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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为什么中国政法界对李昌钰那么宠爱有加？已数不清有多少政法大学，政法学会，省市政府给他颁“荣誉博士”，授“顾问”、“教授”了？尤有甚者，李昌钰每年到中国大陆吃香喝辣，还收此礼拿那品，大陆不至于有陈水扁国务机要费那类开支吧？反讽的是，一大摊右派媒体更对李推波助澜，“君子可欺之以方”，大陆人民还在受骗上当。
第四，最要命的是，中国政法界对李昌钰基本是城门洞开，无国安意识，将内部机密向之公开透明。难怪美国官方对中国此领域非常了解，广受瞩目的什么陈绍基、王华元、朱XX（原天津政法委书记）。到今天的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朱影。有关部门何以对此长期漠视？切莫渎职。
中国大陆媒体大多是钱字为水已灌坏脑壳，有时懒得理会它们。但中国政法界，尤其是那些排队请李昌钰给学生洗脑的政法大专院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列）的领导们，应有所反省。送一句生前驻缅甸、印尼大使姚仲明的话：同志，你走错了路。政法界为何频出风波（重庆文强仅其中一例？）乃专业及公信力不足，所以大家都在看。对李昌钰如此厚爱，反倒得罪了天下大众，不是吗？它能否赢得社会人心的支持和信赖，取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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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杜：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总是能走出中南海？
（本文大意：“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总是能走出中南海”？其道理简单到如同纸包不住火一样。这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思想最坚定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最密切地结合了中国社会以及时代发展的基本实际。阶级分化问题。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小生产者的改造问题。国际资本的力量。时代前进，今非昔比，没有谁再能从劳动者手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夺走。）
常看到主流媒体上在大声呼吁维护中央的绝对权威，离职高官在慨叹“有些中央决策根本就走不出中南海”，更有退休高官“良心发现”，相互检举起各自“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行”来了。这实在是一种“特别年代”的“特别”现象。这现象是“不分社资”“不分猫色”“不必争论”的“临时性”结果，还是“主流生产力”“主流文化”“主流政党”的“先进性”景观？对于这样可能要涉及“中国特色理论”的高深题目，恐怕是要由中央党校的教授们来解读与定义的。但无论如何，我以为，这一“特别”现象却成了另一种“普世”现象的鲜明对照，也为人们发出疑问提供了一个借口，那就是：尽管三十多年来，毛泽东思想及其本人一直受到国内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势力的批判、攻击、诋毁、诬蔑、咒骂，并无所不用其极，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总是能走出中南海，在工农大众及其他底层劳动者中间不胫而走、更入人心，并成为反抗私有化改制、资本主义复辟、殖民地灾难的行动指南？或者用“改革派”的话来说，反成了他们再三要“解放”的“思想桎棝”。
“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总是能走出中南海”？这在一直尽力闭口不提“毛泽东思想”的“改革派”看来，恐怕是觉得大惑难解，很有点急得抓耳挠腮，恨不得“光做不说”、改旗易帜的架势的。但在我看来，这道理实在是太简单了，简单到如同纸包不住火一样。纸包不住火，并不是纸不够好，而全在于火的性质。什么样的好纸，用来装点装点什么“庆典”之类还可以，用来包火，总是不行的，硬要去包，那就非自取其败，一灰飞天不可。“毛泽东秘书”李锐、谢韬等人的“毛泽东暴君”论，“政治小说家”张贤亮等人的“毛泽东严格身份识别”的“帽子制度”，由平反原河南省书记吴芝圃而证明毛泽东“锇死三千万”的“反人类罪”，“准确右派分子”茅于轼等人的“毛泽东不懂经济”说，季羡林等“国学大师”“毛泽东革文化命”的“真话”，巫婆念咒似地絮叨了三十年，然而终于“去毛”无效，“毛风”依然炽热，原因不在于他们是“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而在于他们这几张表纸，表面上五光十色，其实不过是一堆落木败絮而已。应势泛起，随波逐流，借此以显存在是可以的，但终究的结局，还是再沉下去，彻底地腐朽掉算完。
打比方就打到这里，以下就正面来说一说我对“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总是能走出中南海”的看法。很粗糙，既可补充，更可批评，提出相反意见。
“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总是能走出中南海”？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思想最坚定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最密切地结合了中国社会以及时代发展的基本实际。
毛泽东早就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要发展的，不发展，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了。但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那就是修正主义，与马列主义为敌了。那么，毛泽东思想最坚定地坚持了马列主义那些基本原理呢？我对马列主义知之甚少，据个人了解，毛泽东思想至少在这样几点上是最坚定地坚持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用阶级斗争学说观察、分析社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农业合作化道路；对小生产作最坚韧的斗争，也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
