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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这么说，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他于2月底就收到并于4月中旬再次核实了的美军将撤离南朝鲜的情报。＇224＇他几乎断定美军会将撤离的部队调往中国帮助蒋介石加强长江以南的防御；但也不排除斯大林有借题发挥以达到让中共“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的目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斯大林这样反复劝阻毛泽东的做法并非真的害怕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信心不足，而是真的不想看到中国的统一。其实，斯大林早在1948年初已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正确的”。1948年2月，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领导人会谈中，在回答南斯拉夫领导人爱德华·卡德尔提出希腊“游击队在数个月内成功的希望如何”问题时，斯大林就以中国为例鼓励他们说：
好，请稍等。或许，你是正确的。我也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干自己的——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之后，他们公开提出问题：我们将继续战斗，人民支持我们。我们对他们讲，好吧，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显然，他们那里基础非常好。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225＇
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在1948年初斯大林就已认识到毛泽东“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那为什么都到了1949年4月份，斯大林还在马歇尔不厌其烦地劝阻蒋介石不要出关的努力失败并因此扶持搞分裂的李宗仁接替蒋介石后，还要不厌其烦地阻止毛泽东过江南下呢？结论只能是斯大林在对待中国解放战争态度上的错误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为了苏联战略利益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里又出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没有在中共早期就扼杀其“统一全中国”的雄心，这也是由于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料到中国这些“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226＇有能力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不要说抗战时期，就是到了1948年初，斯大林还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它在1946年1月建国之初仅有约12000名党员＇227＇——领导的游击队放在同一水平看待。在上面同一次会谈中，他对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反问说：“看看在中国发生的战争呢，那里没有我们的一卒一兵，难道阿尔巴尼亚人不如中国人？”＇228＇当时参加谈话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吉拉斯注意到“斯大林所说的，中国人，而不是苏联同志”＇229＇。直到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还相信莫洛托夫的评价，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一位“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230＇。既然如此，中共在斯大林眼皮下从一个不起眼的“丑小鸭”，终长成为一个“白天鹅”并让斯大林——尤其是在1953年朝鲜战争胜利之后——为自己的无知而尴尬，也就不足为奇了。铁托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门缝里看人”的大党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与中国人有同样的感受。他回忆说：“苏联领导人和西方最喜欢称我们为‘游击队’，就是不称我们为军队。”＇231＇
现在我们还是将目光拉回到1949年来。对于斯大林的这些“建议”，毛泽东洞若观火，不仅没有理睬，而且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气概，于4月21日即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联名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232＇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声明说：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233＇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至此，马歇尔、斯大林合演的将中国南北肢解的“东方马歇尔计划”终成南柯一梦。为此，毛泽东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在这首诗中既是言情，又在言志，更是对斯大林与马歇尔合伙上演的使中国划江而治的战略默契的冷眼蔑视。1964年郭沫若在对这首诗评论时说“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有一些好心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234＇
北面是百万雄师豪迈过江，南面是李宗仁“小朝廷”在向隅而泣。南京失守后，5月5日，李宗仁写信给杜鲁门以家奴的口气乞求说：
中国的形势现在确实已进入非常严峻的时期，已在中国所有阶层引起普遍的忧虑。我认为，这也是阁下严重关切之事。如果不采取加强中国政府地位的任何措施以使其能够遏制共产主义潮流的渗透，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撤离长江流域——国民政府的最后一道防线，不但整个中国会置于共产党控制之下，远东的所有国家也将很快落入共产党和共产党情报局的铁幕之后——这是后果极其严重的一种结局。＇235＇
美国人的朋友历来是打不败的对手。李宗仁的乞怜并不能换来美国人的同情。就在李宗仁派代表团在美国游说的同时，曾极力支持李宗仁的司徒雷登却翻脸向马歇尔建议，“鉴于国民党政府行将失败，甚至可能灭亡”，美国政府就考虑与共产党政权“予以法律上承认的可行条件。诸如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利益、条约义务，等等”。＇236＇这时的司徒雷登似乎忘记了李宗仁的存在，坚持驻守南京并与中共代表黄华商谈相互外交承认的途径，并极乐意接受黄华传达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237＇以及希望他访问燕京大学的邀请。他致电马歇尔说：
此行将是迈向相互谅解的一步，并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反苏分子。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同最高一级的中国共产党人非正式会谈。机不可失。它将表明美国对中国动荡的政治潮流的坦率态度，并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238＇
李宗仁及其支持者就这样为美国忽悠而起，在其无用后又被迅速抛弃，终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蒋家王朝被赶到台湾岛后，中国基本实现了统一。
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与19世纪60年代林肯统一国家南北的意义一样，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由这种发展产生强大国力，不仅仅基于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更是这种制度基于中国的统一。如果没有1949年毛泽东顶住巨大的压力挥师过江的决定，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限于长江以北，并且最多只能落得东欧那种依附于苏联的地位；同样，江南的蒋介石资本主义制度最多也只能成为依附于美国的亚洲版的“拉美”式国家。若果真如此，那么，今天中国就是一个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以耀武扬威地任意出入的国家，今天中国的整体地位必将远远地落后于印度。斯大林对此洞若观火，1945年他告诉前去谈判的蒋经国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239＇
1948年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有外来支持的国家分裂的危险。结果是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放走了巴基斯坦；而毛泽东则在1949年挥师打过长江，1950年初又一气拿下西藏。年底又入朝参战击退美国人。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结果：现在印度原来的版图上立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和刚刚飞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对此，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尤其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顶着巨大压力为中华民族做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策。
同样，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的渡江的决策对亚洲继而世界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文明并因此保留较久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1949年中国的统一又使亚洲——较之欧洲而言——从欧洲式对称型破碎的地缘政治劣势转为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优势。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国家地理板块，使亚洲有了稳定的地缘政治条件，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世界和平的保障力量。
与亚洲的历史进程正好相反，自从公元843年欧洲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一分为三之后，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就被植入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欧洲的破碎性又导致欧洲大陆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而这一切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国——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正是亚洲拥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统一的亚洲主体板块，才使欧洲、美国，乃至当时的苏联失去了随心所欲支配亚洲事务的条件并为以及亚洲独立的意识提供了政治根基；有了中国这个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根基，中国周边国家才有可以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美国的眼中才有了“亚太”而不仅仅是“远东”的概念。
对此，我们中国人应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6月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在即，当月15日至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筹备建国诸事宜。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有趣的是，就在中国共产党高歌猛进的同时，苏美两方都开始为他们各自中国政策的失败而检讨。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设宴招待刘少奇和在苏联休养的江青。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高度的评价，说中国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苏联学习。斯大林还对他在1945年支持蒋介石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说“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240＇美国方面，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8月2日不得不离开中国，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将丢掉中国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腐败无能”的蒋介石头上。＇241＇比较而言，斯大林的检讨——尽管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更有些“自我批评”精神。
后来毛泽东对斯大林在对华政策上的“小九九”作了深刻的总结式的批评。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第三国际都解散了”，斯大林“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242＇
读史至此，读者会问，难道斯大林“建议”抗战后的中共走法共参与政府的道路，及随后苏联与美国北南相互呼应的“调停”，让中国少些牺牲，这难道错了吗？
当然是错的，因为它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却符合苏联在远东的最高利益。
我们知道，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表示支持蒋介石政府，但这时的表态还不是最终表态，因为这个表态转为政策的前提是蒋介石是否接受斯大林和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北南分割中国的默契。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国民政府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承认并保证了苏美间达成的在中国的利益分配，由此才换回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