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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憔徒醒稀Ｕ饩褪腔Ъ铮昂显谝黄鸬暮么Α６椅颐侵溃阂郧埃泄乃笆鞘欢埃献泳统频浪凳峭跽耍焊玫悖宥耙唬搅巳思姨铺讪D―好家伙！四十而税一，这真是轻徭薄赋了。贞观之治，第一条叫均田，每人一百亩；第二条，进士加府兵，这就是破除贵族制。你家里有五个孩子，老大脑子挺灵，好，让他念书，科举考上去了，文进士。老二不爱念书，孔武有力，天天打架，这也行，练好拳脚，准备当兵，武进士。老三在家授田一百亩，那还不是过好日子？
文武两途，过去就是贵族把持，到唐太宗，通过府兵、科举，平民子弟可以上去。一个均田，一个教育，一个土地平等，一个教育平等，用我们今天来讲，追求资源分配的公平，从而把中华民族一举带进辉煌的盛唐。
唐太宗真了不得，杜甫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真是往事不能如烟啊，李世民这个人脑袋很清楚。贞观元年正月，一当皇上之后，他不是跟所有的臣子学文件，更不是打麻将，而是在过年的时跟他们一起听音乐。听什么音乐？《资治通鉴》里面讲，听《秦王破阵乐》，听的过程当中，他很感动啊，他说当年我们打天下的时候，老百姓一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闻风而来，是不是？今天我们坐天下了，千万不能忘本啊，不能忘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老百姓为什么听着《秦王破阵乐》而来啊？因为我们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啊！其时那里头有个不懂事的大臣——封德彝说，皇上，打天下靠的是你老人家天才武功，治天下哪能靠您这个《毛选》四卷和三大纪律呢。太宗说，你这个这就不懂了，打天下的时候，人民群众听到我的音乐就支持我们，坐天下更不能光靠武力了：“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这个皇帝了不起，一看这个话就知道。
租庸调制，通过土地制度的平等，通过教育资源的平等，唐太宗把中国历史推向盛唐，这也就是贞观之治的两大基础。可是呢，这租庸调制也有个坏处，也不是坏处，叫做局限性吧。局限性主要在，唐太宗的时候中国人口不多，田倒是很多，加上国家能力很大，所以他这个统计人口比较能做得到，户籍分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他每年去编这个，每年统计帐目，每年死了人以后，也要重新统计，要重新授田，要重新调查。靠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玩命地为人民服务地干活啊！唐太宗及其儿子，及其孙子，那个时候，人口还少啊，官员勤政啊，所以他还是可以造出户籍册来。后来，经过武则天，经过安史之乱，等等之后，这个人口变化太大了，你根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了。按籍授田，按田收税，这个制度根本不可行了，它这个好制度，局限在哪儿呢，随着人口的剧烈的增加和膨胀以及变化，这个统计户籍和户口的事情不好做了，就是说搞不清有多少户口，这个操作起来有局限性。唐太宗应了魏征的那句话啊，“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个就是说：好的开头，后来要继续实行却很难。
所以到了唐朝的后期，代宗时期，又诞生了一个聪明的宰相，叫杨炎。杨炎就提出了很重要的一条改革租庸调的办法，叫做两税法。怎么叫两税法呢，两税法说起来也简单，就是一年收两次税，夏天和秋天收两次税。两税法的核心就是，既然户口整不清楚了，土地兼并又严重，对吗？那咱们就只好按地收税，不按人头收，你不是地多吗，你多交税吧。谁家田多谁多交税，谁家房子多，比如说，你八套住房，多交房产税吧。杨炎也很了不得，他能想到这一招。但是杨炎还是不够聪明，因为这只是一个消极的办法。我是大户，得多交税，我也不必反抗你杨炎，国家的土地税我应该交，但是，我可以十倍二十倍的从地租当中收回来，我地多，自然可以雇很多佃户收地租吗。因此中国就产生了国家土地税和地主地租这两个分类。大地主豪门，我认交土地税，但是这税从哪儿来呢，是从地租来的，地租要十几倍于土地税。杨炎很得意啊，你看我把你们这些豪门大户用税收给整住了吧，但其实杨炎这一套税收的负担，最后还是落到佃户头上去了。