出23万，恒跃公司出260万，共计628万订金就这样凑齐了。很快，以白绍斌为首的谈判组奔赴澳门。由于合同内容早在来澳门前就协商好了，所以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律师只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了一些情况后，也就同意签约了。
甫贵牵线搭桥谈成这笔生意后，使他在大鸟的认知度提升了不少，在圈子里被认为是一个有关系有办法的人。胡天转让俱乐部想托付的人中自然少不了甫贵。数天后，胡天托付联系的人都反馈来了信息，除甫贵外，其他的都不行，最好的信息也要等到今年底明年初再说。
甫贵帮胡天联系的那个想接手足球的企业，正是纪三同的企日公司。
甫贵对胡天说：“企日公司是一家颇有实力的房地产公司，他们急于想在大鸟接到工程，公司的老总很喜欢足球，表示现在就可以谈。但他们的条件也很明确，希望大鸟市能把河滩口的房地产项目包给他们，如果他们拿到了这个项目，接手球队就是搂草打兔子的事了。‘企日’表示，到时候不但把利润投向足球，而且还要在大鸟科技开发区投资一个数字芯片厂。”
胡天对企日公司提出的条件表示理解，在商言商嘛！虽然这是一个“借鸡生蛋”的方案，但从交换条件上看还是可行的。再者说，现在大鸟那么多家的房地产公司都在争河滩口项目，可哪一家能做到“企日”这样？全他妈的是暗箱操做，偷着赚共产党的钱。要说这帮地产商可比足球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