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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个“实”的答案，则是毛在延安时，曾将此词写下，送给了丁玲。丁玲二十年代初期也是周南女中的学生，当年就是毛的崇拜者。丁玲在周南读书时就是很有名的激进女生，曾经带着一帮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女同学，冲进省政府面对面地向省长争要女权。毛当年就认识这个小女生的。她从白区奔赴延安时，毛在专为她举办的欢迎会上，写过一首《江城子》赠她。这首词也已收入《毛泽东诗词集》，谁都可以看得到。“纤笔一支谁得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样高度的评价，除了女作家丁玲，还没有发现谁有这种殊荣。在延安时期，毛非常欣赏丁玲的胆识才华，她对毛自然也是非常崇敬的。他们之间往来较为亲密，交谈也比与别人随便得多。后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毛又将他的旧作《贺新郎》重新写下来赠给她，却就无从考证了。要说保存了这段佳话的功劳，还得记在五十年反胡风的“肃反运动”头上。事情是这样的：当年丁玲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这个珍贵的墨宝交给了胡风。胡风历劫时，这张纸也就连同他的所有文稿一起，进了公安部的档案库。直至这段历史冤案昭雪之后，公安部退还了当年没收的所有物件，这件墨宝才被胡风先生翻出来，物归原主。
题外的话，多余又不多余
“题外的话”，并不是“多余的话”。
其实，毛泽东将他的一首词送给谁都无关紧要。即便是送给情人，只要是留下了一首佳作，又能损害作者什么呢？正如毛一生有四次婚姻〔毛自己不承认早年在韶山的那次婚姻。但罗氏是“明媒正娶”来到毛家，且载入了《毛氏族谱》的。一九五○年毛岸英回韶山时，还曾特地去杨林拜望了外祖罗家，给罗氏之兄送了人民币五百万（旧币）元〕。这些事虽然有点瓜瓜葛葛，但这是历史。在中国的历史上，只要是大人物，帝王将相也罢，才子名流也罢，他们的风流韵事，老百姓总是把它当作一段佳话，添枝加叶地传颂的，并未见损害过他们的文治武功。何况这早期的一首小词呢？
问题是一些“学者”们，有一种顽固的“阿Q情结”。他们总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千方百计地“为尊者讳”。就像阿Q一样，你说他祖上很阔，比赵太爷还阔，他很得意。你如果说他祖上某某也要过饭，偷过南瓜，或嫖过妓，或有过婚外恋，他就会青筋暴突地和你大吵一场，甚或打上一架。其实，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毛泽东的诗词也是如此。他应该是一个诗人，写过一些好诗。但他首先是一个“人”。要重新造出一个“诗神”是不可能的。他的诗词，“史诗”也罢，“不须放屁”也罢，都将放在历史的桌面上，任由人们评说。
但是，无论如何，为它作注的专家学者，为了一个不大好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把一首本来是赠给别人的词，硬栽到一个为了丈夫，为了名节，为了主义，为了信仰，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女共产党员头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呢？。
补记：《贺新郎》原词还有几处修改的差异，兹录于后：
“苦情重诉”，原作“惨然无绪”；
“人有病，天知否”，原作“曾不记，倚楼处？”；
“要似昆仑……”句，有多次修改。一是“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二是再改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小儿女”。三是将最后一句改为“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倦眼朦胧集》自序
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
——《倦眼朦胧集》自序
？ 陈漱渝
我做过当作家的梦，但没有做过当学者的梦。
然而，我现在似乎的确厕身于学界了，而且头上“纸糊的假冠”越来越多，越来越可怕，仅各类人名词典给我加的头衔就不下十几种，诸如“世界名人”“中华精英”“兴国英才”“创业精英”“杰出人物”“中华魂”……吓得妻子瞠目结舌：“哇，像你这样的人就叫做学者？！”
