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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三十岁不到的年龄成为一个主任级的首席记者，享受科级的待遇，也是他的作用。
岳父大人意味深长的说：“有个事我一直没和你说过。我和你们老总有很深的交情，所以有我在，你的未来和前途基本上是有保证的，但是人脉是我给你搭的，路却要你自己走。你还年轻，政治上太不成熟。就拿炎庄的这件事来说，你做到现在已经很好了，再往下做，就有点张狂了，一个事情之所以存在，是有其理由和原因的，你可以发现这个事情，但是要想动摇能够支持这个事物存在的力量，你必须自己也要有这个力量，如果没有，我奉劝你一句，要稳打稳扎，冒进是不对的，冲动是有害的。”那天下午，我看着坐在价值三万多元的真皮沙发上的安副局长，突然觉得我似乎是在和一个很陌生很程式化的人在说话，这不像是应该和我有骨肉深情的人，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我生活中经常见到的那种人。
“你是记者，学的是中文，但不是经济，有些词我想你可能不懂，比如什么叫最大的利润空间，什么叫新的经济增长点，什么叫资源的最大化使用，而把这几个词结合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和作用你更是没有想过。你们是以文为生的人，你们只喜欢望文生义，但是看不到文字后面的东西，炎庄的私煤能够存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炎庄这个小康村能有今天，当然也不是文字就能体现出来的，而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一个村委会可以利用资源的转让迅速走向富裕之路？这里面的奥秘你不清楚，也没有真正的调查清楚，所以我要说，你发现了一个事情，但是对事情的本质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在这个时候，你是不适合再做这个报道了，再做下去，冲动会取代理智，情绪化会取代稳定的局面，是有害的，也是不利的。”
我岳父说完这些话开始喝茶，而且已经有些闭目养神的架式了，我知道，他这是在告诉我，谈话已经结束了，尽管他的这些话几乎和没说一样，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但是他已经明确了态度，我不能再插手此事。现在，他需要休息而我需要的是识趣的离开，然后按照他说的话去做了。
我喝了一口茶，一句话脱口而出：“爸爸，我听说从市里到县里、村里，很多领导都拥有这些私煤矿的股份，人们管这个叫风险股，我不知你听说过这件事吗？”岳父大人本已经闭上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他愣愣的看着我片刻，突然很暴怒的哼了一声：“那是胡说！”将茶杯在桌上重重的一顿，茶也不喝了，起身走了。
当天晚上，我重新整理了一下搜集到的资料，我已经决定了，再写一份内参报上去，说明一下这里存在的更复杂的情况，我给老总打电话请示，但他关机了，办公室也没人接，无所谓，反正明天肯定会碰上他。我把材料都翻出来，刚要动笔的时候接到了萧石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在炎庄的赤土沟。
我很诧异，问他在那干什么？萧石难以抑制自己的喜悦说：“我又发现了新的线索。那些矿井根本没有封，他们在晚上开工，比以前干的还欢了。而且，这次我从摄影部借了一台机子，还拍了很多珍贵的照片，那些私煤矿的安全设施与做业条件太差了，光是这些照片，就够有说服力的了。还有件事更值得庆祝，我找到了一个证人，他愿意拿出证据，证明乡干部里有人吃了私煤矿的干股。”我对萧石说你太胡闹了，怎么这种事也不知我说一声，就私自去了。我要他马上回来。萧石求我说：“李哥。你别怪我，我看你一天都在开会，晚上还要去嫂子那吃饭，我就没叫你先去了。你让我再呆一晚上吧，反正我也没事。马上我的实习就结束了，这是我们俩人共同发现的新闻线索，我不想就这样放弃，你就当是帮我，让我跟着你把这个活干完吧。”我听了很感动，老实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这样执着的孩子是不多见的。我告诉他，今晚找个地方歇下，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明早我会过去，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带着老总一起过去。
那天晚上，我放下电话后，开始重新写那份内参，写了将近三个小时，已经晚上一点多了我才停笔，钻进被窝里刚把眼睛闭上，我家的电话就响了。
