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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上，谷燕山因为打仗时伤到了性器官，是个没有性能力的男人，这就是他压抑着自己的性爱而把对胡玉音的感情转化为一种父兄之爱的绝佳反证。所以就不难理解谷燕山被李国香诬陷与胡玉音有肉体交易时感受到的痛苦，这是一种情感隐私、私人领域被侵犯的痛苦。这样一来《芙蓉镇》历史批判力的深度也陡然上升，“四清”也好“文革”也好，种种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天生缺陷就在于对私人领域的监视和否定。
而李国香也在借助政治运动的力量，在合理合法的外壳下，惩罚了“情敌”胡玉音与谷燕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国香在“文革”中被批斗时查抄出来许多“男人的东西”，脖子上挂上破鞋游街，这一段和谷燕山被诬陷的情节恰恰构成一种互文本关系：李国香诬陷谷燕山和红卫兵批斗李国香其实都是对“偷窥癖”的满足的行动后果，但却都是假借正义公正之名。因此实际上最不人道的事情就是对私人情感领域和隐私的侵犯。所以，《芙蓉镇》批判的矛头就绝不仅仅是“运动”了，而是人性。
“性”张力同时也集中表现在王秋赦的身上。在故事的开端阶段，在一个镜头中我们看到了王秋赦对胡玉音性感的乳房的垂涎，而在正常的社会秩序里，二流子王秋赦是无法得到性满足的，因此通过政治运动改变社会秩序和自身地位是王秋赦的直接目的。所以，在已成为镇领导的王秋赦听说秦书田要和胡玉音结婚时大怒，问秦书田：“难道你和她睡了？！”并恼羞成怒地把秦书田判了刑。
而王秋赦与李国香的二度合作也是建立在二人性关系的基础之上，尽管这段情节的交代是模糊的、潜台词的、暗喻的。王秋赦把自己收拾打扮精神来讨好李国香，开始李国香只是矜持地述说革命话语，待二人拥抱后，李国香冒出一句：“没洗脖子。”可见李国香早已经明白王秋赦的心意，两个人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政治宽赦和为共同革命事业工作的外衣保护下，老处女李国香和光棍王秋赦的“性渴望”得到了些许的满足，也可以反过来说，李国香和王秋赦的性结合也形成了政治运动上的一股势力，在谢晋看来，政治运动是可以用“性”的问题来做个人化的解释的。
记得看《芙蓉镇》时，看到胡玉音和秦书田依偎细语、相拥而眠的时候，一位朋友就说：“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嘛！”其实我也觉得王秋赦和李国香拥抱的那场戏也很富于人性味道，对于这两个用冷漠的政治面孔异化自己的人来说，人性底色的外露，哪怕是掺杂了一些猥亵，也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里脆弱的部分。（佚名）
拍摄于1961年的《红色娘子军》通过女奴琼花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过程，表现了30年代初海南岛一队“红色”妇女“砸碎铁锁链，扛枪为人民”的英雄业绩。影片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有浓厚的传奇色彩。编导的构思新颖巧妙，处理手法简洁清晰，曾获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4项大奖，标志着谢晋导演艺术的日渐成熟，他日后追求的“雅俗共赏”的美学原则，在这部影片中已经有了清楚的显现。
电影《牧马人》是根据著名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而成，由朱时茂和丛珊主演。影片讲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老华侨企业家许景由从美国归来，找到了在西北敕勒川牧场工作的儿子许灵均，决定带他去美国继承遗产。而30年来，许灵均经历了孤儿到右派分子的痛苦，他是在牧民的关怀下才鼓起了生活的勇气，结婚生子，并走上了教师的讲台。这一段无法忘怀的往事使许灵均决定留在祖国的大草原，而许景由最终也理解了儿子，找到了重温父子之情的共同语言。《牧马人》是“文革”结束后，谢晋的又一部“右派”题材的影片，影片上映后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并获第6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高山下的花环》根据李存葆的同名小说改编，是谢晋执导的另一部脍炙人口的佳片，影片塑造了梁三喜、赵蒙生、靳开来等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反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战士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了考验，以及他们一心为国，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为己任的高尚品质。影片获第8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被誉为是反映中越战争故事片中的“最有深度、最具逼真感染力度的翘楚之作”。
