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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九十年代，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再次转入持续下降的轨道：一九九〇年为千分之二十一点〇六，一九九一年为千分之十九点六八，一九九二年为千分之十八点二四，一九九三年为千分之十八点〇九，一九九四年为千分之十七点七〇，已经开始低于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一九九五年继续下降到千分之十七点一二，一九九六年为千分之十六点九八，一九九七年为千分之十六点五七，一九九八年为千分之十五点六四，一九九九年为千分之十四点六四，二〇〇〇年为千分之十四点〇三，二〇〇一年为千分之十三点三八，二〇〇二年为千分之十二点八六。二〇〇二年以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始终稳定在千分之十二的超低水平，估计在二〇一〇年之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将进一步下降，将长期保持在千分之十以下的更低水平。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既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都已经远远低于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并且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多年，那么为什么我国的人口总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仍然在继续增长呢？这一问题涉及到人口增长的独特现象——人口惯性。所谓的人口惯性是指在出生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后人口继续保持增长的现象。由于以前年代的高生育率，造成人口的年轻化，也就是低龄组人口较多。随着低龄组人口逐渐生儿育女，出生人数增加，虽然整个社会的生育水平低于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但由于人口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在人均预期寿命快速提高的情况下，人口仍然会继续增长数十年。但随着低龄组人口年龄的继续增大，死亡人数将逐渐增加，以致于赶上甚至超过出生人数，至此人口才开始进入负增长。因此，在人类生存条件改善的情况下，不论采取怎样严格甚至残酷的计划生育措施，要使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接近，大约需要经过两、三代人或五十至七十年的时间。人口问题是一个长周期事件，需要有高瞻远瞩的过人智慧和长远规划，容不得急功近利只顾眼前暂时需要的短期行为，关于人口问题方面的决策，不论正确与失误，都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见到效果，等到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恶果的滋味的时候，已经是追悔莫及了。个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整个民族的利益才是真正需要优先考虑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自己这一代人的享受而断送子孙后代的幸福，在这方面，小个子思维是要不得的，鼠目寸光也不行，只顾自己一己之私、只顾自己眼前暂时需要更是要坏大事的。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人均预期寿命提升最为迅速的时期，由于人均预期寿命的快速提升和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造成了一个时期内人口的快速增长，这是社会进步和人类生存条件改善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这也可以算作是毛泽东的错误的话，我们只能说毛泽东不应该提升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不应该改善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因为如果中国依然保持“东亚病夫”这一称号，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始终维持在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五岁的话，中国人口的数量怎么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多？如果这样的话，哪里还需要八十年代那样惨烈的计划生育行为？哪里还有现在这样多的麻烦？如果你毛泽东一定要为中国人谋幸福，一定要提升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一定要改善中国人的生存条件的话，那也得等到中国在计划生育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了再说嘛，等到中国老百姓把几千年形成的多子多福传统观念改变了再说嘛，这样大概就不会造成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了。当然，假如毛泽东真的这样去做的话，这肯定又会成为毛泽东新的、更大的罪状。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大智若愚”，其实，如果反过来理解也可以说是“大愚若智”。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去理解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是集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于一身的战争艺术大师，对世界政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容置疑的，这是连他的对手和敌人都不否认的，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无人能及的。然而就世俗的观点来说，毛泽东又确实是很难让人理解的。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主要的缔造者，毛泽东及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献出了多位亲人的宝贵生命。在毛泽东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所面临的艰难和险阻，经历的挫折与痛苦，承受的压力及危机，是我们现在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毛泽东多次在危急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作为在全党、全国、全军享有崇高威望的国家最高领袖，完全有理由适当享受一下。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他的个人生活，简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毛泽东常年睡的是木板床，穿的睡衣，一直舍不得扔掉，总是补了又补，先后补过的补丁多达七十多个，以致于面目全非，实在无法再补；毛泽东的拖鞋同样穿了很多年，由于经过多次修理，已经破旧得不像样子；吃饭的时候，偶尔掉了几粒米，毛泽东也舍不得浪费，总要捡起来放进嘴里……毛泽东的求知欲极强，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工作、学习和思考，就在去世的前一天，毛泽东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由工作人员用手托着文件和书，一共看文件、看书十一次，时间共二小时五十分钟。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离他去世只有八个多小时，是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时间长达三十分钟。