表面上看，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就好像按是个家族的关系，家族、宗族把持地方和基层，国家无法深入，任凭剥削兼并，国家不闻不问，埋头收税，所以，这个中国的封建体制、宗法制的基础就是地租。为什么说杨炎的改革是消极的呢，因为在他看来：基层的事情国家不干预，国家只管收税，至于农民有没有地，小人有没有房，怎么受剥削，这我不管，我也不管不了，既然我搞不清你到底有多少地，有多少户口，那我只管对多房多地的多征税，以为用这个办法就行了，他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他反而使税加到佃农身上。造成的问题更大。
第三个，最简略地说走向现代的开端，就是我们要追溯到北宋的王安石，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列宁啊，也有这样的看法，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是世界最早伟大最现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货币这个杠杆——宋朝的“公币”这个杠杆，来重新调动和分配国家资源。比如说青苗法，因为农民根本拿不到国家的补助，比如想发给农民一个东西，发他一个帐篷，长江决口的时候，想发一个什么东西过去救济灾民，结果都被中途截留了，都被扣了。怎么办呢，国家就发钱，就把这个钱发到他手里。好像我们今天，把农业补贴直接打到农民的卡里，你还怎么截留？所谓青苗法，就是要解决农民撂荒的问题。为什么农民撂荒呢，因为种不起啊，种子太贵了。王安石说：种不起没事，国家先借你钱。完了之后，到了收获时候，你还二分利息给国家就行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费改税”啊。这样用货币的办法直接补助农民，采用货币的方式，一竿子捅到底，直接把国家和农民个体联系起来。同时，你商人要想哄抬物价吗，可以呀，不要紧啊，国家可以用钱采购的办法在贵的时候买进，便宜的时候卖出，这样一举把这个物价稳定住，这就是货币的本事。比如说运输劳役，你不想出徭役，你出钱也可以，国家用钱雇人代替你。这个就是王安石很重要、很天才的一点。说什么中国人只有财富没有钱，不知道钱能通神的好处，王安石的北宋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国家货币来调动、分配资源的货币经济，怎么不知道钱的好处？
他和范仲淹是前后两宰相，但范仲淹就不行了，范大人的改革其实没有什么新东西，他改革的重点就是改造官僚体制，这完全是找死，范老大人说，现在的官僚呢，什么都做不了，就知道腐败，慢慢都裁了吧。你这还了得，天下官僚，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其实根本就没有，范仲淹的主张看起来浩然正气，但其实是空头支票，根本实施不下去，而且刚好仁宗又是一个烫面的耳朵，他听范仲淹这么一说有道理，听人家那么一说也有道理，结果自然是，范仲淹就下岗写《岳阳楼记》去了。王安石可就比较狡猾了，他说皇上你让天下官员们打麻将吧，把他们好好当鸟养起来吧――我现在用货币的手段调控，重新分配资源，不用他们瞎操心了。再加上神宗是一个油盐不进的人，他只听王安石的，别的人一概都不听，连天遣他也不听，王安石说：地震怎么了？彗星落陨石怎么了？天变不足畏，这就是所谓“三不足”，于是神宗皇帝大力支持他。所以王安石的变法，几乎要成了，但是最终也没成，这是个悲剧，历史的大悲剧。
为什么说是悲剧？第一呢，王安石的改革其实是被官僚拖死了。他们第一个是说，王安石这个人太能干了，你每天忙啥呢，大家都说，我们执政的最大的要义就是无为，就是与民省力。你这个王安石简直是每天扰民啊。“青苗法，其首在扰民”。著名的司马光，带头散布流言，王安石当面就问他，青苗法怎么就扰民啊？司马光说，怎么不叫扰民，人家有钱的人不愿借，那些借的人还不起，你这不是扰民吗！王安石说，你这说法是从何而来啊，你具体去做没做啊。司马光说：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你这么闹的！还有，王安石要兴民兵，有人就说：那有一半人去当民兵，这不谋食了，不种庄稼了啊。陈亮空头文章写得好，毛主席当年表扬柳亚子，就夸他文章赛陈亮，意思是说老柳也是空话多。这个陈亮说，王安石搞的这个事，大家都干不了，大家都不会干。因为司马光他们所代表的宋代的知识分子，念经读书还行，税收、财货都不会。所以他们所说的无为，实际上就是无能，干不了正经事。有个人是当着皇上面，决心表得很好，但好长时间不作为。