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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谁都是羞答答，因为六个堂堂的男子汉煮了一锅尿，实在是丢人。这说明我们虽然长得象土匪，脸还是很嫩。约定了谁敢把此事传出去就宰了谁后，我们就各奔东西。我跑回北京来，住在原来住过的地方。那地方原来是一所大学，里面有很多人。当时叫作“留守处”，里面只住了很少几个人。很大的院子里到处是荒草，人们都下干校了。李先生原来也住在这个地方，后来才搬走了。这地方原来每个人都认识李先生。
现在应该说说那天我去找李先生的原委。我从山西跑回来，住在留守处，那院里当时只有大崔一家住。这位大崔原来也是我们的邻居。除此之外，他还是我爸爸的同事，李先生的老同学，长得人高马大，笑口长开，一团和气。大家去下干校，家里还有些东西，是得找个大家都放心的人看着。大崔实在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老婆也是我们院的人，所以一起留下来。刚回来我去找他借房子，管他叫崔叔叔，管他老婆叫阿姨。借到了以后就改了口，管他叫大崔，管他老婆叫大嫂。当然这房子不能白住，我也得帮人家干点事，跑跑腿。所以大崔要找李先生，用不着自己去，告诉我一声就得。当时我非常年轻，也没有阳痿病。
我从小就认识李先生。李先生从我小时候就在搞西夏文，而且我们两家过去是邻居，也记不清我第一次见到西夏文时是几岁。所以我后来见到西夏文，也不觉得有什么古怪。那种东西看上去很象汉字，笔划多得叫人头晕，很象是疯子写的，据说除了李先生，世界上没人能够读懂。因为只有李先生能读懂西夏文，所以他有大学问。但是他依然穷困潦倒，这是因为只有他能读懂西夏文，所以他的学问就得不到承认。假如别人能先读懂了西夏文，或许他的学问就有人承认，但是那又不是他的学问了。除此之外，还因为当时在文化革命中，北京城八百年的城墙被人拆掉了都没人说个不字，还谁关心西夏文。除了西夏文，我还记得隔壁李先生那间房子老是烟雾弥漫，李先生的脸色老是那么黄，好象得了黄疸病；李先生对我很凶。后来我才知道，过去李先生最烦有人不打招呼就到他那里串门。但是后来我专到他那里去串门，因为他反正没胆子把我吃了。所谓串门，就是没有事，跑到别人家里去坐着。但是那一天我去找李先生可不是没事，而是要告诉他，有人请他翻译些文件。没有稿，只有千字三毛钱的烟茶钱。李先生听了很高兴，马上就跑去了。在大天白日下骑着他那辆古怪车子，身穿着一件再生毛料的古怪衣服（那种料子和麻袋片是一样的），闯到那个原来是大学，当时叫留守处，而且人人认识他的地方去，并不是李先生的一惯作风。这是因为那个院子里现在没有几个人。人多时，李先生总是天黑后才去的。这说明李先生虽然穷困潦倒，依然很面嫩。
我和李先生熟，除了过去在一个院里住过几年邻居，还因为不住邻居后，他还是老找我给他修收音机。李先生有一台里加牌的收音机，那收音机有小柜那么大，非常气派。这说明李先生并不是一惯穷困潦倒，还有过有能买起收音机的时候。这家伙晚上睡不着觉，想听听俄语台，但是听不清，就鼓捣他的收音机，胡乱修改线路。直到那收音机惨叫几声再也不响了，他才安心睡觉。李先生会那一点三脚猫的无线电，正好能把响的收音机修到不响。我去给他修收音机时，先要把他自己加上的放大全拆掉。同时还告诫他说，别只想着加放大，这不解决问题。还要想到有干扰：国家留着你的收音机，可不是让你听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李先生说，是，是。我不听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我只听外语。但是国家不相信李先生只听外语，还以为他要听乌七八糟的东西，所以还是要给他干扰掉。李先生又不相信收音机听不清是因为有干扰，老以为是灵敏度不够，就老往里面加放大。他的手还没有我的脚灵巧，一加就把收音机加死了。然后他就找我来修。这件事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直到邻居揭发李先生偷听敌台，居委会把他的收音机拿走了方才告结束。我去找他那回，他刚刚失去了收音机。李先生见了我就说这件事，同时愁眉苦脸。我就安慰他说：这也好，省得再找我修。我这样安慰过以后，他好象更伤心了。这件事证明了一个道理：萨特先生说得很对，他人是你的地狱。我是李先生的地狱。李先生也是我的地狱：被他捅过的收音机就象个马蜂窝，焊过的线头就象些包锡纸的巧克力球。修完了他那个鬼东西，感觉就象吃了忆苦饭，不单肠胃受，而且拉不出屎。
