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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谱》和《文献》版两书出自同一编者，对这首词的写作时间铆合得很严密。但仔细推敲一下，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首先，毛是否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年谱》未作明确交代。会上代表“中央局”作报告的人是谁？也是含糊其词。据查，此前不久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不仅进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还选入了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位置仅在委员长陈独秀之后，职务是“中央局秘书”，负责处理“党内外文书……管理本党文件。”而且，“本党一切文件概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当时，毛泽东确已成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因此，随后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很难设想毛可以缺席。另外，这次会上中央局所作的《工作报告》，其内容是“湖南正在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和湖南衡山的农民运动情况”。这两件事恰好都是毛泽东直接的工作成绩。“中央局”的五个成员中，陈独秀没有到过湖南；罗章龙早期参加过新民学会，但一直未涉足工运和农运；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任《向导》主编，主要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谭平山是广东人，他从未到湖南作过组建国民党和工农运动之类的事。
如此看来，毛泽东当然是代表中央局起草并在会上作报告的最合适人选。质言之，毛不参加“三届一中全会”，殊难令人置信。反之，则他十一月已在上海。接下来又是党中央准备遴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会议，则毛泽东是不可能于十二月还在长沙了。
这个事实，还有两条佐证：
一、《年谱》说，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致信夏曦。通例，凡《年谱》中提到的，都有原件（哪怕是片断）可证。但遍翻所有迄今公开的资料，就是无此信原文。若无原文，则此条资料何来？这牵涉到此时毛在何处的问题。是否可以说，《年谱》的编者在这里使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
二、中共中央关于“通知各省党组织选派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十三号通告”，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当时的中共湘区委员会，还没有配置秘密电台的记载，用明码发送也不大可能。以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其时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五天之内（即12月30日以前），接到这个“通告”，并立即动身赴沪的。
这就确实可以证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氏根本不在长沙。这里还有几件事可以说明：一是十一月二十三日，杨开慧在板仓老家分娩，生下了岸青，毛泽东没在她的身边。开慧生岸英时，毛是从清水塘赶到湘雅医院找李振翩来接生的。这一回，如果毛在长沙，她为什么要回娘家去生产呢？而且，长沙市离板仓八十多华里，即使坐轿，开慧也不可弄到临盆时才匆匆回娘家的。由此可以推断，开慧此行，是毛氏九月十六日由上海受命返长之后的某一天决定的。因为毛此次回来，肩负着太多太重的革命大任，自知夙夕无暇，无法照顾即将临盆生产的妻子，因此才有杨氏回家之举。岸青出生，在毛杨的家庭生活中，当然又是一件大喜事，而《年谱》中却不见毛泽东任何有关此事的行动记载；第二，尽管《年谱》从九月十六日起至“年底”这一段，关于毛、杨的行踪故意遮遮掩掩，但美国学者R。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却透露了一点天机。书中说道，“毛通过信件，得知他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人世……取名‘岸青’。”接到这个喜信时，毛已经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一大”了。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只要没有掩盖事实真像的意图），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二人，都不在长沙。这个时候，他和她没有“见面”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分别”。由此可以断言，杨开慧送丈夫远行，毛泽东赋词相赠的美丽神话，原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欺人之谈而已。
毛泽东面前的倩影是谁？
无论如何，《贺新郎·别友》确是出自青年诗人毛泽东之手。这首词（修改前的原作）情真意切，凄清婉丽，在作者的诗作中别具一格，确是词中上品。那么，当年站在年青的诗人面前，牵动着他缕缕诗思的那个美丽的倩影，到底是谁呢？
是诗人的妻子杨开慧吗？
丢开上述一切事实不讲，就词中描写的人物、情怀、背景进行解读，这个影子与杨开慧之间，实在有太大的差异。
我们需得作一点假设。此词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而这个时候，杨开慧正在板仓娘家“坐月子”呢！假如，对丈夫一往情深的开慧，在“月子里”赶到长沙为毛泽东送行，那么，我们的诗人面对着怀抱婴儿的妻子，他该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他的酣畅淋漓纵横恣肆的生花妙笔，会写些什么呢？
再假如，注释者定的写作时间有误，不是“十二月底”，而是岸青出生（11月23日）以前。不错，那正是深秋时节，“半天残月”，“霜重东门”，最能牵动离人的一腔愁绪。但是，站在诗人面前的，是一个身怀六甲腆着大肚子的开慧。然则我们感情浓烈的诗人毛泽东，又将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写些什么？
再再假如，毛泽东走得很急，来不及和他的爱妻告别，就匆匆登上了去汉口的轮船（其时赴上海必需乘船到汉口换船）。那么，作为一位诗人，一位丈夫，在船上面对浩浩洞庭，心里涌动着绵绵思绪，他该会写下怎样动人心弦的诗句？
