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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世界是个修罗的世界！东方的恶魔现出了三头六臂青脸红发的丑相在横行着！要满足它的贪婪妄念，任藉了科学先生给它的利器，真和猛善一般的惨柔着人类的同胞！摧毁着人间的文化！可是我们也就筑起了防御的新的长城！看吧！这是东亚以至全球的大时代，也是中华民族的新时代。这般万恶的修罗虽是人们共业感的大劫数，但从因果律上去勘定，从天理人情上去推算，在不久的期间一定是会灭亡的！这在各位法师想是都有同感的吧？在战区之内。我们佛教受到了不少的损失！尤其是我们从武院以来直接间接创造的佛教文化和教育，毁灭更大！但而这是无法避免的。我们除祈祷三宝的加被之外，就只好听之因缘吧。保存着固然可喜。毁灭了的也不必悲伤。因为佛法住世不住世，完全是以众生的福业为转移的。所以一地方一时代的佛法毁灭与兴盛，是有非常广远的因缘的。虽然我们还是得尽我们的力量去谋力四能及的保存。在战区的大醒芝峰会觉谈玄亦幻静严雨县等诸法师，都为着保存道场而在受着种种的辛苦与惊吓吧。读芝峰兄的“愿与白湖共存亡”，大醒兄的“宁寺有责”，谈玄兄的“生存不如灭亡”各函，真是令人感哀不已！此外像“努力救护或宣传或其它工作”的万泉雨县竹摩诸师，都是高揭了佛陀的旗帜在迩进着，那就是佛教救世的另一方式吧，在这大时代里。法尊前年十二月底第二次由西藏回来，奉大师命就住在重庆北碚缙云山，代理大师主持世苑汉藏教理院，并从事解释藏文圣典，直到今日，还是在做这种工作。法舫十年来都是直接听大师的驱策，尽能力之所及以助大师。最近六年常住武院，办理世苑与武汉诸佛事。现在因为武昌接近战区，世苑研究院停课，各研究员分散于湘鄂粤港，图书保险存栈，海潮音月刊大师另命苇舫法师周观仁居士编发。诸事都结束之后，大师函催入川充汉藏教理院教务主任。已于一月七日离鄂，二十日抵渝，在重庆佛学社礼见大师，施于二十九日僧法尊来缙云山，一切粗安，差堪告慰。
我们和大师常常谈到各位法师，尤其是在沦战区里边未及出来的，如像观空芝峰大醒净严谈玄雨县……诸兄，大师早晚都念及，常说□□该安全吧？那地方不知怎样了！每次谈话都询问各法师的消息。大师和我们很希望留存沦战区的各位法师能设法到重庆汉藏教理院来，一切必需的供给决定尽心力而助之。万一各位法师不能离开特殊化之地，也盼望常常来信报平安，以慰大师我们的悬念。在非战区之后方的各位法师，也同样不时通讯以交换各种情报和商讨对于整兴佛教的意见。在眼前我们的国族碰到非常的暴寇，真是生死存亡在呼吸的关头。我们假想国族若灭亡，中国的佛教也必遭摧毁！所以在这民族斗争的当儿，我们有两种是危险和责任：一种是亡国的危险，责任是如护国？一种是毁教的危险，责任是如何去卫教？前者全国佛教徒众已普遍的讲诵祈祷，或到前线参加救护等，尽心的去加强国族自保的力量。后者的危险，虽依前者为转移；但是问题实在不同。就是中国战胜了以后，佛教是不是就能够兴盛？我们从最近的国政转变上和国际的动态上，观察中国佛教的现在和将来，得到的结论是这样：
一、在长期抗战中，中国的佛教现状，如果不变更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论是僧寺或是社团，在沦战区者的困难姑不具论，就在非战区的以言，是在前方或后方，是在都市或乡间，也都不易维持下去。单从后方的湘鄂等省僧寺来说，不论在什么地方，或是为战时征用，或是为学校等占用，虽说是临时的，而僧众被逐和寺庙被没收的事非常多。如法舫过宜昌时，知道伟大的当阳玉泉寺为某大学占用，僧众离去甚多。宜城慈云寺等完全被□□借用，僧众不许住寺内。到重庆之后，知道沿交通线的各寺庙，很多被移到后方的临时机关等占用。这样长期抗战下去，三五年后，这些寺庙僧众还存在么？寺僧主权能保持么？是亟应注意的问题。至于在大都市如武汉长沙沙市宜昌重庆各大刹丛林，依经忏为生活者，真是粥少僧多，现在都有不能维持而汲汲不可终日之势！长此下去，一定会鹤去楼空的。如果僧寺不早谋救济之出路，必然会被社会蚕食而灭亡的！