李先生走了以后，我在他那间小房子里还呆了好久，把他那一罐狗屁烟倒到了桌面上，把里面的死苍蝇、扫帚苗都挑了出来，然后又装了回去。我看了半天李先生的西夏文抄本，挨个数那些字的笔划。后来我从上面撕了一条纸，卷了一根烟，就替他锁上门，回来了。时隔二十年，我还清清楚楚的记得，我干了哪些事。但是我再也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干那些事。大概这就叫手贱。
奶子府六号院里有一棵大槐树，盛夏时节，树上会掉下来数不清的槐蚕，弄得地上好象长满了会爬的草。那些草还会往家里爬。我对那儿的印象很好，因为那里一向邻近大内，街道上都立着禁止鸣笛的牌子，傍晚时分院里静极了。傍晚时分往往是阴天，云彩的颜色有点黄。黑暗凝集在古旧的窗棂上，附着在暗色的树皮上。在院里看天空，就象在水塘的水底，隔着厚厚的透明的水看水面。那院里还有一个个子高高的姑娘，傍晚时分穿一件床单布的大裤衩，赤着脚走来走去。我的视线久久的附着在她身上。朦胧中她是白蒙蒙的一团。久而久之，我的目光就和她的肌肤混为一体了。那是一种冷飕飕的感觉，好象早上的水汽一样。这种感觉真好，可惜过去了。
我们医院旁边有个农贸市场，我常到那儿去买水果。后来那儿的人都认识我了。有人想和我拉近乎，就说，老师傅，你有五十了罢。我听了大怒，强忍着没发作。另一个说，老师傅，你的孩子都上小学了罢？气得我几乎动手打他。照他们看来，人要是活到了五十，又有了上小学的孩子，就算有成就。象我这样没到五十，还没结婚就阳痿的就是nothing了。虽然他们是想要我拍我马屁，我也不高兴。从那天以后，我再也不去那儿买桃了。从这件事你就可以想象当年别人对李先生的态度，和李先生对别人的态度。当年李先生虽然没有阳痿，但也没老婆。除此之外，他还没工作。大家当然以为他是矮人一等的家伙。平心而论，奶子府六号的街坊对李先生挺好的；又给他介绍工作，又给他介绍老婆。虽然那些工作不过是临时在副食店卖卖咸鱼，那些老婆都是残疾人，但是别人怎能知道李先生读通了西夏文，并且自视甚高呢。大家都觉得给他找个瘸子就是帮了他的大忙了。就是揭发他偷听敌台，也是怕他给街坊上招事，并无恶意。但是李先生对奶子府六号和街坊都深恶痛绝，老想搬出去。大崔找他翻译东西，他就借机搬到我们院，住进了我屋里。这件事当然有官冕堂皇的理由，（要翻的是一些内部文件，带来带去的不好，等等），那间房子又是大崔借给我的；他能借给我，当然也能借给别人，但我仍然很不高兴。这件事证明我一无所有，连睡觉的地方都是借来的。
我现在依然一无所有，连睡觉的地方也不是我自己的。除此之外，又多了一个阳痿。现在马大夫要用心理疗法来给我治阳痿。所谓心理疗法，就是他反反复复对我说：兄弟，你想开点罢。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这一点享受哇。这话不错，但是不是我想不开，是它想不开。不知它听见了没有。
现在该讲讲我们院的情况。我们院是一片房子，除了一些老房子，都是不加演饰的四方体，甭提有多难看。将来的人看到了这些房子，一定以为我们长着方鼻子，方眼睛。当时院里没人，长满了荒草。还有很多野猫，到了春天就嗷嗷叫。我和李先生，大嫂和大崔住在大门口一排平房里，就算看住了大门，可是别人从后面进来，把楼房的门窗都拆走了。我对那里的印象原来也很好，李先生来了才坏起来。李先生白天翻译文件，晚上也不睡觉，接着搞西夏文。我对此很不满，就坐在桌子对面，对西夏文发表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谁使用这种有这么多笔划的文字，就一定是笨蛋。这些笨蛋死了好几百年之后，还有人想把这种文字读出来，一定也是笨蛋。李生听了一声不吭。然后我又喝李先生的茶。李先生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些茶砖，都发了霉；喝过以后嗓子疼。我又告诉他，这茶的味道象墨水，真叫难喝。他听了以后还是一声不吭。说你已经把西夏文读通了，还看这玩意干嘛。他说，不看这玩意，还有什么可看的吗？
