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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不是有赖于’最高统帅发挥作用、而是‘违背’他的意志取得的。”＇28＇
科索拉波夫等花这样大的气力从事这项工作，大概是因为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斯大林自从受到批判以来，他已发表过的著作失去了重版的机会，他的手稿被抛在一边，没有人去进行整理和研究，更不用说发表出来了。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如此，结果人们对他的思想观点和活动已不甚了了，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是这样，他们变得比较轻信，这使得反对斯大林的人便于进行歪曲和捏造，各种流言蜚语和歪理邪说容易传播开来而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随着斯大林著作的整理出版，人们就有可能直接听一听斯大林本人是怎么说的，了解他的行为的动机和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这就有助于对事情的是非曲直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样一来，听信造谣诬蔑和赞成无端攻击的人就会减少。而对研究者来说，全面了解和熟悉斯大林的著作是一个先决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研究就无法进行，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斯大林时期的各种档案材料陆续解密。学者们在整理和编辑出版这些材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把材料分门别类，按照某一重要问题或某一重大事件汇编成册付梓，例如关于大家关注的大清洗和劳改营的材料就出版了厚厚的几册。有些不属于机密、甚至说不上是档案的材料，因其能说明某些事实而具有一定的价值，也整理出版。这里要说一下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日志，这日志从1924年7月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前逐日记载了他会见的人员，具体写明每个前来会见的人几点几分进办公室，几点几分离开。这些日志的片段曾在杂志上发表，现在全部记录已汇编成册于2008年出版。别小看这简单的记载，它纠正了某些讹传，对恢复历史真相起了一定作用。例如，1990年某些媒体引用一份据说是美国档案馆收藏的文件，大肆宣扬1939年10月17日斯大林曾在利沃夫会见希特勒，而根据日志记载，斯大林这一天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好几个人；又如有人曾散布说，斯大林在战争爆发时惊慌失措，放弃了领导，一个人待在别墅里，谁也不接见，而日志逐日记录了他会见的人，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天他就会见了二十九人次，随后几天也都是如此，显然这几天他一直在进行紧张的工作，为开展抗击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作各种决策和部署；再如马林科夫的儿子在回忆录里说，1941年10月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撤离了莫斯科，斯大林也离开了十天，只留下马林科夫一人。但是只要翻一翻日志就可知道，在10月份政治局委员常到斯大林办公室来，斯大林还接见其它许多人。由此可见，大量档案材料的解密和公布，可以起纠正被歪曲的事实的作用，同时为研究者提供了最可贵的第一手材料。
俄罗斯学者在研究斯大林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有一批比较严肃的著作问世，其中包括朱赫莱的《斯大林：真实和谎言》（1996）、尼古拉•；雅科夫列夫的《斯大林：上升的道路》（1997）、谢马诺夫和卡尔达肖夫的《约瑟夫•；斯大林》（1998）、索洛维约夫和苏霍杰耶夫的《统帅斯大林》（1999）等。据介绍，这些著作的作者态度比较冷静和客观，他们对斯大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
进入新世纪后，出现的研究著作有所增加。在这些著作中，不少学者和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特别推重作家卡尔波夫的《大元帅》（2002）以及历史学家叶梅利亚诺夫的两卷本《斯大林：通向权力的道路》和《斯大林：在权力的顶峰》（均2002）。这两部书都已有了中译本。《大元帅》的作者卡尔波夫青年时代在塔什干军校学习时，曾因说了几句关于斯大林的话被加上进行“反苏鼓动和宣传”的罪名而被捕和判刑。他在1942年秋天上书加里宁请求允许他上前线去立功赎罪，他的请求被批准了。由于他在战斗中表现出色，撤销了当年军事法庭对他的判决。照他自己说，他完全有理由生斯大林的气。可是他不计较个人恩怨，在写书时一切都从事实出发，根据大量文献资料以及与许多与斯大林有过交往和接触的人的回忆和谈话，力图客观地和真实地描述出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应该说，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大元帅》一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在短时间内几次重版。乌克兰的电影工作者将其改编为电视剧，不过它只在白俄罗斯电视台播出，未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观众见面。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这样一件事。卡尔波夫在《大元帅》一书的第4章《1942年的严峻考验》里讲到，1942年2月斯大林曾打算与德国人媾和，亲自草拟了《给德国统帅部的具体建议》，提出如果双方达成协议，苏联准备与德国一起对英美采取军事行动。书中还讲到苏方代表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曾与德方代表沃尔夫在被德军占领的姆岑斯克会晤，由于德方态度强硬，谈判未能取得结果。书中全文引用了斯大林的几条建议和梅尔库洛夫的报告。卡尔波夫认为这是斯大林有意“虚张声势”，目的是为了赢得时间，集合力量，虽未达到目的，但动机是好的。卡尔波夫的这种写法在俄罗斯国内外引发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延续了几年之久。有人认为如果情况属实，这将对斯大林的形象造成极大损害。历史学家、军事专家和档案学专家纷纷发表意见。首先他们对卡尔波夫引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根据他们的说法，在各个档案馆里没有发现书中引用的材料，梅尔库洛夫的报告的格式不符合当时的要求，他在报告上的签名与他在档案馆里收藏的其它文件上的签名完全不同，报告中的某些用语不符合当时俄语的习惯用法。还有根据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日志的记载，斯大林在1942年一年里没有会见过梅尔库洛夫，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很难设想斯大林会不对他“面授机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斯大林派他去与德国人谈判的可能性。同时他们认为，在当时莫斯科保卫战取得了胜利，德国人在军事上遭到了严重挫折，苏联同英美的联盟正在加强的情况下，照常理说，没有与德国人媾和的必要。此外，德国学者也提供了一些情况。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说他多年来翻遍了许多档案馆的档案，没有发现沃尔夫和别的人参加姆岑斯克会晤的材料。他还提到沃尔夫1984年去世前在写回忆录时常来找他帮忙和咨询，从未提到参加过苏德谈判。卡尔波夫本人在记者问到他引用的材料的来源时，第一次说是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住宅里看到的，后来又改口说是情报机关的一位朋友给他看的。根据学者们分析，这两份材料是德国情报机关伪造的，目的在于制造苏联与其盟国之间的不和。《大元帅》的作者没有向专家们请教就相信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并写进自己的书里，这不能不给这部内容扎实、很有分量的作品留下一个显眼的瑕疵。