二十、红高粱
用恶作剧的达观态度来演绎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历史
犹如一声霹雳，惊醒了西方人对中国电影所持的蔑视与迷幻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以极端的表现方法表现出过去电影中没敢表现的人的精神和张扬的个性
1987年出品
导 演：张艺谋
主 演：巩俐 姜文 滕汝骏
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摄影奖等
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法国第六届蒙特利埃国际电影节银熊猫奖
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片之一
80年代末，中国电影市场的急剧变化使得曲高和寡的“探索片”难以为继，于是，中国的中、青年导演在艺术追求上开始走向分化，部分导演拍出了探索性与观赏性相结合的影片，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就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意义的作品。
《红高粱》是根据著名作家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它以崭新的艺术形式，描绘了中国三四十年代一伙农民古朴、野性的生活和他们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过程。明快、紧凑、张弛有度的节奏，画面、色彩、光线及其所构成的生动而浓烈的视觉形象，这一切电影艺术的表现令业界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红高粱》在国际影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世界的新的开始。
在《红高粱》里，张艺谋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古老文明积淀而成的一个隐秘的故事，他以红色为影片的基调，通过人物的塑造歌颂了自由的生命的真谛——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爱大恨，大生大死，因而唤起了人们对那个疯狂而无序的年代里的英雄所具有的那种漫溢的激情、漫溢的野性和漫溢的自由的追求。
电影《红高粱》画龙点睛，把我的小说中最精华的部分，也是我最下力气的部分选择出来了。我对张艺谋说过，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需要忠实原著，改编我的作品，你愿意怎么改就怎么改，小说无非为你提供了材料，激发了你创作的欲望，你放手大胆地干。电影比小说的影响大多了，1988年春天过后，我走在路上，深夜里也能听到许多人大声唱《红高粱》里的歌曲。我觉得电影确实不得了，我的小说能碰上张艺谋导演，感到很幸运。
——著名作家、电影《红高粱》的编剧之一 莫言
《红高粱》这部电影我看了3遍，我认为这是中国拍得非常好的一部，尤其是在揭露日本兵侵略中国这个战争犯罪的事实上，影片的艺术手段表达得很充分，这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日本著名作家 大江健三郎
喜欢张艺谋是因为看了他的《红高粱》，当时我上初中，还不知道张艺谋是谁，但是《红高粱》让我记住了张艺谋。片中那种自始至终的红让我热血沸腾，红高粱、红棉袄、红花轿、红辣椒……黄土高原的空旷，高粱地里热血男女的激情云雨，高昂粗野的西北嗓音，《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那首突破礼教、追求自由的呐喊，着实打动了我。有句话叫做：“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红高粱》就是这样的代表……
——网友留言
本片以第一人称叙事。故事发生在抗战初期的山东高密县的一个农村，“我”奶奶九儿是山东高密县某村一个美丽的姑娘，她对未来一直充满着美好的幻想，可为了换一头能干活的骡子，她却被贪财的曾外祖父嫁给了十八里坡50多岁的有麻风病的烧酒作坊主李大头。