和李先生同屋时，他告诉我说，他读通的不止是西夏文，还有契丹文，女真文；总之，他读通了一切看上去象是汉字又没人认识的古文字。这些文字有好多苏联人，法国人和中国人想读都没读懂。他认为这件事证明了他比大家都聪明，我认为这件事证明了他有毛病。对于这一点我还给出了证明如下：李先生干出了一件大家都干不出的事，这一点没有问题。这证明了他和大家不一样，这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这种不一样是聪明还是有毛病，还没有定论。既然如此，就应该少数服从多数。大家说你聪明，你就是聪明，大家觉得你有毛病，你就是有毛病。很显然，认为他有毛病的人将是大多数。李先生听了为之语塞。后来他就不和我说什么了。
现在别人也都以为我有毛病，所以很浅显的道理，都要告诉我。但是我也不觉得讨厌，因为我可以举一反三。比方说，马大夫以为我直不起来，是不知道人生在世就是这么一点享受，好比每年冬天只能买三十斤好的冬贮大白菜。他和老婆干事的心境与排队买大白菜时的心境相同。其实我知道一年冬天只有三十斤大白菜，但是我还是直不起来。因为我不是兔子，不那么爱吃大白菜。
李先生住到我房子里以后，大崔就经常来了。他和李先生聊聊天，聊来聊去，总是当年在学校里的那点事，以至我到现在还能记得那些事：他们的学校叫做哈尔滨外专，四八年就成立了。五十年代初期是专门培养高级外语人才的，授课的全是专家，还雇了些老白俄来擦地板。在学校里不准讲中国话，讲一句做二十个俯卧撑。除此之外，还不准吃中国饭，只准吃红菜汤，刚来的吃不习惯，肠胃作起怪来，放起屁来抑扬顿错，每个屁都在一分钟以上。可惜他们也就美了那么一阵子。后来中苏交恶，这帮家伙全坐了冷板凳。其实李先生还会德文，法文，英文等等，但是咱们当时和那些国家也交恶。李先生说，假如加把油的话，他还能学会柬埔寨文，但是这种文字里有美国炸弹的味道，学会了也不是好饭碗。看起来他们两个老同学很是亲热，其实不是的。李先生背地里告诉我说，大崔真讨厌，尽耽误他的时间。大崔也说过，李先生真讨厌。有一阵子我不明白大崔在搞什么鬼：既然不喜欢李先生，还把他招来干嘛。后来才想明白了，这不关大崔的事。招李先生来的，另有其人。
现在我很少到我们院去，因为它不再是“我的院”了。现在那里有好多的人，总数在两万六千以上。而在二十年前，若大的院子里只住了我们四个人，简直就象一座鬼城。我记得那片荒草离离的院子，草棵下面的石子儿和碎玻璃。马路上有好多风吹下来的枯枝，所有房子的门窗都用木条钉死了。住在附近的人有时溜进来发点洋财，倒也不敢偷什么东西。见到哪个厕所没钉死，就进去把三合板都拆走。我常常一个人在院子里漫步，看着风吹来的砂子和碎石若有所思。后来我就在闲逛中碰上了李先生给大崔带绿帽子。总的来说，这件事很难看。就和在草地上看见两条蛇绕在一起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把两条蛇都打死。
我现在经常想起李先生，想起我们俩一起逛破烂市，买几毛钱一公斤的废纸边，五分钱一大把的锈笔尖。北京过去有好多破烂市，全称叫做废旧物资门市部，现在没有了。我到那种地方去买便宜电子管和废电容，李先生到那种地方去买散打的过期墨水。墨水这种东西也会腐败，坏了以后比大粪臭好几倍。和李先生住过一个屋以后，北京最脏的公共厕所我也进得去了。
那一年李先生在我们院住了三个月，后来他又回奶子府去住了。其实他是被撵出去的，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