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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肥附近招募兵勇，到编成军队集中安庆，李鸿章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即使这样，朝廷还嫌李动作太慢，不断下旨敦促。练成的淮勇（后改名淮军）共分五营，按营官的名字命名。潘鼎新领鼎字营，刘铭传领铭字营，张树声领树字营，吴长庆领庆字营，张遇春领春字营，五营营官全是李鸿章的同乡。曾国藩虽对李鸿章短时间招募一支军队深感佩服，但对这支新军却很不以为然。当时的淮勇军容不整，根本不懂行军礼、站军姿；军纪亦不严，一副痞子样，尊卑无别。这些都是治军的大忌。李鸿章却对这支军队充满信心。他和他们是同乡，了解他们，也喜欢他们的样子和神态。一支军队的好坏，关键在于能不能打胜仗，而不在于穿什么衣服，用什么腔调说话。曾国藩同李鸿章商定，淮军的器械装备、饷银粮草、训练方式完全取法湘军。这也是李鸿章后来总提到湘军是淮军母亲的缘故。初创的淮军和湘军一样，主要使用刀矛、小枪，辅以抬枪、小炮、劈山炮等重型武器。这些武器有多厉害呢？我们以每营领到100杆的小枪为例（抬枪每营只有20多杆）。小枪从前膛装火药，然后还得加药线。放枪时点燃药线，如果药线受潮，就成了哑枪。至于抬枪、小炮、劈山炮等也都是些毛病多、威力小的旧式武器。所以李鸿章到上海见到洋枪洋炮时才会惊叹不已，同时改造淮军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淘汰旧式武器。
从合肥招兵买马到安庆组建军队，李鸿章开始考虑如何尽快发展壮大这支新军。吸纳选用人才方面，李鸿章和老师曾国藩不同。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大多是读书人出身，即所谓“儒将”。湘军将领做事讲究礼法，循规蹈矩，带有浓厚的文人气质。他们打胜仗时喜形不露于色，暗地却做几句酸诗将自己表扬一番；打了败仗则会哀呀愁呀天呀地呀没完没了。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则大不相同。淮军的很多将领出身草莽，如刘铭传曾是私盐贩子；张遇春兄弟则做过土匪头领。因此，湘军打仗是为报效国家，实现忠君爱国的理想；淮军则只为报答李鸿章的知遇之恩，惟李鸿章之命是从。
淮军到上海后，前方传来太仓、嘉定告急的消息。当时英法联军正进攻金山，得知嘉定告急，立即将主力部队撤离金山前线，全力开赴嘉定。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正在南汇与太平军对峙。为防止太平军声东击西，李鸿章不得已将淮军大半主力开往金山前线接替联军，只在南汇留下刘铭传和潘鼎新两营。南汇太平军守将吴建瀛拥有近万人，而李鸿章留下来的两个营加起来人数还不到一千。不料，英法联军不但没能解嘉定之围，反被打得惨败，逃回上海躲了起来。太平军节节胜利，势不可挡。淮军主力和留守南汇的两营被隔为两段，淮军危在旦夕。这时，幸运之神眷顾了李鸿章。南汇的太平军出现了内讧。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有个养子叫李士贵，号称“忠二殿下”。此人骄横无礼，仗着干爹的势力到处为非作歹。他非但不服从南汇主将吴建瀛管辖，反而常当着士兵的面凌辱主帅。吴建瀛不堪受辱，决定向清廷投诚。他派城中士绅去淮军大营联络投降事宜。刘铭传、潘鼎新对于军力几倍于己的强敌来降，疑窦丛生，担心其中或许有诈。二人决定派密探进城打探虚实。很快传来了确切的消息：吴建瀛不是诈降。刘、潘喜不自胜，当下决定受降，同时禀报主帅李鸿章。李鸿章接到消息，半信半疑，警告刘铭传不可争功心切，轻信敌人的花言巧语。但又怕话说重了，刘铭传接信后拒降，于是星夜召集刘铭传，具体会商实施步骤及预防办法。经过李鸿章的精心安排，淮军最终顺利接纳了太平天国的降军。淮军规模立即得到壮大，李鸿章将投降的太平军重新编成六个营，让太平军降将继续担任统帅，合称“诚勇六营”。李鸿章趁势猛打穷追，一口气把太平军撵到了浙江。上海浦东一带的敌军被肃清了！李鸿章尝到了招降军队的甜头——唾手即得六营兵力不论，且都是不用训练、能征善战的老兵，决心对太平军采取剿抚并重的策略。