妻子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因为她最清楚我的学术根柢：小学时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硝烟炮火中渡过的。母亲当时在湘西难童学校任教。四岁的我因为无人看管而混进了小学，留下的记忆是头上长过虱子，上课尿过裤子。小学毕业前夕目睹了国民党抓兵拉，国统区通货膨胀，真正感受到腐朽到那种程度的政权如不土崩瓦解，实在是天理难容。解放初期一边上学，一边养猪卖菜；准确地说，是早上卖完小菜再上学。一身二任，学习成绩自然一蹋糊涂，唯一的优点是“热爱劳动”。中学六年倒是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度过的。不过因为穷困不堪，在风华正茂的同学群中是属于“丑小鸭”一类人物。仅仅因为数学几乎年年补考，学文便成了我毕业后的唯一出路。升学考试的作文题是《我的母亲》，而我的母亲当时又偏偏因为冤假错案而被开除了公职，在湖南长沙郊区的马路边锤石头谋生。如果写出一篇纪实性的文章，我升学的美梦肯定会成为泡影。幸而我当时发挥了最佳竞技状态，鬼使神差般地编造了一篇革命故事，把我的母亲虚构成了一位因替八路军隐藏枪枝弹药而被日寇活活烧死的巾帼英烈。这篇文章肯定感动和教育了判高考作文的老师，我的语文成绩出乎意料地得了高分，因而十七岁的我顺利进入了古老而又新型的南开大学。
大学五年是连续读下来的，没有跳班，也没留级。但与其说是“读”，毋宁说是“混”。因为一九五七年赶上了反右派，五八年赶上了大跃进，五九年赶上了反右倾。这几年曾三下海河修堤筑坝，也曾被派赴天津第二造纸厂搞技术革新。紧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承蒙组织信任，我成了河北省委工作组的成员，又被派赴邯郸地区的落后社队（那时称“三类队”）去抓集体食堂，以保证贫下中农每天能吃到仅有的四两口粮。直到跟贫下中农一起都饿得眼丝充血、浑身浮肿的时候，我也就告别了大学生涯。用知识的秕谷当然不能养成知识的巨人。因为大学期间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我的古典文学知识当然非常敷浅；又由于先反美、后反修，先后学得的一点点外语也都成了随风而逝的“洋屁”。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中西知识两茫然”。又加上大学毕业前体质虚弱，还有一门课程不及格，这就是体育。老师出于恻隐之心，让我单独做了一套体操，记得那时叫做劳卫操，算是补考过关，这才混到了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不过在大革文化命的红色风暴中，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了消毁“反动”物证，这张文凭被我亲手撕成了碎片。
由于血缘带来的海外关系，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一所中学执教，算是落实了对“可教育子女”的“给出路”政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老鼠崽子”得以进京，那真是齐天的洪福。这一晃又是十四年。不过其间经历了“十年浩劫”，所以我在中学执教的时间实际上不足四年。这四年的粉笔生涯对我的提高，是初步学会了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减少了文章中的若干废话和病句，同时养成了提笔忘字之时勤翻《新华字典》的习惯。所以我现在的文章虽然没有象新派学者那样实现“话语转换”，但却比较清通畅晓，跟我的为人一样，像是一泓小溪，虽浅显但透明，绝不会给人以深不可测的神秘感。
如果说我也有什么学术生涯的话，那“生涯”是从文革后期开始的。因为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的千钧棒抡得晕头转向，文革中期又在广阔天地脱胎换骨炼红心，哪里还会有心思和精力搞什么学术？再说，在那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岁月中，除开“上纲术”“整人术”“卖友术”“卖身术”……真正的学术无一例外都属于禁区。至今难以忘怀的是作为“五七战士”战天斗地的那些日子。我跟“五七战友”们从北京古老的德胜门拆下城砖，装上大车，靠人架辕，一直拉到昌平县沙河镇一带去垒猪圈。当大车的胶皮轱辘陷入泥沼时，战友们就会齐声高诵副统帅的语录鼓舞士气：“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死在战场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除了养猪，还要种菜。“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那时掏粪似乎跟今天入洋行当白领一样，是一种令人艳羡的工作。因为干校在郊区，休假无定期，只有进城掏粪，才能多争取一点时间跟家人小聚，不致因革命而“东飞伯劳西飞燕”。于是，在北京的红霞公寓，人艺剧场，以及一些大大小小的胡同，都留下过我掏粪的足迹。双手沾粪而不皱眉，成为了当时世界观得到改造的标志。“战友们”还在汇报演出时表演过一出群口快板，记得其中的两句是：“老三篇，记心头，站在粪车上雄赳赳。全心全意为人民，一颗红心要红透。”
