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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缘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氏家族不仅是石花酒业的创立者；也是石花工业的奠基人。
随着岁月流逝；人世几经沧桑；创办黄公顺酒业的黄公早已作古；黄公顺酒馆旧址已在石花酒厂扩建时被毁；那眼马拉的泉水井也被填平。但在石花镇；黄公顺酒业的影响仍深深镌刻在古镇居民们心中。在石花街老居民们心目中；今天的石花酒就是黄公顺酒。这不仅是因为石花酒厂就建在黄公顺酒馆的旧址上；也不仅是因为黄兴德的后人一直在石花酒厂关键技术岗位上工作；今天的石花酒曲配方仍是当年的“黄公顺酒馆”的老秘方；更多的是古镇人对本镇工业创始人黄公的一种怀念和一种对历史品牌的珍视。
我们在采写这篇文章时遍访古镇居民；发现只要是石花本地人都知道黄公顺酒馆；但凡上了年纪的人谈起“黄公顺酒馆”就充满自豪感。
石花酒是九旬老人永远的乐趣（实地访问记之一 —— 采访廖八爷）
今年91岁高龄的廖八爷谈起黄家酒馆的故事就如同在品味一坛百年陈酿的老酒；兴致勃勃；意味深长。廖八爷说他从小就开始饮酒；养成今天的酒量和好身板都是得益于黄家的酒馆。廖八爷说他原来一直住在“黄公顺酒馆”对面；从穿开裆裤起就在黄家酒馆门前玩耍。廖八爷回忆说；当时酒馆槽房里每天放两甄子酒；一到出酒时间；溢满石花街的香气就引得那些害酒痨的酒徒围着放酒的甄子转；善良的黄兴德就拿出一摞酒碗；挨个舀上一碗请大家喝；穿开裆裤的廖八爷跟在旁边看热闹也不例外。因为“童叟无欺”是黄家做生意的规矩。就这样使原本不知酒为何物的廖八爷喝着喝着就上了瘾；由一次喝一口变成一次喝一碗；渐渐的就离不开黄家的酒了。廖八爷说；黄兴德很会做生意；谁买他一回酒就成了他的老主顾；下次来光顾；就买一斤送二两；生意十分红火。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多少生意人都未能逃脱破产的命运；但“黄公顺酒馆”却靠独到的经营谋略幸存下来而且越做越大。不知是从小喝黄家酒的作用；亦或是受黄家经商耳濡目染的影响；喝黄家酒长大的廖八爷后来竟也成了“生意精”。无论是在解放前当老板还是在解放后的供销社当经理；廖八爷做生意都是极出色的。直到今天廖八爷还离不开生意；更离不开石花酒；在廖八爷心目中；今天的石花酒就是一百三十多年前的黄公顺酒。廖八爷每天弄个摊子在街上守着；不管进账多少；廖八爷都风雨无阻地出摊。对于这个年近百岁的老人来说；喝石花酒和经商是他永远的乐趣。在今天的古镇上；廖八爷用那仍然明亮的眼睛看着熙来攘往的人群；用那仍然坚固的牙齿嚼着炒豆子、品咂着石花酒；犹如神仙过的日子。老人目前耳聪目明；头脑清醒；算账极快；我们祝福廖八爷成为百岁老人；廖八爷快活地说：“一百岁算个啥子；凭我喝了一辈子石花酒；再活个二三十年没问题！”
李宗仁慕名买酒石花街（实地访问记之二——廖八爷的回忆）
县志、镇志上都记载着李宗仁买酒石花街的故事；但年轻人中却没人说得清来龙去脉。我们请教廖八爷；没想到又勾起了老人的兴奋点。廖八爷再次打开了话匣子——
石花老街上所有上了年岁的人都记得这事；那是日本侵略时期；李宗仁是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在老河口；到薤山避暑时常路过石花街。每次来石花街；石花的国民党区长都千方百计讨好这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且将自家酿的好酒作为贡品进献给李长官。
李宗仁所到之处喝的都是地方名酒；对石花区长敬献的酒并不感兴趣；却听到好多人夸赞石花街的黄公顺酒。李宗仁便派卫士长带了马弁前来石花街探访。廖八爷亲眼看到有一天黄公顺酒馆门前来了一辆轿车；一辆卡车。车上跳下来一排穿黄军服的大兵。满镇的人都不知黄家出了啥事；黄家人吓得谁也不敢吭声。只听一个军官说：“没事、没事；都说黄公顺的酒好；我们来看看是虚是实。”
