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区别，有时就会误读。在信息处理方面，汉字恐怕还是不如拼音文字方便（但用汉语拼音文字代替方块字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汉字有难学的一面，尤其对西方人如此。因为不是拼音，就不容易记住读音，书写也麻烦；但汉字也有容易学的一面，它并不要求掌握那么多的词汇。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编辑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列出了二千五百个常用字，占实用文字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九七；如果再加上次常用字一千个，那么这三千五百字就占实用文字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四。也就是说，认识了三千五百个汉字，就可以阅读一般的报纸而没有什么大的困难了。学英语要掌握多少词汇才大体够用呢？一九九五年新版《CollinsCobuild英语字典》把英语中的常用字分成五级，共一万四千七百字；据它的调查统计，这些字占口语和书面语的百分之九十五。若要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四，当然还要认识更多的字。两相比较，学中文需要掌握的词汇不是少多了吗？
学习中文需要认识的字较少，这是因为，每个汉字既有本身的意义，又可以用单个的汉字来构成很多的双字词和多字词。即使是第一次见到这些词，也可以凭构成它的单字猜到其意义。英语一般来说就不是这样。英语称牛是ox，这是通称，也称阉过的公牛，如果是没有阉过的就叫bull；母牛是cow，小牛是calf，而牛肉叫beef。鸡叫做chicken，公鸡叫做cock，母鸡叫做hen，小鸡和鸡肉都叫做chicken。还有：羊是sheep，而公羊是ram，母羊是ewe，小羊是lamb，羊肉是mutton。Sheep是指绵羊；如果是山羊，就叫goat。这些相关字无论从字形还是发音来说，都不相干，必须硬记，麻烦死了。中文就容易得多。一个“肉”字，适用于一切肉；而不管是什么动物，是雄的就在名字前加“公”字或“雄”字，是母的就加“母”字或“雌”字，是小的就加“小”字，不必另造新字。因此，汉字就不需要那么多字。相形之下，英语的字就多得多。一九二八年的《牛津大字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连同它后来的“补编”，共收词五十万。一九六一年的《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收词达四十五万。
当然外文里有“前缀”和“后缀”，还有字根，也可以帮助学者了解其字义，但究竟不如汉字容易。复合造词的方法，德文里用得较多，但因为是蟹行文字，就拉得很长。如食品杂货店Lebensmittelgeschaeft是由三个词合成的：Leben（生活）＋Mittel（手段）＋Geschaeft（店），就比较长。人寿保险公司Lebensversicherungsgesellschaft；也由三个词合成，就更长了。再如“汽车挡风板”的德文是Kraftwagenwindschutzscheibe，中文和德文都是由五个字构成，意义相同，但德文和中文比较，岂不是太长了吗？
以上写的，是多年在心头积累的一些想法，拉杂写出，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教。
书架或者书房的话题
？ 涂吉安
《新华文摘》二○○○年第六期“漫画之页”栏目，选载了一组题为《专访》的漫画。只有两幅，上一幅：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与摄像师煞有介事地进行专访，大班桌后，一位大官或大款面对话筒谈笑风生，在他身后是一排靠墙而立顶着天花板的书架，架子上满是砖头一样厚的大部头书籍，可见被访者在学养方面是很有份量的；第二幅，采访结束，皆大欢喜，主持人与大款或大官握手告辞但还没有离开，一个助手模样的人已经将被访对象身后的“背景”整个儿卷了起来，露出让人忍俊不禁的真相：书架与书是画在纸上贴在墙头的“布景”！
《专访》的解剖刀直指时下盛行的假新闻，这个假是访与被访者合谋的产物。毕竟到了抛弃“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走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造假专家们不得不在书架或书房上做文章，让大官或大款看上去“满腹经纶”的样子。