李大头的丑陋和猥琐我奶奶早有耳闻，可父命难违，她只好揣着一把剪刀上了花轿。当送亲队伍行至青杀口时，从密密的高粱地杀出一个劫道人，要抢轿夫的工钱和我奶奶。生来胆大的轿头余占鳌瞅准机会扑向劫道人，轿夫们一拥而上，几下就要了他的命。我奶奶在心里暗暗对勇猛的轿夫余占鳌有了好感。
见了李大头，奶奶的厌恶感更为加深，而李大头也是个窝窝囊囊的家伙，我奶奶手拿剪刀守了两夜，他硬是没敢近身。第3天，按规矩我奶奶应该回门子了，曾外祖父牵着毛驴来接她，可他们行至青杀口，一只有力的胳膊把我奶奶抱下毛驴，向高粱深处走去。稀里糊涂的曾外祖父竟没有发觉。进了高粱地，那人把我奶奶放在地上，撕下了蒙面黑布，我奶奶发现这人竟是余占鳌，两人相对，激情迸发。从此，他就成了“我”爷爷。
几天后我奶奶回家，发现李大头死了。从此，我奶奶撑起了这个烧酒作坊。
不久，土匪秃三炮劫走了我奶奶，忠实的家人罗汉大爷和伙计们东拼西凑了3000块大洋，将我奶奶赎回来。我爷爷跑到秃三炮的狗肉铺，把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我奶奶，我爷爷才饶了他一命。我爷爷在刚酿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竟酿成了喷香的好酒，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后来我爷爷和我奶奶终于结为了夫妻，生下了我爹豆官。
我爹9岁那年，日本鬼子来了，他们用刺刀逼着乡亲们踩倒高粱，给他们修路，还掳去了乡亲们的骡马牲口。罗汉大爷气不过，乘着夜色到了日本鬼子的营区里，用铁锹铲伤了无数的马腿，结果被鬼子捉住了。
为迫使乡亲们服从其统治，日本鬼子惨无人道地逼着狗肉铺的伙计把罗汉大爷剥皮示众。这种极其野蛮的行为激起了村民们强烈的仇恨和反抗情绪。夜晚，我奶奶搬出当年罗汉大爷酿的十八里红让伙计们喝，大家放开嗓子唱着“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斗志昂扬地去打日本鬼子。
我奶奶做好了饭菜，在黄昏的时候挑着担子去犒劳我爷爷他们。路上，她被日本人的机枪打死了。愤怒的我爷爷和众伙计像疯了一样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敌人的一辆军车被炸飞，可其他伙计们也死了。
我爹豆官找到了我爷爷，看见他痴痴地站在我奶奶的尸体旁。夕阳如血，高粱如血，我爹唱起了古老的童谣：“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殿……”
情欲的温床
1985～1986年间，作家莫言完成了他的中篇小说杰作《红高粱》，并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红高粱》令人耳目一新，迅速震动文坛，评论界的反响十分热烈。莫言的名字也从此广为人知。
遇到《红高粱》也是张艺谋的幸运。小说中对于红高粱的灵性化的描述，很容易激发像张艺谋这样的第5代导演的表现欲望，因此电影版的《红高粱》也深深地烙上了“张记”的印痕。在影片里，张艺谋几乎是身不由己地将原作藏匿于深处的情爱扯到前台，不惜笔墨地加以强化铺陈、表现，莫言小说原作里对情爱的赤裸裸的爆炸性描写，使得他共振地燃烧起来，出神入化地在高粱地里上演了一场撼动中国银幕的媾合场面，这使他压抑已久的情欲的想像真实地曝光在银幕上。
倒塌的红高粱形成了情欲的温床，波澜壮阔的高粱地里设置了帷帐的屏障，无所不在的摄影镜头穿透进去，顺着姜文阳刚而伟岸的躯体，完成了对女性的俯视与压迫的情欲的主观角度再造。值得注意的是，莫言从来不讳言他不过是借他的高密东北乡的地域位置来表现他的想像中的世界，而实际上，他一炮走红的《红高粱》继承了《静静的顿河》中的偷情描写，并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从而使得他在小说《红高粱》中的爱情描写既是中国的，同时也是舶来欧洲异域民族的。他的小说中如火如荼的爱情描写，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电影的爱情走向。当《红高粱》中振聋发聩的野合场面震撼着东方人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爱情观时，其实我们未尝不可以看做这是对西方人的爱情观的一次东方改写。
也许从这方面讲，很难说第5代导演张艺谋的《红高粱》中的爱情是真正传统的中国意义上的，这种取自于西方传统民风的爱情风格再返回到国际影坛上后获得反响，就显得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情。你可以说是一种迎合，但不如说是一种回归。当你把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