李鸿章的下一个目标是苏南的太平军。这次，他没有等待受降，而是主动诱降。他选择了常熟绅士徐佩瑗作为突破口。为取得常熟太平军主将钱桂仁的信任，徐佩瑗向钱提亲，愿将美丽的寡姐许配于他。当然诱人的不止是徐的寡姐，更有大量的金银珠宝作为嫁妆。钱桂仁贪图美色和金钱，答应了这门亲事。结亲后不久，徐佩瑗展开了策反行动，对钱桂仁说：“太平天国迟早会被清军所灭，为前途计，不如早日投靠李鸿章。”钱桂仁禁不住徐的反复游说和金银贿赂，决心叛变。二人商定，等李秀成来常熟巡视时将其杀掉，然后献城投降。然而李秀成并未按期至常熟，同时淮军也未进攻常熟，钱、徐二人只好静待时机。徐佩瑗派弟弟去淮军大营，向李鸿章详细汇报了策反近况，请求立即出兵攻打常熟。李鸿章令徐佩瑗按兵不动，时机成熟后再相机行事。其实李鸿章心中亦有顾虑，一怕消息走漏会引起大规模战争；二怕钱桂仁部的其他将领反对投降。钱桂仁的副将骆国忠、董正勤、钱寿仁都是安徽人，与李鸿章是同乡。淮军出征前，三人就向李鸿章表示愿献城归降。李鸿章与钱桂仁商定，于十二月初一日起事。不料情况有变，迟迟不露面的忠王李秀成突然在十一月一日返回苏州。钱桂仁心中有鬼，以为事机泄露，以汇报军情为由跑到苏州找李秀成去了。骆国忠害怕钱桂仁向忠王请赏邀功，将他们出卖，决定提前动手。十一月十六日，骆国忠在中军营安排戏剧，召集诸将看戏。戏演到一半时，早有准备的安徽籍士兵把反对投降的将领全部杀死。常熟城内的大部分太平军官兵都不愿投降。骆国忠整整杀戮了一夜。第二天太阳升起时，常熟城内血流成河。活着的兵将则忙着理发，将前额留的头发剃掉。李鸿章一卒未伤，又白赚了十个营的兵力，同时稳固了上海的安全。
李鸿章连续几次纳降成功，凭借的不仅仅是运气。上海道台吴煦也经常花费重金诱降太平军，结果却总是一厢情愿，花钱还受骗，人财两空。李鸿章的诱降策略之所以屡屡奏效，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李鸿章注意拉拢太平天国中的安徽籍将领，以乡情博得其信任，归顺淮军如同回到故乡；其次，李鸿章本着务实的态度，不单纯进行口头允诺，而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让对方看到斗争下去毫无取胜希望；第三，李鸿章最狡猾的地方是不像吴煦那样先赏以重金。事成之前，李鸿章决不轻易给钱，事成后论功行赏，加官进爵，决不食言。
除招降纳叛外，李鸿章还专捡别人不要的“人渣”。提拔重用程学启便是一例。程学启本是太平天国将领，与湘军作战时落败投降了曾国藩。曾国藩一贯主张“血诚”之心，认为降将难当重任；加之程学启全无文化根基，甚至斗大的字也不识几个，不符合曾国藩选用儒将的标准，因此一直得不到重用。曾国藩对他甚至没有起码的信任，前线作战给他送军粮时将吊桥放下，运完粮草后赶紧收起吊桥，如同对待敌人一般。程学启憋着气要为曾国藩立得军功，曾国藩对外却再三表示程学启随时会反叛，后悔当初没有斩草除根。李鸿章却看上了这个既为降将又属文盲的粗鲁人。组建淮军时，李鸿章几次向程学启游说，希望他能跟随自己赶赴上海。程学启不愿落得变来变去的名声，屡次拒绝李鸿章。可李鸿章对“舌头勤打滚”的游说工夫极为擅长，他一方面提及程学启在湘军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展望其在未来淮军中的光明前景；还不惜声泪俱下地动之以情，说湘军是湘人的军队，湘军将领得势后湖南人鸡犬升天，自己同程一样均为客籍，客籍之人永无出头之日！程学启终于被李鸿章说动，当面表示：“宁当鸡头，不做牛尾。上海固然是死地，但在湘军中苟且偷生，大丈夫还不如一死了之！”李鸿章大喜过望：“你程学启去了，上海就不是死地了！”
程学启果然没有辜负李鸿章的期望，至上海后几乎指挥了所有的硬仗，且每战必捷，一时被
