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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亥端阳日
（原载《太虚大师纪念集》）
47。 著者入藏的经过
一、 入藏目的
在民国九年的夏天，初次听到大勇法师讲《八大人觉经》的时候，我便觉着出了场子家，应当做点出家人的事情，若是一天两堂殿地混下去，实在是对不住我出家的本心！但是做什么才是出家所应作的事呢？那时候便听见老修行们说，出离生死苦海，是出家的事。什么叫做生死苦海？怎么着才能出离呢？那时候我的心理太老实了，不但不知道那两件事，就是那两个很简单的问题也不曾怀疑过。又听见一般老修行们说念佛经生极乐，是出家人的事，这些话我也直当地承认，但是在闲暇的时候，常听到勇法师讲些过去高僧的故事，我便知道出家人，不但是念佛往生和出离生死，就是在生死之中，也还有翻译经论，主持正法等，应当做的事情很多。在民国十年的春夏秋三季，又受了勇法师的指导不少。冬季便在北平法源寺道阶法师前受具，勇法师亦在冬天便往日本去学密宗，就在腊月中旬，承我的戒和尚和宝华山的八位师父的慈悲，成就我们三个北方戒子，到宝华山去学戒。在次年的夏天，听开堂师父和五师父讲《天台四教仪》，这便引发了我听讲经的宿习，我便觉听经比学戒一齐向上排班和水陆焰口的味道来得浓厚。那时偏赶上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佛学院，有一位戒兄，写信告诉我，说那里一天有六个钟头讲经，还有两三个钟头的自习，我见了那封信，就像小孩子要到新年的样子，欢喜得不知道怎样才好。当时就抱定了一个必去的宗旨，可是没有人介绍，又没有人做保证，怎样才能够去呢？后接到勇法师由日本的回信，他很慈悲的允许给我做介绍和保证人，我便与宝华山的师傅们作了个暂别礼，顺风向西到了武昌，拜见了太虚大师，加入佛学院的团体了。在那里第二年冬天大勇法师回到武昌传十八道，各处的佛教徒无论在家出家，都有唯密是尚的风气，我也给勇法师当过几天侍者，我也学过十八道和一尊供养，虽未受过日本带回的两部大灌顶，但觉密宗的味道，也只有那么浓厚。在已经学过教理的人去研究他，才能了解他那里头的真实道理。若是那一般全无教理根底的人去学他，只能够学到一些假像观。上焉者，得到一点三摩地影像，和本尊的加被，那就要认为是即身成佛的上上成就，谁也不敢否认他。下焉者，得到一点昏沉和掉举，夹杂着一点魔业或鬼狐神通，那也要算是即身成佛了。我的根基很弱，既没有得到三摩地影像和本尊加持，却也没有得到魔弄鬼的大神通，所以我对于密法是很淡薄的。学是要学到究竟，行是行的稳当，我既不想讨巧偷乖，又不想超次越等，更不想说大妄语自欺欺他和自害害他。我是学归学，行归行，讲说归讲说，弘扬归弘扬，样样皆以老实心自居，老实话告人，我既不想骗人，我又不想他人的利养恭敬；所以我对一般朋友们，总是毫不客气地老实话老实说，犯不着护惜他，也不怕得罪他，爱听就听，不爱听就散，有几个朋友说我对于密宗害了冷血病我也就报他冷笑一声罢了。民国十三年的春天，勇法师在北平与白普仁尊者，一同闭关于善缘庵，修护摩法，法师便觉西藏的密法，比东密来得完善，他便发了进藏求法的决心，在勇法师的初衷本想一人独往，或带一两个同志，次经白尊者及诸位大护法的劝请，才发起佛教藏文学院的组织。那个初夏也就是武昌佛学院的毕业期，勇法师在北平传十八道，函我到北平相见，面商进藏的事。盖自从入五台山亲近勇法师之后，勇法师视我，就如象他的剃度弟子一般，时时事事没有不照顾我的。他由日本归来，本想在庐山闭关修成就法，他挑中的侍者，我便是第一个。