我拿起电话，睡意浓浓喂了一声。
电话是老总来的，他问我在哪？我说在家，他要我马上起床，去炎庄。我问他有什么事吗？老总是有事，而且是一个大事，炎庄有一个私煤矿塌方了，四个矿工被砸在里面，死了两个人。但是其中有一个死者被查明不是矿上的，他穿着矿上的衣服混进去的，他死的时候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照相机，这人经证实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实习生，叫萧石。
我赶到赤土沟的时候，小石头的尸体已经被往县医院。我赶到时看了他最后一眼，不，是尸体的最后一眼。他全身是土和煤，已经脏得不成样子，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照相机，也全是土和煤，煤矿塌方时一块石头正砸在了他的头顶，头盖骨当场粉碎，脸上血肉模糊，已经看不出从前的模样了。我掀起盖在他脸上的布，只看了一眼，医生就把我推开了，他说要往停尸间送了。
看着装着他尸体的车往停尸间推去，我感到我的心里空荡荡的，似乎我都要随他去了。几个小时前，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是人鬼殊途，如果我当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找他，如果我坚持要他等我来了再有所行动，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悔恨，难过，痛心，恐惧，还有深深的内疚与自责，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看着那车上被白布蒙着的他被推进了一个封闭的屋子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眼前一片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第二天晚上，把萧石的事处理完时，我来到了老总的办公室。
“胡闹，胡闹，”老总很恼怒的在屋里踱来踱去。“谁让他自己擅自行动的？谁批准的？谁眼看着这个悲剧在眼前发生却没有一点预防措施的？李文波，我要你回答我！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痛苦地说：“我那天晚上给您打过电话，但是您的所有联系方式都中断了。”老总不满的说：“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联系到我才造成的吗？你这是推泄责任吧？”我看着他，沉默着。
老总见我不说话，又有些激动了，他指着我的鼻子问道：“不是告诉你们撤出了吗？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为什么？”我直言不讳地说：“您在我们正在调查的越来越深入的时候让我们撤出来，这令大家的士气很受影响，我想萧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才决定自己去调查的，他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他太要强，也太想干出点成绩了。”“他也是个惹事精！”老总毫不客气的说：“就为这种少年人的英雄主义情怀，让他搭上了一条命，”老总长叹一口气：“可惜，多么年轻的一条生命啊！”他的语气突然一转：“但是你的责任是不容推拖的，你对我的处理意见不满，可以直说，也可以找有关的部门反应，但是你纵容手下的人，特别是一个实习的学生去做这么难度大的调查工作，造成这样的事故，你是首要的责任者，当然，对外要负全责的人还是我。从现在开始，我看你就停下一切工作吧。明天他父母从山西赶来，你和我要全程接待，这事是个麻烦事，很麻烦的。”我说：“那件事先放下，我只想知道，他这件事要怎么定性？他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接受人们的哀悼。”老总沉思片刻：“这是一次事故，一切的抚恤金由县里和事故责任人出，我们负责做好解释和安抚工作。”“事故？”我冷笑一声：“那他就是事故受害者了。也就是说，他的死就是一场和交通事故没什么两样的事了，对不对？”老总本来已经坐下，听到我的话又站了起来：“话不能这么说，他毕竟还是为了调查事情的真相而遇难的，但关键的是，一，他没请示，二，他没有经过批准，三，正因此他的所作所为，更多的还是个人行为的面大。”“他请示了。”我说：“他和我请示的。”“但是我没听到，还有一点你也别忘了，他也不是记者身份，他只是个实习生。”我生气的说：“是的，就因为差了这几条，我们就要把事实掩盖吗？