上海人赞誉为“常胜将军”。从不轻易夸赞他人的郭嵩焘也忍不住称道程学启为人中俊杰。淮军上海首战中，太平军潮水般将淮军团团包围，逐渐收缩包围区。初临战阵的淮军哪见过如此阵势，一时不知如何应对。程学启弹药用尽后，突然发出响雷般的怒吼，身先士卒用石头砖块投掷敌人。太平军虽久经沙场，却也未曾见过如此勇将。淮军士气大长，一鼓作气打退了太平军的进攻。曾国藩听说上海大捷的战报后，后悔不迭，懊恼地抱怨道：“我手下的将领怎么就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呢！”他仗着对李鸿章多年的知遇之恩向其索还程学启，这时的李鸿章羽翼日丰，打着痞子腔回道：“这是老师对我的恩赐，感谢老师专门为国家储备了这样好的人才！既然老师将其馈赠于我，就恕我不能完璧归赵喽！”程学启到上海后很快坐定李鸿章之下的淮军第二把交椅，成为淮军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猛将，好不得意！可惜好运不长，上海果真成为他笑谈中的“死地”。两年后，正当李鸿章在上海立稳脚跟时，程学启在战争中受伤患破伤风不治而亡。死讯传来，李鸿章心痛不已，对众将言道：“吾左臂断矣！”同时致信恩师曾国藩，写道：“您把百年难求的将才恩赐于我，我真的无法完璧归赵了！”
李鸿章的另两位爱将刘铭传和刘秉璋，也是痞子气很足的人物。刘铭传最初成名即缘于其十八岁时意气用事杀了本族家长。李鸿章从心底里喜欢他们的这股痞子气。他给他们官做，给他们钱花，给他们名誉和地位，同时对他们处处回护。迈入官场后，这些人还是匪气不消，经常做出不合官场规矩之举：一会儿把这个县令乱棍打死；一会儿又对那个道台施以笞刑……某日，一道台向李鸿章哭诉：“大清二百多年，从未闻说有鞭打道员之事！”李鸿章淡淡一笑：“官场上是没有，我们现在却身处军中，当然按军法从事，军法中是打得的！”李鸿章公开对部下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错都由我李鸿章承担！”
李鸿章在半年之内，同太平军连接三次硬仗，取得了三战三捷！这三次胜利使李鸿章不仅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也为他赢得了创建淮军的信心。
自大轻傲的李鸿章有一个优点，即能够因地制宜、随时接受他人的正确意见。打退太平军后，李鸿章牢记曾国藩警示之语，丝毫不敢懈怠，立即着手整顿淮军。李鸿章对自己招募的“叫花子兵”和“痞子将领”非常得意，对外宣称：“鄙人的淮军土是土气了一点，但最能打仗！”李鸿章整顿淮军主要集中于武器装备。他不惜血本，将淮军旧式兵器全部弃置，一律改装为新式洋枪和劈山炮，每哨配备6个洋枪小队和2个劈山炮小队。于是，淮军鸟枪换炮，在武器装备上大大超越曾国藩的湘军。淮军队伍也得到迅速扩充，由原先的13营增至79营。淮军的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最高统帅李鸿章因战功升任江苏巡抚，逐步裁撤驻守上海的绿营兵，代之以初具规模的淮军。这样，李鸿章在上海实行有效控制的最后障碍只剩下不肯安分的洋人。英国人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在李鸿章初至上海时确实出力不少。但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淮军更换新式武器后，洋枪队就越来越成为李鸿章的眼中钉、肉中刺。
此时，湘军开始加紧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的围攻，曾氏兄弟几次来信要求李鸿章施以援手，并指名令程学启部率军增援。李鸿章对曾国藩重新收编程学启部的念头心知肚明，便打发洋人的常胜军前往南京增援。这时常胜军首领已由白齐文代替华尔。李鸿章令白齐文率常胜军主力开赴南京，上海道台吴煦和杨坊负责“督带”。李鸿章此招可谓是一石三鸟，既向老师交差，又将常胜军支走，同时还把吴、杨两个非淮系官员排挤出沪。白齐文见李鸿章把自己派到危险的前线去作战，却难以保障充足军饷，哪里肯服从调动。他拒绝率领常胜军开赴南京。白齐文不敢和李鸿章直接作对，便拿在松江的道台杨坊出气。他跑到杨坊家里，将他毒打一顿，同时将杨府中搜到的四万块洋银抢劫一空。白齐文干了坏事自觉理亏，逃到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