这组漫画使我想起叶灵凤在《书痴》短文中提到的一幅铜版画，那是另一种典型。叶灵凤从辽远的纽约买来一张原版的铜刻，是麦赛尔的《书痴》，价格不菲。画面是一间藏书室，四壁都是直达天花板的书架，在一架高高的梯凳顶上，站着一位白发老人，他胁下夹着一本书，两腿之间夹着一本书，左手持着一本书在读，右手正从架上又抽出一本。她写道：“天花板上有天窗，一缕阳光正斜斜的射在他的书上，射在他的身上。”
这幅《书痴》版画，我没有看过，但通过叶灵凤的叙述，看到了一个可敬的长者，在贪婪地汲取知识。那种可笑而可爱的样子，以及那一缕阳光，都让人感动。
白发老人在四壁书架中孜孜探索，大款或大官在纸画的书架前作秀，都涉及书架或书房的故事。周作人在《书房一角》自序中说：“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房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们读的书，至少便颠（掂）出一点斤两来了。”最初看到这段话时，我以为说得“颇有几分道理”，继而深入地想一想，又觉得世事并非如此。
就拿我来说吧，也算个读书人，不抽烟不喝酒，一有钱就买书，虽然到目前还没有自己的书房，积存的书倒有不少，足可排满七八个大书架。常有朋友来小坐，为了怕他们把自认为紧要的书籍借了去，有不少书我是不上架的，藏在书桌里或床底下，也就是说，书架上的书并没有反映“自己心思”的全貌。即便我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不怕别人把我手头急用的书借走，把藏书全都摆放出来，因我兴趣广泛的缘故，我读的书比较杂，也就不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何危险之有？早些年我上北京组稿，到一些大作家家里走一走，免不了看看他们的书房或书架，发现他们同我一样的“小儿科”，早就把我想找来一睹为快的书“坚壁清野”起来。
文人读书历来神往两种意境，一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佳人相伴夜读，究竟是看人还是看书？事实是，心猿意马之中，书是看不进去的。古代文人“寒窗苦读”累得紧，便幻想“红袖添香”来哄骗自己，一般是做不到的。到了今天，这一景况更难出现。不要说红袖添香，不拖你上夜总会、
迪士高舞厅、 卡拉OK厅、 保龄馆……不添烦乱，能一块儿聊聊天，就很不错了。让佳人夜晚陪你苦读，女性的自我权益不给保护，去去，门都没有。退一步来说，这时所读的书多半男女双方都觉得有“性”趣，也就不会公开放到架上去的。二是“雪夜闭门读禁书”。禁书有两种，一是政治的，一是道德的。除非雪夜关起门时才拿出来的书，平日里藏得非常严实，连妻儿都不让知道，比藏私房钱还要来得机密。这种人的书房你看了半天，也未必能掂出主人的斤两来。
如今，更难说了。就在前面所引的叶灵凤的文章中，她还激愤地说：“至于暴发户和大腹贾，为了装点门面，在旦夕之间便会拥百城，那更是书的敌人了。”这种为了“装点门面”而设的书房或书架，主人是巴不得别人去看的，回收几句恭维，说他有文化或注重文化，也就满足了他的虚荣心。有时为了炒作自己，便会如《专访》漫画中的大款或大官那样，买通媒体往自家脸上贴金。
不过，仔细想想，不能仅仅批评“暴发户和大腹贾”，我们又怎么样呢？钱歌川教授认定：“一般人买书，大都是拿来作装饰品的，永远陈列在书架上，很少拿到手中来读。”（《读书的习惯》）我们不也是或多或少存在此种陋习吗？也是可以归之于“一般人”中的。现代书商，更是推波助澜，什么“礼品书”“豪华版”，一套一套的，极尽精美之能事。有些书籍的策划，原本就不想让你“拿到手中来读”的，又不是工具书，也弄得那么厚那么沉，里外三层的封套、包皮、包书纸，发誓不让人捧读，而且定价昂贵，也只有束之高阁充实门面，才对得起这笔钱。欧阳修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一般文化人也喜欢利用“三上”读书，捧着豪华大部头书在公交车上展读，拿起大部头豪华本躺在床上翻阅，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前者会讥之为“神经病”，后者说不准是“自虐狂”。
