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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西经》记载六巫：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古书上说他们“皆操不死之药”。我把他们的名字留录此书，以示对他们的纪念）。所以我们常说“医巫同源”，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医生的根源来自当年医学先驱——“巫”。后来随着儒学的发展，医学在儒学的理论基础形成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础，从而医学从巫术中独立出来了，中医学诞生了。春秋时代，一个新的医学科学——中医药学建立了。
从我国文字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出原始医药发展的大概，古“殹”字有防役的意思，在巫祝盛行的时代，“殹”字下面加了一个“巫”字，而写作“毉”字了。后来，人们在储存粮食的过程中发明了酒，并把酒的功效应用到了医药上，酒成了制造药物的基本原料，“毉”字才变作了“醫”字。
◎《黄帝内经》说心理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及自身的认识不断提高，医学心理学的思想也逐渐丰富起来。具有代表性的是《左传》，书云：“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后世思想家用“爱”来代替“好”，便成为“六情”说的典型提法。《说苑》、《山海经》等典籍中也记载了一些心理疗法的例子，这是中国传统心理疗法的萌芽时期。
据初步研究，《吕氏春秋》载文挚以“怒胜思”治愈齐王的病例，是中国古代情志相胜心理疗法的最早记录，但此时并没有系统的理论。而中医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的历史渊源，应追溯到2000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
《吕氏春秋？至忠篇》记载了这个事件。
齐国的齐闵王生了重病，让人去宋国请名医文挚来诊治。文挚看完病对太子说：这个病非得激怒闵王让他发怒了，病才可以好，但是他一发怒，会杀了我的。太子说：只要父王的病好了，我和母亲会以死保护你的。文挚就答应给闵王治病。第二天，他与太子去见闵王，就先做了三件让闵王不高兴的事情，闵王已经开始发怒了，这时，文挚不脱鞋，就直接登上闵王的床，故意踩着闵王的衣服，大大咧咧地问闵王的病情，闵王气得不理他，文挚就更加出言不逊，进一步地刺激闵王，闵王一怒而吐出堵在胸中的黏痰浊物，病好了。但是闵王还是认为文挚触犯了他，非要杀掉文挚，无论太子和皇后怎么说也不行。最后，闵王还是把文挚放到鼎里给蒸了，成了医学史上的一大冤案。吕不韦曾经感慨地说：给圣明的皇上做忠臣容易，给昏庸的皇上做忠臣，实在是太难了！
成书于春秋战国至汉代中期的《黄帝内经》，探讨了心理学的若干基本问题。比如，人的心理现象与人的身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喜怒哀乐都是人们常有的情绪，那么，这些情绪与人的身体五脏有什么关系吗？对此，《黄帝内经》作出了阐释。《黄帝内经》中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认为人的喜怒哀乐与人体五脏有密切关联。《黄帝内经》又说：“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认为人的形成是先有五脏形体，而后有精神藏于心，才形成各种心理现象。《黄帝内经》提出“形神合一”的理论，认为人的心理现象不仅依赖外界事物的刺激作用，而且要以脏腑气血等生理机能为基础。
对于人的躯体疾病，《黄帝内经》已经注意到寻找致病的心理因素，从自然天候、人的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社会环境等多方因素去阐述疾病发生的原因和发展变化的规律。《黄帝内经》指出：“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其中，喜怒、惊恐都是心理因素，表明心理因素是致病的重要原因。《黄帝内经》又说“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及“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等，都精辟地说明了情志活动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不良的情绪可以损害人的健康，造成疾病发生，甚则危及生命；良好的情绪则是预防疾病、战胜疾病的重要“法宝”。
《黄帝内经》中阐述的心理学内容是我国古代的医学心理学，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黄帝内经》这部伟大的中医学典籍奠定了中医心理学的基础。美国心理学家莫尔菲曾指出：“世界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是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这首先就是《黄帝内经》和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贡献。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和《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篇第三十九》
以上这个表是中医对情志与身体状况的总结，可能许多人都无法理解这些话的意思，现在我就用现代医学生理学的观点给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喜伤心…‘恐胜喜”？
“心在志为喜”
“心在志为喜”是指心的生理功能和精神情志与“喜”有关。《素问？举痛论》说：“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喜悦的过程，犹如人体能源（精神能源和机体能源）的释放过程，获得释放的能源，将形成原动力，展开新的精神活动，并支配着身体活力，创造出新的业绩。如：能提高人的大脑及整个神经系统的活力，充分发挥机体的潜能，提高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效率和耐久力，使人感到生活和工作中充满乐趣和信心，从而动作起来显得轻松有力、敏捷、准确、精力充沛；能使心脏、血管的肌肉运动加强，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水平提高；能扩张肺部，使呼吸运动加强，肺活量增大，有利于肺部二氧化碳和氧气的交换；能加强消化器官的运动，增加消化液的分泌，从而增进食欲，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
“肝在志为怒”
怒是人们受到外界刺激时的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是一种不良的情志刺激。怒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故称“肝在志为怒”。一方面，大怒可以伤肝，导致疏泄失常，肝气亢奋，血随气涌，可见面红目赤，心烦易怒，甚则可见吐血、衄血、卒然昏倒、不省人事。另一方面，如肝失疏泄，也可致情志失常，表现为情绪不稳，心烦易怒。