请不要以为这些只是干巴巴的几条筯，其中任何一条，都是撑起中国，乃至世界脊梁的根本。单是“用阶级斗争学说观察、分析、认识社会”这一条，就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经济社会”等“特色理论”变得七零八落，早已不成体统了。什么“不找市长找市场”，什么“这是由市场选择决定的”，什么“贸易自由”，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面前，其骗人、坑人、害人的本质暴露无遗。“周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初步原理的，都知道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列宁全集》第３２卷第206页）高喊“倒退没有出路”的周瑞金们哟，举起双手捂起自己的脑袋来躲避列宁的棍子吧，让自己屁滚尿流的倒退稍稍“学者”样一点吧。高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胡福民们哟，看一眼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上“周转自由和贸易自由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践行”吧，让自己义形于色的解读“标准”化一点吧。三十年装点，真是不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之一击。
不过，请诸君切勿以为他们真的在乎什么“学者风度”“理论架子”，其实，他们是连“大师”“泰斗”也并不真的放在心上的；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大环境”。有了他们宝爱的“大环境”，他们才一个个能够拍着胸脯大叫“我就是政治小说家”，我就是“准确右派分子”，我活到一百来岁，从来就是“真话不全说”！谢谢他们的“指鹿为鹿”，谢谢他们的“图穷匕现”，这一切胜过了多少本革命教科书，从来还没有谁曾经这样透彻地教育了工农大众和一切底层劳动者，从心底明白了毛泽东在六十年说过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这一条道理说得是多么刻骨铭心！丢掉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丢掉了自己护身的法宝，丢掉了自己传家的法宝，让“先富一族”及其“知识精英”有了他们的“大环境”，工农大众和一切底层劳动者终于亲身体验到了这是怎样的日子。剥夺了罢工、游行、示威权力，新赐了“自杀秀”“恶意讨薪”“非正常上访”“不明真相”，工农大众和一切底层劳动者终于沦落到了“刁民”“屁民”“卵民”的境地。处在这种境地里的工农大众和一切底层劳动者，一旦知道了毛泽东六十年前就说过，“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及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他还说过：“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这时，有谁还有本领将毛泽东的这些话从他们心中撼动或挖掉呢？又有谁能够挡得住他们终于认识到，列宁、毛泽东的这些话并不是什么教条，而是实实在在的真理呢？而当这些主义与思想深入人心之时，所谓“大环境”就非为之一变不可。
所以，当我听到什么人在号召“学习王进喜学习焦裕禄”时，我是很不以为然的。今天，权威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发布了，“私营企业占44。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10。7％，外商投资企业占11。7％”赫然在案。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们的“大环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大环境”。当66。8％的劳动者在为大陆新兴老板，港、澳、台老牌老板，列强碧眼高鼻的洋老板拼尽了自己的血汗，而连工钱也讨不回来，连伤残抚恤都毫无着落，连自己世代为存的村落也即将不复存在的时候，还要他们“学习王进喜学习焦裕禄”，这不是滑稽，而是残忍！毛泽东说，“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完成消灭阶级和进入大同的历史任务。”连“欠债还钱”这样的“天经地义”（他们上台之初曾用这条“天经地义”批判杨白劳批判了好多年！），连“拦轿告状”这样的“天下为仁”（他们三十年大庆是在全世界大建其“孔子学院”！），以“顺”教民，以“顺”为治，这真是不折不扣的“牧民”之治。这种时候，还有谁能用薄薄的一纸文饰，挡得住毛泽东思想的剖析“大环境”实质之刃吗？
工农大众与底层劳动者，当然不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一生下来就是“共产主义战士”。毛泽东60年前就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的社会化。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今日不骂“农民工”便不足以证明自己“文明高尚”的“改革派”“精英族”们，不正是你们一举推翻了毛泽东力行了二十年的农业合作化，先期“分田单干”，继之“土地流转”，从而使农民及其他底层劳动者“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的社会实践完全中断并大肆倒退，而且亘古以来难得一见地鼓励他们“不分猫色”、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损人利己吗？在这个时候，什么“以德治国”“八荣八耻”“文明标兵”“礼义模范”，能走出中南海吗？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列宁就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