他在北平把方针一变，他对我私人的计划，当然也要变更，所以就来函找我到北平面商。我在武昌听讲《三论》、《唯识》的时候，便深慕什显奘净诸先觉的清尘，继闻勇法师入藏的函召，当然是雀跃三丈唯恐不得其门而入了。那时候，我开离父母已经六个年头了，父母劝促一返的信函，也不记得有几十封了。我那今年推明年，明年退后年的复书，当然也不会欠文字债的。这年回北平，原定的是便道回家一望，略慰父母慈怀，可是因为勇法师急于赴杭传法，便把我回家的妄念打消。到了北平，见了勇法师，商定了进藏学法的计划。勇法师南下，大刚法师、密严法师、善哲居士及我，便作了个留平筹备员，八月间勇法师到北平开学时，便带了朗禅法师、恒演法师及几位居士同来。藏文学院开学了，充先生正式上课了，我们的迦喀也渐次地上了轨道，在这开学之后，又来了超一法师、观空法师、法舫法师等。到了第二年的春末，组织了出发的团体，一路上又是传法灌顶，又是说皈受戒，热闹极了。火车便是专车，轮船也是包仓。在汉口的时候，又加入了严定法师、会中法师等。也有几位老同学，来拦住我们，说些什么母院无人，西藏难去等理由，我只笑他的愚昧固执，他并不知我早有为法牺牲的决心。西藏再难也难不过奘公所行的高昌，和显师所经的关隘。母院再无人，也有虚大师在主持、诸同学在研究。西藏既有很完善的佛法可学可译和可弘传，他们理应赞助我们，鼓励我们才对，为什么反来阻止我们呢？因为都是好同学，只有各行各的志愿，我并没有发言反对他。那年的夏天，在峨嵋避暑，顺便做了个五七息灾法会，秋天在嘉定乌尤寺阅藏及《南海寄归传》，我对于义净三藏，起了一点真实信敬心，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些佛典经论，皆是我先觉牺牲了无量生命财产和心血身汗，更受过无量的痛苦、忧急、悲哀、热泪，才换来这些代价品。换句话说：我觉得这些经书上一字一画，便是一滴血和一滴泪的混合品，那时我们先觉发大悲心、大无畏心，立大誓愿和不顾一切的牺牲，所请来的和译出来的，我们做后学的拿起来的时候，至少也该想一想先觉的大心愿、大事业、大牺牲、大恩德，不应该自作聪明，忘恩负义地批评和诽谤。我们纵不能于先觉的辛苦事业上培福增慧，然也决不应该于先觉的功劳恩义上折福损慧才好。净法师的高僧求法诗云：“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我读那两句诗的时候，眼睛一定是个红的，因为泪珠的大小与葡萄差不多。他又说：“后贤若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他算给我们受了个预记。我受了他老人家说话的刺激，同时也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化，我对于前贤实在不敢起半点轻视心，我对于先觉的事业实在不敢起半点容易心。但是先觉的这种大慈大悲和大无畏精神，我羡慕极了，我也想牺牲一切地去学学先觉，我对于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内地所没有的，我都发愿学习翻译出来补充所缺。尤其对于义净法师所翻译的律藏，我很想给他补充圆满。西藏的密法，当然也不是例外的事。就是世间的地理、历史、工巧、医方、政治、文艺等，我也有学习的志愿。可是一个人的精力和寿量，是很有限的，能不能够达到我的目的，那就很难得预言的了。
二、 九年康藏留学
