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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呢，中国在唐宋之间发生了由爵位制度向科举制度的一个全面的替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本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周礼》。《周礼》是什么书呢？《周礼》很神的。比如汪晖老师写了很厚的三卷书，其中很多部分是在研究《周礼》。简而言之《周礼》是一本官书。就是讲如何分配、设置官职，中国的政治学的产生很早，这个政治学里头是讲如何按照官制和官的分配方法来设立一个政治制度。《周礼》就是这样一本官书，同时，它也是那个关系的“关书”，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来通过搞亲戚关系来设立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周礼》代表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其核心又是贵族制度。而说唐代到宋代的一个转化，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时候爵位（公侯伯子男），亲王贵族，开始不重要了。重要的变成了官职。就是在唐朝以前，官和爵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妨举个现在军队的例子：65年、66年的时候，毛主席就说，我们这个军队不要再搞这个军衔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军衔制的军队，好像就是爵位制度，就是说，你既是一个什么长，连排班长，同时你还是一个将军、校什么的，前面是官，后面是爵，合在一起就是典型的封建爵秩制。可是到了宋朝以后呢，官和爵就脱离了，就很少在一起了，官就是官，不再是分公侯伯子男，你是团长就是团长，不再封你一个上校了。过去，所谓的贵族制度，这两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宋代，这个制度，就是爵位的制度，开始为科举造成的这个官位取代了。而且，这个东西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就更彻底了。怎么说呢，就是明朝以后（我后面还会讲到），那个时候国家有了银子，从美洲进口了大批的银子。有了银子，国家就可以给这些官员直接发俸禄，发钱，就不需要再用实物奖励了。过去是怎样用实物奖励、支配官员呢，给你耕地，所以你当官，你就有职田。从明代以后，国家有了银子以后，直接发钱，那个公田、职田就不行了。这样很多小地主，就可以通过科举爬上去。所以这又是一个变化，政治体制、贵族爵位制越来越淡化，没有爵位制的作用了。
第三个呢，这个是很好玩的，就是宋代面临的边疆问题比较严重，辽金西夏，虎视眈眈。比如宋代两位接踵而至的贤相，仁宗时的宰相，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他原来就在延安附近打西夏，因为战功，加上他和韩琦是哥们，结果做了宰相。神宗时代的宰相是王安石，两位前后宰相，他们执政都主要是考虑这个边疆的问题。所以，他们面临这么严重的边疆问题的时候，特别是要打战，因此就非常着急考虑一个战争与国家税收的问题。形成了如何在战争当中，通过税收来增加国家能力这样一种思路，这从范仲淹、王安石，都很清楚。因此，这样一个在与辽金西夏相对抗中所形成的国族的观念，和通过税收来建国、增加国家能力的观念，是非常现代的。
第四个呢，就是在文化的所谓的平民主义。我们知道，在宋代的时候，老百姓的文化活动是空前丰富起来了，我们现在所谓的说书啊，郭德纲啊，看戏啊，那个时候都有了，文化平民化了。过去，老百姓的文化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跟着地主，地主就是族长啊过节，过节的时候无非是祭祖祭神而已。可是到了宋代以后，即使在过节的过程当中，在群众聚会的过程当中，文化娱乐式的活动，就多起来了。以唱戏、郭德纲为主，祭祖祭祀反而为辅了，这种平民式的文化和文化活动，是文化世俗化的重要标志。