一个本来可以深究下去的新闻事件现在要被人为的平息下来，我们就是为了掩盖这个事实真相，就容许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样白白牺牲了吗？”“有关私煤矿的事情正在调查中，萧石的死必然会引发更深层次的调查，”老总说：“我可以保证，正义会伸张，今天的事会见报，我们也会去向有关的部门讨要说法，但是，我们做为新闻单位，没有结论权，如何下结论定这个性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要做的事是怎么把这一切平息下来。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是我必须要说，萧石死的很可惜，可是，他的死与他自己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有关，他未经请示就擅自行动，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吧？还有，他选在了一个非工作日的时间进行采访，而且他采访的手段是完全按照自己意愿进行，他化装成矿工混进去拍照，这个后果的发生，他根本没做事先的考虑。发生事故，令人痛心，但他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你和我同样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不谈责任。”我说：“真正的责任不是萧石，也不是你我，而是那些黑心矿主，是那些为这些黑心矿主打着保护伞的黑心官员，但是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我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要写一个证明，证明他当晚曾经请示过我，证明他当晚采取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配合新闻采访而进行的，我要凭这个证明追认他为烈士，我要您，给我出具这个证明。”“对不起，”老总说：“我不能出具这个证明。”“那好吧，如果不能出具证明，我将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写下来。我要告诉人们，这个只有二十岁的学生究竟是为了什么死的！”老总摇摇头：“我想这个稿我也不能给你签发。”我站了起来：“既然这些事你都做不到，我只有做一件事了。”“什么？”“辞职。”我目光炯炯的看着他，坚定地说：“而且，辞职后我还是会把这篇稿写出来，你不给我发，我还是会用别的方式让人们看到的。”
两周后辞去职务的我，终于将这个稿写出来，但是却没有寄出去，我拿不定主意应该处理这篇稿子，一天早上，怀揣着一叠厚厚的稿纸，我去了萧石的老家——山西一个叫灵泉的小县城。
到了那里，我很惊奇的发现他的家里竟然穷的如此厉害，几间破瓦房，几亩要荒了的地，残破的痕迹处处可见，他的父母都很衰老，而且迟钝，他还有个姐姐是个典型的农妇，一个弟弟稍有些弱智，在家务农，见人连话也说不完全，将来这就是他父母养老的依靠了。
萧石死了以后他的母亲有些神智失常了，常常坐在村口的一棵大柳树，望着山那边发呆。萧石的姐姐告诉我，过去萧石经常去山那边玩，每次回来都会采一些新鲜的野菜回来，交给母亲，母亲会把这些菜先用热水浸一下，然后再拌着吃，萧石原来最爱吃这些。现在母亲每天坐在那里，看着山那边发呆，她不是在发呆，她是要想儿子，但是儿子已经不会再回来了。可是别人无论怎么劝她她还是要坐在那里，一坐就是一天。
她姐姐说，现在山那边已经没有多少人可以过摘野菜了，灵泉县从两年前，私矿成风，山上的风水与植被都被煤尘取代了，萧石上次放假回家时就很愤怒的说：那边已经被污染了，野菜都被熏黑了。
我陪着他母亲坐在那棵大树上呆了一下午，从中午到晚上，我们一句话都没说，山那边不断的有黑烟冒起，私煤矿开工了，黑烟所到之处，把纯净乡野空气都污染成了铜臭的俗气，我想象着，一个从小在那里长大的孩子会以什么样的愤慨心情，面对着这片被糟蹋了的儿时乐园？
就是在那里，我终于决定了如何处理我的那篇有爆炸性的稿子，我把它寄给了我在南方报社的一个朋友，很快的地他帮我在他们的报纸上发了，不到一周时间，网上也转载了。
但这一切我并不知道，那一阵子我在萧石的老家住着，临走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积蓄——五千块钱拿出来，悄悄的放在了他家土坑的被垛里。没有人发现这事，我走的时候，很悄然，也没人送行。
到山西车站买票，还没上车，就听到了一个特大的消息。灵泉县山里的煤矿瓦斯爆炸造成了37人死亡，此事一出轰动全国，各大报纸上全登载了这一消息。
此后的一个多月间，全国开始大力打击黑矿，而打击最重点的地方之一就是萧石的老家山西省。
我写的那篇文章突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