俱往矣！今天，我们谁也无法取代七十多年前的毛泽东。我们能有幸读到的，只是他留下的这些或凄切动人，或莫名其妙的句子。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这是一幅古典的“长亭送别图”。谁都想像得出，此中的男女主角，应是一对年青的恋人，或情人，要不便是一对新婚夫妇。但毛杨两人，却已经结婚四年，生有两个孩子了。至于这四年中他们夫妇的聚合分离，由于毛泽东为革命奔波，居无定所，已是十分寻常之事。查《年谱》，从一九二○年一月十七日杨昌济先生在北京病逝，毛杨相爱同居算起，到这个“一九二三年底”毛氏写此词时止，他们或长或短的分离，就有十四次。可以断言，无论是献身革命的毛泽东，还是知书识礼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杨开慧，对于他（她）们的革命生涯和家庭生活，都已经非常适应。何况“二三年底”毛的上海之行，正是他迈向政治生活的一个高峰。假如开慧真为毛泽东送行，她怎么会作出“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那种少女般的娇羞之态呢？
“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也不会是杨开慧。“重诉”，着一“重”字，是“诉”过一遍或多遍的了。还有一句“知误会前番书语。”（彭按：原稿作“翻”这个“番”字，是赵朴初先生改的）。不管是“前翻”，还是“前番”，联系到前面的“苦情重诉”，看来事情蛮严重的。夫妻间的事，属于隐私，旁人不得而知。但似乎这“苦情重诉”，与那个“前翻（番）书语”有些干系。似乎是一封“书信”之类的什么事物，介入过他（她）们的生活，引起过一场“误会”。但是，以现在渲染的毛泽东对开慧深深的爱恋，真诚，和他的善辩，他向妻子解释并使之冰化雪消，并非难事。而以杨开慧的修养和性格，以她对丈夫的尊重、热爱和信任，还会在这样的离别时“苦情重诉”么？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也不像对开慧说的话。友谊和爱情，但凡有个圆满结局的，便不该发出这般感慨。作者这话儿，很明显地带着一丝遗憾。是那种对旧日情爱的结局差强人意的遗憾。所以才有“重感慨，泪如雨”的下文。如果是面对妻子，那“遗憾”就没来由得很。而那句“人有病，天知否”，则好像是屈大夫当年自沉于汨罗江前痛心疾首的“天问”，或是革命导师面对一大群热血青年的激情宣传。对着老婆或情人无端发出这样的嚎叫，真是离谱得很呢！
至于词中其它一些“离谱得很”的句子，比如对着老婆讲“重比翼”的无端感慨：明知离别不久便可将老婆孩子接去上海同住，却又要发什么“恁割断愁思恨缕”的无奈闲愁；以及什么“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之类的无理狂言……都不要去说了吧！
总之，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分析，去解读，去研究，这首《贺新郎·别友》，都不会是赠给杨开慧的。非但不是赠她，而且可以断定，杨开慧到死也没有见过这首词。怎见得呢？有事实为证：开慧生前惟一一次提到毛泽东赠她的诗，便是向李淑一说过的那首《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那里面描写的是诗人自己，格调也不高。而这首《贺新郎·别友》，写的却是两人别离时的情状，词中对两情缱绻的情景、意境的描绘，以及通过这些手法烘托出来的格调，都高出那首《虞美人》远矣！有着深厚的古文功底的杨开慧，不可能对此浑然不觉。这样铭心刻骨的旧事，这样缠绵绯恻的浓情，这样凄清婉丽的佳句，必定使才女杨开慧生死难忘。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见过开慧提及这首《贺新郎·别友》的片言只语。因此可知，毛泽东从未将这首词向杨开慧展示过。开慧生前没有见过这阕绝妙好词，真可谓是她的终身憾事。
毛泽东当年将此词赠予何人？
时过境迁，星移斗转。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当事人都已作古。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于上青天”。然而，笔者经过十数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虚一实两个答案，可作为研究毛泽东诗词和生平的重要参考。
先说那个“虚”的答案。笔者曾经有幸在八十年代见过易礼容老先生。易老是当年在长沙和毛泽东一起，搞新民学会，办文化书社的重要人物，对昔年的掌故逸事，了如指掌。易老说到毛主席诗才横溢时提起了它。除了由于年代久远因而有个别字句的差异外，确实就是这首《贺新郎》。易老说，这可能是赠给陶毅的。
陶毅，字斯咏，女，一八九六年生，湘潭人。她于一九一六年考入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那时，陶斯咏和向警予一样，是一位思想十分开放激进的女性，也是新民学会中的一员出色的女将，被称为“周南三杰”之一，与毛泽东过从甚密。毛氏创办文化书社时，她是三个拿出十块银元的资助者中的一个（易礼容只拿了一块银元）。在新民学会初期的多次讨论中，她是主张“教育救国”的。后来，她也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文化书社成立后，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元旦有一次难忘的集会，她和毛泽东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长沙市周南中学。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毛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内容当然只是片断）。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后，也给陶斯咏写过信，劝她力促北大开女禁，到那里去深造。但陶其时已经在周南留校任教，只在一九二一年去南京金陵女大进修过一次。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一大”后返长途中，还曾经专程到南京停留，探望斯咏，情谊之深可见。此后，毛泽东走上了专职革命家的道路，而陶斯咏则仍回周南任教，两人从此便聚少离多。这首《贺新郎》词，究竟是这个时候，还是稍前的“半淞园集会”抑或是稍后的“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的厚赠，就无从考查了。
陶氏后来一直在周南教书。当时同样是文化书社重要成员的彭璜，疯狂地追求过她，而她却拒绝了彭，终身未婚，不幸于一九三一年早逝。大概由于她始终是个“教书匠”，故留下的资料不多。笔者曾经走遍从长沙到湘潭的党史办和史志办，查遍了周南中学和第一师范（一说陶在南京女大进修结业返长后，曾在一师任学生指导员）的所有资料，所得仅如上述。至于易礼容等当年的旧友是怎么知道这首《贺新郎》的故实的，当然也无从查考了。好在知道这个“孤证”的，还有一位老友。他因为工作关系，也曾拜访过易老。易老也给他讲过这首《贺新郎》的事，与和我讲的完全一致。
至于那个“实”的答案，则是毛在延安时，曾将此词写下，送给了丁玲。丁玲二十年代初期也是周南女中的学生，当年就是毛的崇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