◎为什么“怒伤肝”“悲胜怒”？
“脾在志为思”
脾在志为思。思，即思虑、思考，是人体意识思维活动的一种状态。人的思虑的情志活动主要是通过脾来表达的。思是精神高度集中的思考、谋虑的一种情志。当人沉湎于思考或焦虑时，往往会出现饮食无味、食欲下降。有的妇女可以因为工作紧张，思想高度集中导致月经量少，经期紊乱等，这与脾主统血的功能相一致。
“肺在志为忧（悲）”
古代医家对忧愁的患者仔细观察分析后发现，肺是表达人的忧愁、悲伤的情志活动的主要器官。当人因忧愁而哭泣时，会痛哭流涕，涕，就是肺分泌的黏液。人哭泣的时候，肺气盛，黏液分泌增多，而肺开窍于鼻，所以涕就从鼻中流出了。肺主气，为声音之总司，忧愁悲伤哭泣，还会导致声音嘶哑、呼吸急促等。肺主皮毛，故忧愁会使人的面部皱纹增多。
“肾在志为恐”
恐为肾志，肾是人们表达惊恐之志的主要脏器。恐是人们对事物惧怕的一种精神状态，对机体的生理活动是一种不良的刺激。《素问？举痛论》说：“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即是说明惊恐的刺激，对机体气机的运行可产生不良的影响。“恐则气下”，是指人在恐惧状态中，上焦的气机闭塞不畅，可使气迫于下焦，则下焦产生胀满，甚则遗尿。“惊则气乱”，则是指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可因惊慌而产生一时性的扰乱，出现心神不定，手足无措等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造就了我们现在称之为“传统文化”的国学体系，而儒、道、佛，是它的三大支柱，这三教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家庭日用起居、身心休养。当然，中国的医学理论的创立，也不可能背离这三教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三教互相融和的趋势大于互相排斥的趋势，就更利于中医学、中药学在这三教的兼容并存中，在三教的保护支持下迅速发展了。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曾于1940年9月在美国“科学、哲学、宗教同民主生活方式的关系”讨论会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话：“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身是彼此界线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这种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当然，宗教和科学是无法混合的，就像黑色和白色，黑色是美的，白色也是美的，但是，黑白组合的图案，也许是最美的。宗教之光不同于科学之光，科学之光丰富人的头脑，宗教之光启迪人的心灵，所以在今天的科学之光照到现代心理学上时，我们先看看宗教之光在心理学上有过的灿烂吧。
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医学与巫术分家了，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也是医学进入科学范畴的必然。在中国，儒、道、佛三种宗教共存的社会状态和医学科学的发展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的、内在的对立和联系。我们后人不能也不应该视而不见。只有正确地评价儒、道、佛这三种宗教和中医药学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正视历代贤哲的创造，才能不重蹈历史虚无主义的覆辙。由于本书是对于心理学方面的探讨，所以我们重点研究中国的三教理论对于中医心理疗法形成的影响。
◎儒、医、易术中的心理治疗
中医学理论体系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周易》一系的儒家思想有密切的关系。早在《周易》与《黄帝内经》成书之前，医术与卜巫就是原始宗教用来除病消灾，避凶祈福的重要手段，原始巫术中就包含着医术。医与巫在上古之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共存并称的，称为“巫医”，大约在春秋时期才开始分开。所以，成书在西周前期的《周易》，主要是占巫活动的记载，成书与汉代的《黄帝内经》则是巫医分开后，医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但是从战国时期的《易传》之后，《易》由占巫转变成了哲学，其中“阴阳”、“太极”、“道”、“神”、“术”等范畴及思维方法，对《黄帝内经》成书产生了很大作用。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所说，《易传》为孔子所作，但是到宋代的儒生，如欧阳修，就怀疑非孔子所作。不论是否为孔子“韦编三绝”，历代儒家一直将《易》奉为经典。
《周易》的原理、思想以及范畴（如太极、阴阳、乾坤、理、气、道、象、术），在汉代及其后，不仅对儒家，而且对道家，甚至佛家，不仅对哲学思想，而且对科学技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尤为显著。《周易》与中医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以至于古代医家有“医易同源”“医易会同”一说。远古至今，医易融会贯通，盛名天下的名医大家，数不胜数，如：隋唐的杨上善，唐朝孙思邈、王冰，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明清时期的张介宾等等都是儒医大家。正是这些熟读四书五经，又精通《黄帝内经》的儒医大家们，融会贯通了儒学与医学，充实了中医的理论，发展了中医药学。例如《礼记？礼运》中把人们的情感变化分为七个类型，“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勿学而能”。但是这种情绪的表述，在中医上就发展得更准确了，儒医把它改为“喜、怒、忧、思、悲、恐、惊”，就更贴近我们的生理心理现象了。为什么这样改呢？《礼记》中的七情，有些是正常的生理活动，并不足以导致疾病，而医学中的这七情，如果在突发、剧烈或者持久存在的情况下，就可以导致情志异常，导致肌体气机紊乱，气血阴阳失调，进而引起肌体的病变，所以就叫做“七情内伤”。
儒医不但发现了七情可以内伤到脏腑，而且在医疗实践中，创造了治疗七情内伤的“以情治情”的心理疗法。也就是利用儒、医、易的理论进行的心理暗示疗法。
这里我举一个金元名医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七《不寐》中以情治情的医案，来看早期心理学在儒医中的应用。
这是张从正（又名戴人），治疗一个富裕人家的妇女失眠症的故事。这个妇人不能睡觉已经两年了，吃什么药都不见效，也就没有医生可以治疗她的失眠了。后来，她的丈夫求到了张从正。张从正给她诊脉后说，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