黄善荣出了一身冷汗；忙叫伙计将贮藏室里看家的基酒（就是今天“霸王醉”的前身）搬出来。那打头的军官舀了一碗先咂了两小口；接着便咕咕的喝了起来；一碗下去；军官略有些醉意；却感到神清气爽；满脸放出奇异的红光；精神却出奇的好；那股劲像没处使似的激动不已。于是他便让随从们一人喝了一小碗。随从们也都一改平日的慵懒；人人精神抖擞。军官说：“狗日的；这才像咱们李长官的广西兵！”当下；叫黄家伙计搬出几只密封的酒瓮来；丢下几筒封好的大洋；吆五喝六抬上汽车；像来时一样耀武扬威地开走了。
据司令部的人说；李长官从此就迷上了石花酒；并用石花的黄公顺酒奖赏打了胜仗的国军将领；招待各地来拜谒的政府高官。后来李宗仁当了国民政府代总统仍恋恋不忘石花街的黄公顺酒；自此石花酒上了国宴；黄家也在汉口、南京开了字号。
好酒千斛不醉人（实地访问记之三——采访邓福成）
“要说谁喝的石花酒最多；整个石花街估计没有第二人在我之上了！”在采访完廖八爷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在旁边说道。注意看时；旁边只有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喝茶抽烟；想必刚才的宏论出自此人之口。这人神情悠闲；从面相上看去不过40多岁。我们忙上去与他交谈；知道他叫邓福成；是石花镇钢门钢窗厂的推销员。论年龄早已60开外；却仍是厂里推销业务骨干。邓福成不无自豪地说：“论喝石花酒；石花街全镇怕没得人比我多了；可以说我是喝石花酒长大的。”因为家住在黄公顺酒馆附近；邓福成打生下地起就每日里闻着酒厂的酒香；闻着闻着就上了瘾；只要几天不闻酒糟子的香味；吃什么都没味道；从不懂事就开始喝酒。开始是大人哄他时给他用指头蘸一点；后来就用勺舀；接着用杯子；再后来是碗……到成年时；邓福成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酒了。每顿都想喝酒；一顿不喝半斤八两就不舒服。我们问他一年下来到底能喝多少石花酒。邓福成自豪地说：“一年喝好多我说不清了；从黄公顺改为石花酒以后；我喝的酒只怕用1—40汽车两车都装不完了。”邓福成说他活了60多岁了；从没打过针、吃过药。正是因为石花酒才使他身板如此健壮。
山西杏花村来的小伙计（实地访问记之四——采访赵玉贵）
采访中从石花街一条古巷里穿过；路过一家楼门口时忽见一位老人童颜鹤发、仙人般端坐在屋里。我们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一问方知这老人是石花酒厂的老职工赵玉贵先生；今年已有86岁。老人耳聪目明；说起话来声若洪钟。
赵玉贵是石花酒厂风风雨雨的见证人。一谈起石花酒老人就兴致勃勃；这一刻他似乎记起自己也曾年轻过。赵玉贵老汉老家在山西杏花村附近；当年“走西口”出来当了兵。在攻打襄阳时负伤离开了队伍；在石花街养好伤后就留在了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上；托人介绍进了镇上最红火的黄公顺酒馆当伙计。赵玉贵老汉至今还忆得起黄公顺酒馆的经营盛况。当时的掌门人已是黄家第四代传人黄善荣；黄善荣最善经营之道；对伙计们很好；对掌握踩曲、配酒关键技术岗位的酿酒师更好。一到踩曲时间就像过大年；每顿白面馒头、大鱼大肉；伙计们敞开肚皮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过总是让酿酒师坐上席；主人家里其他人都不能上桌子。从那时候起；黄家就懂得尊重技术人才。因为黄家待伙计们好；伙计们也都处处为东家着想；使黄公顺酒业越来越兴旺。听说赵玉贵是山西人；家里离著名的汾酒基地杏花村不远；还在杏花村当过几天小伙计；酒馆老板黄善荣就对他格外器重；让他学最关键的制曲技术。
制曲工艺是清香型白酒的关键环节；黄家给赵玉贵的待遇特别优厚；赵玉贵对东家也就忠心不二。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国家赎买后改为石花酒厂；赵玉贵仍一直在酒厂工作。后来妻子、儿子、女儿也相继进厂；除媳妇之外；赵家有5个人在石花酒厂工作。儿子赵明生接替父亲赵玉贵制曲；现仍是石花酒厂的制曲车间主任。
由于一家五口都在厂里拿工资；赵玉贵老汉对酒厂现状十分忧虑。他操着厚重的山西口音感慨地说：“我也不知道石花酒为什么一下子就垮下来了；那些年多好的形势啊；等候拉酒的汽车每天排老远；有些司机为了早点提到货；千方百计跟厂里中层干部攀上关系；经常请我们出去吃馆子帮他们提货。”