毛泽东不被人理解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毛泽东时代兴修的大量水利工程。一九五〇年夏季，新中国刚刚宣布建立不久，战火硝烟尚未完全平息，解放战争实际上还在继续进行，朝鲜战争的阴云又渐渐袭来。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尚未来得及彻底根除，国内连续出现多次大规模的涨价风波，国民党退出大陆时安排布置潜伏下来的大批土匪特务四处煽风点火、兴风作浪，纷纷发动暴乱……就在这样一个百废待兴、重大紧急事件频频发生、工作头绪纷繁杂乱、时间异常宝贵的紧急时刻，处于重重压力之下的毛泽东，居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亲自去督导治理淮河，原因是当时发生的淮河水灾给淮河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灾民们的惨状深深刺痛了毛泽东的心。修建水利工程当然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例如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兴建，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成都平原的水患，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川西平原因此而成为“天府之国”。不过，修建水利工程虽然是功德无量的善举，但是工程花费浩大，工期往往较长，工程效益更多地是体现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上，属于典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遇到鼠目寸光、数典忘祖、极端自私、没有良心，只会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白眼狼，不仅不会感恩，反而还会为了彰显自己的政绩而肆意指责。因此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遗留下来的类似都江堰这样的水利工程，实在是屈指可数。然而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国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勒紧裤带集中力量，先后对淮河、黄河、长江、运河、辽河、松花江、珠江等水系进行规划治理，整修、新修河堤、圩垸、海塘等堤防长度十六万五千公里，修建水库八万六千多座，农田灌溉面积由一九四九年的二亿九千九百三十八万五千亩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六亿七千四百四十七万五千亩，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点二九，大大提高了我国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发挥了减灾防灾的巨大效益。在历史上，黄河曾经是三年两决口，给中下游流域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然而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黄河大堤却做到了岁岁安澜，至今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决口。类似这样由自己这一代承担所有的一切苦难，并且无怨无悔，然而却泽荫子子孙孙、千秋万代的事情，毛泽东还做了很多。新中国一成立，党和政府很快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文盲始终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状况。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国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倾注全力，以极大的热情去普及教育。一九四九年，中国在校学生人数总计不过二千五百七十七万六千人，到毛泽东去世的一九七六年，中国在校学生人数增加到二亿零九百六十七万五千，增长了七点一三倍。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了粉碎帝国主义者的预言，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国家在大力兴修水利的同时，高度重视种子改良工作，于一九五〇年制订了《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良种评选和串换调剂活动，到一九五二年，全国良种种植面积就比建国前扩大了十一倍。随后，农业部设立种子管理局，实行行政、技术、经营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各地也建立起相应的种子机构，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体系，推动了种子事业的迅猛发展。我国原来种植水稻、小麦的技术比较落后，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友好国家都曾向我国传授过这些作物的种植技术。然而随着以杂交水稻、杂交小麦为代表的一系列优良种子的培育成功，我国水稻、小麦种植技术逐渐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而这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开始并取得突破的。粮食种植离不开肥料，所以有“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样的说法。然而自然界中的肥源是十分有限的，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大都会清晰地记得过去冬天大清早拾粪的事情：不管天气多么寒冷，北风如何肆虐呼啸，都必须早早起床，因为肥料实在宝贵，如果起得稍迟一点，粪是会让别人拾走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肥料问题，需要大力发展化肥工业。然而要发展化肥工业，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化肥的生产与国家化学工业的水平、工业化的程度密切相关，化学研究不深入，工业规模不提高，化肥的批量生产也就不可能。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根本就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