二、中国到战后得到胜利，残留下来的中国佛教僧寺，也一定得改变制度，否则，在战后的新中国政治社会之下，对于残存的寺僧或是根本取消！或是给另外制定一种不合佛教原理的制度使去奉行，名存实亡！这种观察。不算是神经过敏吧？因为中国全民抗战，国族决定会复兴起来。但从现在的机构转变上，推想到将来的新兴政治，它要把中国的整个社会翻个觔斗！使全民族都荡动起来！那么佛教也是动荡中的一个浮萍呀！如果现在不去准备力量，不去决定方针，不去规划制度，将来我们的佛教，自然是会被政治的社会的两种力量来消灭！除非我们佛教本身能够有适应新兴社会的办法。就是建设新中国佛教的方针。我们还得谈谈关于今后的世界佛教咧。
三、现在国际演变，神秘莫测。照现状推变，恐怕世界大战的爆发，已不远吧。中日之战，表面虽只东亚两国，但实际上就是世界战争的序幕，因为日本先从贫弱的中国下手，其最后目的在从独霸亚洲到统治世界。那末，中国的抗战，虽说是为着自己的生存，实际上还是为保护全世界人类而抗战。所以相信不久就会从中国国难进到全世界的大斗争了。然而人类是爱好和平的，反战争的，可是如何去减免这大战争，就得促进国际间如何制止侵略国的暴行了。佛教是人世上最主和平的宗教，对于制止侵略战争，不论在大乘小乘，不论在显法密法，有很多的方法，约之有两种原则：一种是以威力制止战争；一种是以德化制止战争。而两者都以大慈悲为本及大方便为门。现在在这世界大斗争的开幕的时候，我们应如何运用世界佛教的力量去消灭这可怕的大战争？或者如何去减轻这万恶的战争？而先之以我们应该如何去联合世界佛教？推动世界佛教？适应今后世界人类需求的佛教？
总而言之，我们本于佛教的信愿和学僧的立场，在现前中国和世界的环境之下，应该讨论两个问题：
我们佛教应如何去适应此中国和国际的大斗争时候？应以如何的方法去建设今后的中国佛教和世界佛教？
这两大问题，常常绞在我们的脑中，觉得非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决不能树立起确切的理论和实际的事功。所以就很诚恳的合写这一封信，敬求各位法师住持佛教的天职，远大智悲，高瞻远瞩，不吾赐教地来讨论两种问题。云山千里，烽火万方，伫候德音，真是不胜盼切祷切之至呢。专此并颂。安乐无量！
弟法尊法舫同启
二月四日写于重庆缙云山
（原载《海潮音》1938年第十九卷第二号）
编后记
法尊法师是现代著名高僧，佛学家，卓越的翻译家，不畏险阻的西行求法者，可称之为当代玄奘。法尊法师为沟通汉藏文化，弘扬藏传佛教，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翻译了大量西藏佛教典籍，并写有不少论著，为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是我们研究法师思想的最好资料。随着藏学研究的发展，人们会对法师的著述，深为推重，缅怀法师的功德，比肩先贤，典型百代。
法尊法师，俗姓温，法名妙贵，字法尊。笔名避嚣室主、敬之，瑞伽行者道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二月十四日生于河北深县南周堡村，一九八０年十二月十四日圆寂于北京广济寺。世寿七十九岁，戒腊五十九龄，灵骨塔建在五台山广宗寺。
法尊法师自一九二一年冬于北京法源寺受戒，数十年间高风卓行，大致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六年。法师学习西藏佛教前，先已在五台山出家，遇大勇法师，拜为师，听讲经论，后来北京拜谒太虚法师，又在法源寺受具足戒，受戒后去南京宝华山学戒，最后又到武昌佛学院学习。从出家至武昌佛学院毕业、经过四年，法师对汉地佛学，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武昌佛学院毕业后，回到北京参加藏文学院学习。这是法师学习藏文的开始。当时法师只有二十三岁。一年后，由大勇法师率领藏文学院全体学生出发入藏，开始了法师入藏九年的生活，先后在打箭炉、跑马山、甘孜、昌都、拉萨等地，依止大勇法师、慈愿法师、礼迦大师、格陀诸古安东大师、达朴大师、格登墀巴等学习西藏各种经论。法师在《著者入藏的经过》一文中说；“在康藏留学这几年中间，要算我这一生中，最饶兴趣，最为满意的一幅图画了。”一九三三年，法师接到太虚法师几封信，催促速归办理汉藏教理院事。回汉藏教理院，仅一年有余，法师为迎请安东大师二次入藏，安东大师已经圆寂，法师悲痛已极。在拉萨依止降则法王又学习了不少经论。