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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分明确地向吴连登作出以下介绍和证实：
“毛主席的全部稿费，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为止，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的。1976年10月初，东兴主任到毛家湾检查毛主席遗体的保护，顺便到”毛着“编委会看望同志们时，还指示过，要把毛主席的稿费124万多爰人民币用在出版毛主席著作上，并交待要把编委会人员的生活搞好。后来没有动用毛主席的稿费。
汪东兴说：“十年‘文革’期间，出版过数以亿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语录》、《毛泽东诗词》等，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我们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些人完全在胡说八道，乱写。”
据汪东兴说：“不要说什么毛主席有‘亿元稿费’，就是那一百多万，他老人家都觉得太多了，还责怪过我。记得有一次，毛主席问我：‘这个稿费，你怎么越搞越多呀？’我说，‘不是我搞多了，是每年有利息，当然就越来越多了。’”
一个完全捏造的、子虚乌有的所谓毛泽东文革稿酬高达亿元的谎言，先是有中情局资金支持的海外民运网站散播，直到国内各种报刊纷纷添油加醋式地转载，新华网、新浪网、凤凰网等大面积传播，徐友渔等汉奸文人跳出来借机大肆发挥。而汪东兴、吴连登等人的澄清文章却得不到主流媒体的大力宣传，影响很小，很少有人知道。几乎每次大大小小的“妖魔化毛泽东”案例都是如此，可见，中国舆论、思想控制权在谁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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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青山：毛泽东为何而不“特别”自己？
——纪念毛泽东诞生116周年
党的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一定要把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但令人费解、困惑的是，决定仍然是“特别”和“突出”中国自己的东西，强调“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号召：“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著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
一代领导人如何看待自已的思想理论？如何摆正它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是“突出”自己、“特别”自己，还是“突出马列”、“特别”马列？
这是一个事关举什么旗，真举什么旗，还是假举什么旗的原则问题。
这个问题上，认真研究和学习毛泽东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的原则立场，正确处理中国自己的东西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始终“突出”马列、特别“马列”的科学态度，有着极大重大的现实意义。
早在1944年4月18日，延安出了一本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周扬写了一篇编者序言，请毛泽东审阅。这年4月2日，毛泽东在《致周扬》的信中指出：此篇看了，写得很好，“对我也上了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毛泽东书信集》第228页）
1948年秋天，时任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建议把毛泽东思想提升为“毛泽东主义”，提出华北大学的教学“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
他在 八月13日 致电周恩来：说他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的提法“是否妥当”，请周恩来“同主席与少奇商量后，赐以指示。”
过了两天，毛泽东电复吴老，坚决不同意吴老关于“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他尖锐指出：“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号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其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他还指出，“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说成‘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文集》第5卷，第123页）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尖锐批语王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规定，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东西“并列”的错误，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特别”马列，而决不应当“特别”自己。他说：王明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分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而且，我们说殖民地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买货，这又怎么办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越一定的范围。”（《文集》第5卷，第257页）又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很好地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和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而是做先生，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正是基于此种科学认知，毛泽东提出，延安规定“干部必读”十二本马列经典，“积二十多年
的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全党高级干部“应有共同的认识。”并规定今后三年内要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9…261页）
1953年夏天在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又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上
，为了使全党特别是党中央的负责人，当然也包括他本人，能够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腐杇思想和作风的侵蚀，提出了“六不”的纪律规定，其中第六项就是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不要颠倒学生和先生的关系。这“六不”是：“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送礼。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沷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毛选》第5卷，第97页）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吹起的个人迷信达于高潮，毛泽东仍一如既往，强调要突出马列。 1971年3月15日，他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说：“只在18页上去掉一个词（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语中的‘毛泽东思想’一一引者注）以便突出马列。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辩证法，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坚决“特别”马列？为什么要反对“特别”自己呢？
那么，毛泽东又为什么总是强调要“突出”马列主义？为什么坚决反对把自己同马、恩、列、斯并列？为什么坚决反对突出自己？
毛泽东所作的深刻论述，主要地有如下三层意思：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科学性来看。
毛泽东历来确认，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揭明了社会历史运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本性的科学性在于，它是经过长期的全面的历史的实践检验证实了的普遍真理。这就是毛泽东常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本性就是它的普遍性、真理性、科学性。毛泽东对此的信仰是忠贞如一，坚定不移，凸现其特有的品格。
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指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包含二个方面的含义，在时间上是如此；在空间上亦复如此。换言之，无论怎样国家化，无论哪样时间化，都不能无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
毛泽东正是基于大时代“全部实践的总和”的历史观察，深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根本指导，“特别”马列，而不是“特别”自己，乃逻辑的必然了。
当然，各个不同国家，各个不同时代，都有各自矛盾的特殊性，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我国，第一个提出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这种结合之结晶，便是毛泽东思想。按时下流行话来说，无疑是货真价实的“创新理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毛泽东在“发展”、“创新”之后，不象有人头脑发烧、膨胀，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仍旧“特别”马列、“突出”马列。
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根本指导的信仰，是真心实意，还是假心假意？是忠诚如一，还是朝三暮四？总之，是真姓马，还是假姓马？
第二、从源与流、根与叶的关系来看。
在延安整风期间，刘少奇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应当说毛泽东是认可的。建国之初，经他提议由中宣部正式发文，以后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59年林彪出山后又重新恢复。毛泽东也感无奈。他
1967年6月17日 ，他同周世钊的谈话时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命名。他们一定要我也没有办法。（《领袖情 毛泽东与周世钊》第95页）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尽管这是真正的“创新理论”，但只名之曰“毛泽东思想”，不上升为“毛泽东理论”，更反对升华成“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有了“中国化的创新理论”之后，仍然一贯“特别”马列，“突出”马列。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东西的关系，前者是“根”，是“源”，后者是“叶”，是“流”。按照他的形象的比喻，马克思主义是“总店”，而中国自己的东西则是“分店。”“总店”里的马克思主义，是放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分店”的东西不管好到哪里去，都是没有资格这么讲的。因之，就既不能“特别”分店，“突出”分店，也不能把“分店”与“总店”并列，更不能以“分店”取代“总店”。
毛泽东还强调，马克思是“先生”，我们只能是“学生”。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一经“中国化”后，“似乎我们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而是做先生，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学生不能“调皮”，不认“先生”，或让“先生”作“陪客”，同“先生”并列，甚至于把“先生”拒之门外。毛泽东认为，正确处理此种关系，不是什么谦不谦虚的问题，而是对待科学真理的态度问题。
否则，一来，“不合实际”；二来“有害无益”，故须“坚决反对”。
第三，从中国的理论实况来看。
如同一切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一样，全党干部的理论建设，也要“实事求是。”毛泽东深感“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没有很好的宣传，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没有很好地学习，因而要“突出马列”。
这就是他所说的：“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