民国十四年的秋末，留学团由嘉定出发雅安了。可是这条路上是要经过好几处土匪的区域。我们全体分成了水路两道进行。自洪雅以西，就没有官兵敢做保障的。这时勇法师等，很有暂返嘉定待匪势稍息后，再继续进行的意思。但在一般处出门的同学们，是恨不能一步走到西藏的。对于土匪的危险，是毫无一点经验的，所以都很齐心的主张要走。勇法师也只好俯允我们，一方面请当地政府保护，一方面电请雅安孙总司令设法。时机很凑巧，中段的土匪也有受招安的企望，假借护送我们立一点功，所以用土匪作保商，把我们三十几个人安安稳稳地护送到了雅安。谢天谢地，才脱了龙潭虎穴的土匪窝巢。当时在雅安休息了六七天，就继续前进，由雅安到打箭炉，土匪的区域也不少，我记得由荣经出发的那一早上，遇到剿匪的军队回来，挑着几个人头是很可怕的。后来才晓得，是特为我们去除掉障碍的。第二日过大相岭的早上，又遇见土匪，可是放过了我们去，抢了后面随行的几家布商。后来才知道，也是说通了的，所以才能不抢我们。像这样走了十几天，才到了化城式的打箭炉，住在安却寺，就在这个冬季尾上，请了一位半蛮不汉的土著藏文教师，老实说一句，它的藏语虽比我们好，它的藏文实在还不如我们知道的多，过年了，开春了，同学们觉得无味了。我与朗禅法师发生了欲动的念头，不顾一切的，不问同学们愿意不愿意，我便毅然决然地要上跑马山去学经，哪怕与团体脱离关系都可以。在正式开会讨论的时候，勇法师、刚法师及诸同学都没有什么不愿意。就有一两位不愿意的，见勇法师不但不阻拦而且帮助，他也就没法反对，只有随我的自由罢了。我在跑马山依止慈愿大师住了一年，学了几种藏文文法和宗喀巴大师的《必刍戒释》、《菩萨戒释》和《菩提道次第略论》。这一年所求的学非常满意，对于藏文方面也大有进境，对于西藏的佛法，生了一种特别不共的信仰。因为见到《必刍戒释》、《菩萨戒释》的组织和理论，是在内地所见不到的事。尤其那部《菩提道次第论》的组织和建立，更是我从未梦见过的一个奇宝。我觉着发心求法的志愿，总算得到了一点小结果。哪怕我就死在西康，我也是不会生悔恨心和遗憾的了。在这一年之中，藏人的生活过惯了，专门吃糌粑不吃米面，也试验得有几分成功了，民国十六年的开春，便是我们正式出发期，我和朗禅法师是搭的甘孜拉瓦家的骡帮，装作普通僧人进藏，那个生活是很苦的。到了甘孜，就住在商人家里。勇法师是支官差用官兵护送着进藏，一路上轰轰烈烈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其那沿途的县长官员等，皆是争前恐后地受皈依，学密咒，郊迎郊送，川边的蛮子们，哪里见过这样尊重有礼的盛举呢？也就是勇法师的气派太大，藏人误为国家特派的大员，西藏政府来了一纸公文挡驾，并有两张通知甘孜的商人，不准带汉人进藏。障碍发生，只得暂时住下了。在四五月间，朗禅法师回到木娘乡学经。我随勇法师，移住甘孜对河的札迦寺，亲近札加大师学经去了，尔时札公年德高迈，示现残疾，名义上虽是亲近札公，实际上学经的师父，都是他老座下的上首弟子，我依止俄让巴师父，听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毗钵舍那。后又依止格陀诸古，学了《因明初机入门》、《现观庄严论》和《辨了义不了义论》等多种。这位师父的年龄只比我大一岁，但是他的学问、 修行、道德和慈悲，那都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不可测度的。我依止他老人家共住了四个年头，所得的利益最多。那修菩提心的教授，纯是他老人家慈悲恩予的，对于密宗深意，也由他老人家的慈悲，摸着了一点门路。我对于他的信敬心，是不可用言语来形容的事。他那慈爱的面容及那和悦的音声，令我生生世世也难得忘掉的。民国十七年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