所以，上述四点的变化，从经济上说，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交子的产生；爵位制的退隐和科举制度的逐渐成为主导；通过战争税收来建立国家、增加国家能力，以及平民文化活动的繁盛。仅说这四点，当时全世界当然都没有。它却一下子在中国产生了，当然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首先就是经济急剧的繁荣。法国的大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一书中），好像是吃饱了没事干，仔仔细细研究了东京汴梁南渡之后杭州的日常城市生活，他连那个老百姓怎么买水用水，每天汴梁老百姓吃多少鱼，吃多少菜，他都研究得很清楚。他感叹说，这个日子过得实在太好了，全世界都不可想象，怎么当时的中国就这么富有，经济和生活搞得这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那么有格调、有品味――生活的审美化。所以，唐宋之变，就说中国社会在那个时候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化。按照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看法，在人类世界上，中国率先走向了现代。而欧洲那个时候，还是流浪部落。还在分成200个国家，彼此混战呢。我们后来称之为现代的货币经济，市场制度，那个时候在中国已经很繁荣。咱们耶鲁大学的陈志武先生竟然说中国人咋就不知道卖东西，怎么会呢，中国宋代时候就会卖了，谢和耐研究的清楚着呢：连杭州城的水都是买卖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买卖的―――怎么还会不知道卖东西！
中国率先走向了现代，宋代就发生了现代性转变，这个日本人赞叹得不得了。他们说，中国率先突破了，我们日本跟着也就突破了。为什么他们日本跟着中国就突破了？他说，中国人有一条了不得，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中国人的政治逻辑是周礼，周礼是什么呢，复杂得很，但说简单了――周礼是亲戚关系治天下，周天子和各个诸侯是亲戚关系。这套逻辑，到了中国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人就把这个亲戚关系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朝贡体系。
怎么叫朝贡体系？这个很多人研究得很细，事情本来还清楚，经学者们一说，很厚很厚一本书写出来之后，大家反而不知道什么叫朝贡体系了。这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看过《红楼梦》，那个刘姥姥啊，进大观园，这其实就叫朝贡。刘姥姥实际上是来要点东西，要经济援助的，但是她不说是来要经济援助的，她说是来走亲戚，来串亲戚的，来认亲戚，所以《红楼梦》
这一卷最精彩就是王熙凤接见刘姥姥那一段——
王熙凤说，哎呀，这长时间不走动，这得怨你，为什么怨你？因为你不来走动，别人知道还以为是咱们富了瞧不起穷亲戚了，你老也不来，你这是该怎么称呼啊，我这也不敢称呼了，你到底是比我大还是小啊
？
刘姥姥马上就说，您是我姑奶奶，――
王熙凤是她姑奶奶，大家都知道，这很逗的，当不得真。王熙凤就说，既然如此，下边这些衣服，你都都拿着。刘姥姥就说，这衣服不敢穿啦，这衣服能随便穿吗，这衣服得拿回家供着，我倘若穿上这衣服就穿错了礼法了。
中国这朝贡，其实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包含日本在内，他们通过到中国来来串亲戚来认亲戚的方式，来获得经济援助和经济奖赏，或者从事国际贸易。好像刘姥姥带来了许多农副产品，凤姐姐回赠衣服金钱一模一样，这其实是经济交换活动。不过每次都要给一套衣服，这也特别关键，因为中国外交，过去麻烦着呢，好比过节的时候家长领着大家穿着各色不同的衣服
，去拜祖宗，因此这个衣服很重要，靠衣服来区别亲疏远近，这是礼治的重要内容，所以每次朝贡国来了，都要奖赏衣服，实际上人家惦记的是经济利益，不是那个简单的仪式。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就开拓了对周边海上，包括琉球、日本等等之类的贸易。大家来干嘛呢，不是简单的走亲戚，实际上是做生意，实际上来中国要经济援助。但是，人家刘姥姥要说就是来串亲戚，咱们是亲戚。所以这一套逻辑，这一套《周礼》的逻辑，驱动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的确立，日本是在“脱亚入欧”之后，在明治维新之后，傍上欧美大款之后，有了更有钱的洋亲戚，这才力图改变这种朝贡关系的。