“要说质量；绝对没得问题。我在上班时多次回山西；到杏花村去学制曲。我们石花酒从制曲到发酵蒸馏整个工艺与汾酒毫无二样。可以说除了杏花村；全国清香型酒曲中就数我们石花酒厂的酒曲最好。”谈起酒厂的现状；老人脸上布满忧郁。但儿子赵明生却认为还是质量问题导致了今天的局面。他记得曾有一段；厂里效益太好了；当客户们拿着现款提不到货的时候便掏钱请厂里人吃饭开后门。厂里工人们见石花酒成了皇帝的女儿；对酒的生产工艺上便没有过去那样严格；加班加点生产起来质量就没往日把得严了。从那时候起石花酒的质量便开始有所下降。实在供不上了；也有到外厂买基酒勾兑的时候；不过量很少；王万才当厂长把得是很严的；一发现就制止了。赵明生说：“说实话；我们石花酒是实实在在的东北高粱酿出来的；进料都经过精选；只是现在白酒品种太多；消费者比过去挑剔得多；只要发现一次质量不如以往；就说石花酒质量不行了。信誉真是企业的生命啊。现在意识到已晚了。”
黄家后人忆祖业慨叹世事沧桑（实地访问记之五——“黄公顺”第五代传人）
经过多方打听；我们方知石花酒厂至今还有黄家的后人；并且现仍在总厂当调酒师。这使我们感到终于把今天的石花酒与其悠久的历史对接上了。
这位黄家后人是黄公顺第五代传人；大号黄德强；但厂里人却很少叫他大号；在重大场面上企业领导会尊敬地称他“黄工”；而平时；从厂里总经理到看门人都习惯叫他小名“黄多子”（就是兄弟太多；本不想要的多余的人）。这让人明显感觉到一种贵族沦为平民的失落与悲凉；一种沧海桑田般的万千感慨。
我们原以为采访黄公顺后人会有重重困难；没想到黄德强很乐意接受我们访问。但作为黄公顺酒馆后人；他对石花酒今天的沦落；心情比别人更复杂一些。所以在整个交谈中他对黄氏家族昔日的辉煌谈得较多；而对石花酒困境的成因却很少涉及。
黄德强住的两层楼房面朝石溪河；房后没有院子；而是石花酒厂的生产车间。黄德强不无伤感地告诉我们；这房子就盖在黄公顺酒馆临街营业门面的遗址上；后面应该是三进的四合院。依次是选料、碎料、踩曲、蒸馏槽房、发酵间、贮酒仓房、主人居室、伙计们住处、师傅寝室。70年代被石花酒厂扩建时拆毁了。他这屋场也是讨要多年；后来作为落实民族资本家政策由政府出面做工作发还给了他；算是祖上留给他的唯一遗产了。
黄氏家族的一切荣耀都只能留存在他的回忆中；黄德强讲起祖上的往事特别动情。不过他知道的故事都是父亲黄善荣告诉他的。黄善荣作为黄公顺酒业的第四代传人；解放后自然不可避免地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土改、反右、四清、文革、没有一次能幸免。但由于黄家世代与人为善；从不强求无道之财；处世谨慎；待人谦恭。对南来北往的军阀、政治豪强从不依附；都一概以舍财免灾思想送出境。对镇里的公益事业黄家也一直视为己任。石溪河水上的木桥被洪水冲走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黄家主动出资重建……
黄德强十分怀念解放初的那段时光；那时政府鼓励民族资本家发展；想尽一切办法帮工商业主扩大生产。黄公顺酒业在解放初又经历了一次辉煌时期。那时政府的官员隔三岔五就过来问情况；没钱；政府帮助贷款；没原料；政府给拨粮食；没有工人；政府帮助协调解决用工。1954年前的那些年；黄善荣每年都要到省城去开会；经常戴红花；上报纸。但经过公私合营改造之后；酒厂已不属于黄家；而且后来随着政治风云变幻；黄家的日子就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逐渐难过了起来。
不过黄德强还是承认；尽管政治风浪的冲击无法避免；但政府和组织上还是念及黄家对革命的贡献；尽可能的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包括后来黄善荣在文革中入狱；其实也是当时执政者在无政府状态下对他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造反派疯狂阶段的胡批乱斗使多少无辜者成为屈死冤魂啊。黄善荣在劳改农场躲过劫难；文革后当上省市县各级政协委员也算不幸中之大幸。这也是党和政府对民族工业一贯重视的具体体现。因为黄氏家族不仅在谷城、石花镇；即使是在襄樊也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