《蒙田随笔》里有一篇《我的书房》，说他打算不惜破费建一条与书房相并的长廊，“长一百步，宽二十步”，以便他在面对书本散步时获取灵感，在与书籍默默对话中完成构思。在这里，蒙田公开他的书房秘密，透露他的读写习惯。其实，世间最不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打开书房迎客的人，首推毛泽东。他老人家晚年行动不便，一改先前老例，在书房接见外宾。他自己坐拥书城面对世界，也安排首次来华的尼克松坐在书房的沙发上，淹没在中国的经典古籍中。电视镜头缓缓扫过，全世界都看清他书房的秘密，书架与茶几上，都是成套成匣的中国线装书。
老实说，当初我看到报上发表的双方会见的照片，首先注意到的不是中美两巨头历史性会晤时的表情，而是没有任何表情色彩的背景——书房，那些高高的书架和线装古籍！我是一九六五年七月大学中文系毕业即参加工作的，到了新单位，添了一个竹制小书架，架子上有一套大约是清末坊间雕版印制的线装本《红楼梦》，仿宋体，毛边纸，实在是漂亮，是一个前辈在我毕业前夕送我的。还有十几册前后汉书，是我大三时在古旧书店“淘”来的，用去两三个月的伙食费。这年年底，“文革”爆发，次年，大破“四旧”。刚刚想转移一点“封资修”的东西，不料“红卫兵”小将破门而入，立即把架上所有的书都抄了去，承接秦始皇那把火给烧掉了。我呢，小“臭老九”，戴着手铐，被迫跪在主席像前请罪。现在看到主席书房，他老人家左拥右抱尽是古人的书籍，我算老几？心里头就有为自己翻案的意思。但是不敢。不过，那时候心里就有了自我安慰：书是可以读的，古书也能读，问题是，在先进的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进行阅读。
毛泽东在书斋里神游八极，上接千年，从而断定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他要从二十四史中，从历朝文献中，找出借鉴，总结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指导当今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学识渊博，在讲话中时常引用古人的话或事来敲打听他指示的党的干部，号召全党必须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他老人家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我曾经面对他书房和半床线装书的照片反复想过，如果他书房里多一些洋书，少一些中国古籍，最重要的是也到西方国家去看看，进行访问或者考察，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他的一些主要论点是否会有所修改，甚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如果不研究中国古籍对毛泽东个人思想形成的作用及其影响，我始终觉得，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缺失。希望有专家拿出这方面的论著来，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提供一个新鲜文本。
不管怎么说，从照片中看到毛泽东书房，当然让我十分羡慕，也十分敬佩毛泽东阅读的毅力与韧劲。端祥毛泽东书房照片，我常常有一种幻觉，觉得他老人家逝世那会儿，不是安卧在新华社记者所说的“鲜花丛中”，而是汗牛充栋的书海里。写到这里，突然记起手头有一则笔记，谈老人对书的那份情感，赶紧找出来摘抄在后面：
《文汇读书周报·书缘》（1993年7月17日），叶秀山《我还是要买书的》文中记贺麟轶事：“贺先生渐渐地行动不便了，不能再去逛书店；后来眼睛不好，连伏案工作都难了。有一天，我去看他，只见他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沿书架‘巡视’，威严得像个将军，深情得又像个恋人。”
这个贺老先生，一如麦赛尔铜版画《书痴》中的白发老人，十分可敬可爱。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一概不知。书读得太少，只能说惭愧！
忏悔，我是否准备好了？
？ 墨哲兰
《南方周末》六月二日第二十三版，以“要求忏悔是克隆‘文革’吗？”的通栏标题发表了两篇观点看似对立的文章：徐友渔《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和于坚《忏悔是个人的自由》。不管双方的立论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忏悔”一词不言而喻的自明性，似乎“忏悔”就像“检讨”、“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