其实今天我们的韩国朋友现在还在搞这套古意盎然的逻辑，我在韩国听一个韩国的教授，最通俗地讲《周礼》，不讲那么很深的道理。他一句话就把《周礼》的真谛说到了，他举日本的例子，他说这个日本不像话啊，你看，韩国是他的哥哥，中国是他的父亲，这个小子他欺负他的哥哥，还打他的父亲，这怎么得了！这套逻辑的基础就是《周礼》，我们东亚各国之间是亲戚，你破坏周礼，这怎么得了？
我们东亚之间是亲戚，日本很长时间其实也是讲这个的。你知道《马关条约》的时候，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有一个很著名的谈话。李鸿章一看这伊藤，怎么搞得，你衣服穿错了，因为伊藤博文穿着西装就来了，伊藤博文说，方便而已。你穷了，我为什么还认你这个亲戚，不过伊藤博文那个时候还说，我们之间是远亲，日本，和朝鲜、中国之间，是远近不同，朝鲜中国之间是近亲，我们之间是远亲。说是这么说，不过李鸿章那个时候，即使是远亲，但是已经明算账了，人家还是把衣服给换了，不承认你这个五服了。到了“脱亚论”之后，日本就彻底变了。他那个逻辑就不是所谓的《周礼》的逻辑了，就变成了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关系了，而不是远近的亲戚关系了，人家跟欧美排了宗谱了。当然，现在日本又开始要搞东亚共同体了，又开始搞亲戚，又要回到《周礼》了。为什么，中国好像又阔了，来认亲戚，背后还是经济利益。
总而言之，这个逻辑就说，中国率先进入现代，同时，中国又用《周礼》的方式，推动了周边的世界上最早的跨海洋的长途的贸易，但是它当时不叫贸易，叫走亲戚，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我来串亲戚，实际上是来要东西、做生意――这就是朝贡贸易。
唐宋之变，中国率先现代，同时中国又通过串亲戚为名的朝贡贸易，推动世界走向现代，这是很有意思很震撼的观念。所谓很震撼，主要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因为这个看法，除了我们中国的学者不知道，或着不大知道，全世界只要研究中国的人大概都知道。
所以上世纪80年代，我出国去的时候，他们很谦虚啊，日本人说，你们早就率先走进现代，我们跟着你们走进去的。到美国，我说我们搞了30年闭关自守啊，美国人却说：你们还闭关自守？你们到非洲修铁路，往越南运军火，联合国都让你们占领了――你们还闭关自守？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唐宋之变为什么没有完成，中国为什么更没有沿着它所开创的现代道路，一路走进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你中国很早就进去了现代，那为什么在1840年后，简直就不成样了，一下子就好像回到前现代去了？
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你跑第一，不见得老跑到第一，因为这也不取决于你，如果有人不愿跟你跑，另发明了一套跑法，而且人家的跑法占了上风，又被陈教授这样的裁判认为那才是天下唯一正确跑法，那我这中国道路就是世界最后一名了嘛。但是这个说法恐怕不成，你作为历史研究不能凭这样这一句话，历史研究必须面对复杂，就需要对中国历史下点功夫，但是中国那个历史，也确实复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从那个时候起，中国重要的改革，因为在唐宋之变以来中国走的道路，是跟中国历史上、跟我们知道的那些重要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的。
唐宋之变，就是以宋变唐，变唐的什么呢？唐最了不起的是租庸调制。什么是租用调制，认真说起来起码也可以写篇一万字的文章，但是核心是这样——租庸调制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发明——它把籍（户籍）、田和税收三者合成一个，按照户口授田，按照田收税，一条龙。唐太宗这个制度是非常了不起的。租庸调制是把唐朝推向盛唐的基础，走向盛唐，靠的是这个经济基础。那个时候，唐太宗手上田很多，可以编一个户口授田，每一个18岁的壮丁授田一百亩，其中80亩为口分，年老要还官，20亩为永业，即永远归个人，我们今天是多少，平均每人1。4亩。可见唐太宗老人家手里很有资源，唐太宗那个时候一下子授一百亩，而且，这一百亩耕到六十岁退休了，就可以在家里喝酒，18岁叫丁，60岁叫老，60岁后国家养着你就叫养老。这就是户籍，田，税合在一起的好处。而且我们知道，汉以前，中国的税是十一而税，孟子就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