王安石就问，你怎么不作为？他说，“其事繁扰不宜轻举”，就是说这个事还真有点难，所以不敢轻易干。范仲淹也是改革家，他就说，“十事之七不能行”，就是十件有七件连我都干不了。所以，更不用说国家用货币的手段来平抑市场这种事情。这个范仲淹说，“平市易”（用货币来平抑市场的办法）劳费心神，我学的知识都不能用来干这个。总之不擅长啊，不会干。王安石总算比较狡猾，他不会像范仲淹一样说，你们不会干，统统回家睡觉去。他将计就计说，这也是啊，咱们这些官员向来学的都是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这个确实不会，难为大家了，那你们就去诗词歌赋吧。于是王安石就找另一批人干，这样一来，国家官员就更多了。而且还弄上一些小人。行政机构反而更加臃肿了，所以王安石想法很好，很天才，但是没有人会干，这是第一条，倒不是没人口头上支持他，而是大家不会干，支持也是口头支持。
第二呢，司马光他们讲的是对的，就是你怎么能保证你这个行为——用货币的办法来分配资源，给人民发钱，用货币的办法来调控资源，怎么能保证这些措施能得到下面小民的支持，而不是为国家聚敛。怎么能保证新政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和支持。这个施行起来有什么制度的保证吗？有什么基层的抓手吗？这确实是对王安石的一个考验。王安石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样的改革的根本问题，其实就在没有基层组织的基础和动员能力，国家妄图通过货币的手段，直接来面对和组织千百万马铃薯一样的单个小农，中间没有任何组织，这样的效率是很低的，这样反而把国家的资源和能力分散了，耗散了。最后，王安石搞的那一套仅仅变成了国家税收手段，通过这个货币方式，极大地程度上扩大了国家征税的能力。但是基层老百姓得到的好处确实没有制度保障，完全就是靠王安石以及他的执行者的好心。他觉得人民太苦了，应该让他们发展起来，这可能是王安石想的，但是他请的那一帮愿意执行改革政策的人呢，却说，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太苦了，我们想要多捞一点钱。所以，这就是没有一个基层人民自我组织的制度的机制，来保证这个货币杠杆确实可以造福于社会。这个是王安石的变法的悲剧根源。
总结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为什么会产生唐宋之变，以及变的是什么。我们从租庸调制，两税法，以及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梳理一下，这些在我们历史上，都是真正的大关节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的行进的步伐。
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唐宋之变，为何那么困难，为何不能完成。受到既得利益集体的反对，受到官僚集团无能的制约，这是一点，但根本上说，是没有得到基层人民的支持，――没有基层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缺陷。我们常说，我们的事业，只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就不怕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但是，如果人民是一家一户，一盘散沙，他们即使衷心支持你，但也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表达意愿的办法，结果人民究竟支持还是不支持，这件事连王安石自己也闹不清楚了。
第二个，就是讲所谓明清之变，更具体讲，是明清之变和中国的货币主权的丧失。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明清之变呢，就跟我这本书新书讨论的一个内容有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说的是：明代的中期，明代宗朱载垕，隆庆元年之后，他一上台就做了几件大事。其中包括把海瑞从狱里放出来，再比如说提拔了张居正，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知道的。但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