我的心虽然还没有红透，但因为“复课闹革命”的需要，终才含泪离别了干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课堂。只不过那时课堂的盛况，已为当今的莘莘学子所难以想像。由于以造老师反的黄帅为榜样，以白卷英雄张铁生为榜样，北京市所有中小学的地板被撬，门窗被卸，不堪一击的玻璃几乎全被砸光。小将们不仅上课时恣意打闹说笑，甚至有人创造性地把安全套当气球吹着玩。接着又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我至今仍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组织？究竟是否存在这种组织？为什么会要清查这一组织？然而我竟奇迹般地成为了军宣队和专案组的审查对象，而审查的目的又全是出于对我的爱护，是为了让我短暂的历史能够清清楚楚，不留疑点。后来才知道我倍受青睐的原因，是我的一位同乡学友先在别一个单位被审查，而据副统帅的教导，五·一六组织的成员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全是靠同乡同学的关系秘密发展的。自以为接受再教育之后进步显著的我，又挨了当头一闷棍。
以我当时的觉悟水平和认识能力，的确无法看到曲折道路前面的光明前途，的确无法听到“于无声处”即将炸响的惊雷，我只感到置身于大黑暗与大空虚之中，无涯无际，没有尽头。有人说，死亡构成了人类不可逾越无以替代的终极之苦。然而我在文革后期不仅求生不得，而且求死也不成——一因为求死就是背叛革命，罪加一等，会掘墓鞭尸，株连九族。正是在这种生死两难的情况下，鲁迅著作成为了我人生的支点，成为了暗夜中仅存的一盏孤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充满辩证法的人生哲理，激励我反抗绝望，“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激励我效法《秋夜》里的那株枣树，用受伤的枝干铁似的直刺夜空。俗语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四人帮”覆灭的前夕，因为偶然的机遇，我被调进了鲁迅博物馆新设立的鲁迅研究室，无意于追求专家美名的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所谓鲁迅研究专家。所以，我衷心感谢使我绝处逢生的新时期，衷心感谢使我晚年有幸躬逢盛世的新时期！
打倒“四人帮”之后的二十三年几乎全是在书斋中度过的。迄今为止，我出版的专著有十余种，编选的书籍有数十种。如果抛开质量，只论数量，这些书摞起来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然而，这“等身”的著作中能够传诸后世的究竟能有多少呢？我说不清，只能留待岁月的流水去淘汰筛选。不过，我坚信，在学术日趋泡沫化的今天，在有人“板凳不坐一回冷，文章敢写整篇空”的今天，我这些枯涩的文字总会有或多或少的部分能汇入绵延不绝的学术长河，浇灌未来岁月里将不断向纵深拓展的学术园圃。因为我治学的原则是存真求实，而真实的东西生命总是不会枯竭的。想到这些，一贯有“大限意识”的我多少会因自身存在的些微价值而感到欣慰。
近二十余年来，我除开像码字工一样码出了一些“有字之书”之外，还在两部“无字之书”上倾注了不少心血：这两部书一叫“学术讲演”，二叫“学术活动”。
大约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我就应邀到很多单位宣讲鲁迅：从机关、工厂、中小学到高校、科研单位，从国内到国外。至今为止，讲演的次数不下几百场，讲题不下几十个，但大多没有留存完整的讲稿。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每次会场的气氛都是比较热烈、比较活跃的。鲁迅说，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受这一观点的启示，我讲演时不仅观点比较明确，而且有意援引一些准确而生动的事例，因而能够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我平生最厌恶、最渺视那种搞理论花架子的人，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