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六年共十五年，法师两次入藏，遍访名师，广学经论，随学随译，为法师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佛经翻译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著有：《菩萨戒品释》二册，《菩提道次第广论》二册，《密宗道次第论》一册，《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二册，《辨了不了义论释难》二册等。
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法师第二次入藏归来，继续主持汉藏教理院工作，培养了大量人才。并往来于成渝之间，讲经说法。这一阶段是法师一生中作大贡献的时期，译著达到一个高潮。法师几部大的译著出自这一时期，如《地道建立》一册，《现观庄严论略释》一册，《密宗道次第广论》二册，《苾刍学处》一册，《供养上师与大印合修》一册，《入中论善显密意疏》三册，译补《菩提道次第略论》一册，《菩提道次第略论止观章》一册，《修菩提心七义论》一册，以及《辨法法性论》，《七十空性论》，《精研经释》，《缘起赞释》等。著名的著作有《现代西藏》，《我去过的西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读本初稿》等。法师还在《海潮音》等各种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译文和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师精通西藏语文，不仅可以把藏文译成汉文，而且可以把汉文译成藏文。法师用近四年之功，终于将一部二百卷的《大毗婆沙论》译成了藏文。
第三阶段，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解放后，法师参加了北京菩提学会翻译组，为民委翻译文件，如《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由汉译藏，显示了法师对西藏语文的精深造诣。五五年法师为大百科全书撰稿。五六年后，到佛学院任副院长。这一时期法师写有不少论文，在《现代佛学》上发表。然而，十分遗憾的是法师这一时期的不少译著未能出版，有些已经散佚。我们能够知道的有《五次第论》、《七宝论》、《四百论颂》、《入中论略解》、《俱舍论略解》。这一时期，法师最大功绩是翻译了一部《格西曲扎藏文字典》。
第四阶段，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０年。“文革”期间，法师被打成黑帮，参加体力劳动，把脚砸伤致残。整整十年，法师的翻译工作是一段空白。一九七八年，法师翻译了《菩提道炬论》。法师在圆寂之前，两年半的时间里，还抱病完成了三部有关因明的译著。这三部是《释量论》、《释量论略解》、《集量论》，填补了汉文佛经因明学方面的缺典。这是法师一生中最后一个翻译高潮。
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汉文佛经基本上是从梵文翻译的。在相当于唐代的印度，佛教密宗发展到全盛时期，传入中国的西藏。西藏翻译了大量佛经，其数量远远超过汉文佛经。但有些佛经传入汉地，未传入西藏。汉地和西藏出了不少佛学家，写了不少著作。汉藏文字的翻译从唐代就开始了。吐蕃时期，有藏族大译师管·法成，在敦煌一带，翻译了一些藏文佛经，同时也把汉文佛经译成了藏文，这可能是汉藏佛经翻译的滥觞。元代有沙啰巴，译有《彰所知论》等，清代有工布查布，译有《造像度量经》等，但其数量很少。民国以来，大勇法师率领藏文学院全体学生两行求法，太虚法师创立汉藏教理院，九世班禅在北京成立北京密藏院，北京菩提学会等，翻译藏文佛经蔚然成风。有成就者，大有人在。如大勇法师，能海法师，观空法师，超一法师，严定法师，碧松法师，孙景风、汤乡铭、郭和卿、刘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