叶梅利亚诺夫的两卷本的第1卷从斯大林出生一直写到1929年，叙述了他的成长过程、从事的革命活动以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并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的经过；第2卷则写他从三十年代直到逝世的活动。作者根据自己掌握的大量材料，对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作了全面的展示，揭露了社会上流传的关于斯大林的各种神话（在写本书前他曾发表过题为《关于斯大林的神话》的长文），肯定了斯大林的巨大的历史功绩。近年来，他还在报刊上不断发表关于斯大林的文章和谈话，并先后推出了《斯大林元帅——胜利的缔造者》（2007）和《面对侏儒们评头论足的斯大林》（2008）这两部新着。
近年来在斯大林研究方面观点比较鲜明而且作出了成绩的还有历史学家茹科夫。他先后出版了专着《斯大林：权力的秘密》（2005）、《另一位斯大林：1933～1937年苏联的政治改革》（2008）和《斯大林的人民的帝国》（2009）等专着。进入新世纪后出现的值得注意的研究著作还有谢马诺夫的《斯大林：生活和活动的经验教训》（2002）、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谁站在斯大林背后：——革命地下工作的秘密》（2002）、苏霍杰耶夫的《生活和传说中的斯大林》（2003）和《斯大林的军事天才》（2005）等。
从以上介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学者经过多年的努力，为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斯大林本人的绝大部分著作已公开出版，大部分有关的档案材料已经解密并公布，其它文献资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大量涌现的情况下，再要凭空编造就会变得比较困难。由于这个原因，对斯大林持反对和否定态度的人将会不同程度上改变他们的手段和方法。他们之中有的人将会从他们否定斯大林的观点出发，带着偏见选择和剪裁各种文献和档案材料。有的人则将更多地采用抽出个别事实加以歪曲和夸大，从中得出普遍的结论的做法。也有人则将在被迫承认某些事实的同时，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加以说明，目的也是为了用这些事实来证明他们的观点。对诸如此类的做法必须坚决反对。为了使研究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29＇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0＇在全面掌握事实的基础上，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指导研究的问题。应该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评价像斯大林这样的人物，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斯大林，不把他视为抽象的个人，而视为一定阶级的代表；不把他的活动看作偶然的、纯粹个人的行为，而将其看作是由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列宁还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31＇在评价斯大林时，也应该这样做。只有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才能正确认识斯大林这位复杂的重要人物，科学地说明他的全部活动，对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综上所述，现在俄罗斯国内在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分歧依然存在，某些看法甚至还是完全对立的。由于斯大林这个人物与现实的政治斗争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他的评价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政治化的色彩。著名历史学家波利亚科夫在斯大林逝世五十周年时就抱怨至今还没有形成对斯大林的一致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科学的任务是对斯大林作出“最大限度地客观的、以文献资料为依据的评价”。＇32＇由于斯大林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人物，人们还不大可能对他采取完全客观的和冷静的态度，因此这个任务恐怕在短时间内不一定能够完成。
但是应该指出，目前在如何看待斯大林的问题上情况与十七八年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回想当时多少人往斯大林身上泼脏水，他遭到的诋毁和谩骂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斯大林本人早就预见到会有这样的遭遇。根据莫洛托夫回忆，战争年代斯大林曾对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垃圾刮走！”＇33＇空军主帅戈洛瓦洛夫在题为《他领导了最艰苦的世界大战》一文里也提到斯大林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后会见他时说过类似的话。＇34＇现在看来，斯大林的这一预言正在实现。“历史的风”早已刮起来了，已经刮走了多年来堆积在他坟上的一大堆垃圾，而且还在继续刮着。
在更早一些时候，在1939年11月，斯大林在会见女革命家和外交家柯伦泰时曾谈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提到了俄罗斯的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字。当柯伦泰刚要说“您的名字也将载入……”时，斯大林打断了她，说：“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许多事情将遭到歪曲和污辱，首先在国外，在我们国内也将如此……我的名字同样将会遭到诬蔑和诽谤。将会把许多暴行加到我身上。”他逝世后，情况确实如此。斯大林接着对形势的发展作了估计，指出发展的道路将更加复杂，甚至复杂到极点，转折将是最急剧的。但是他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样说道：“不管事态如何发展，到时候子孙后代的目光仍将关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各种事情和胜利。年复一年地将出现一代代新人。他们将重新高举起自己的父辈和祖辈的旗帜，并完全给我们以应有的评价。他们将在我们的过去的基础之上来建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