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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亿元贷款的决定，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刺激经济增长。实践又一次证明，董辅礽所提出的一系列意见都是正确的。
董辅礽总是超前提出正确的见解，并因当时的社会氛围而吃了不少苦头。面对强大的压力，他始终坚持真理，从未低头弯腰，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精神。一次记者采访问他：你的正确观点是给国家、给社会、给改革带来了好处，而你却是不断地吃苦头，被误解，受到很大损失。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图什么？董辅礽说：“图什么？我认为不是图什么，不图什么。自己虽然为这些吃了些苦头，我觉得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工作就是从事经济研究，我的使命就是进行经济研究，我就要完成好这个使命，就应该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我的努力。也可能我的努力很微不足道，但是我还是应该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一些经济问题，我看到了，想到了，就应该提出来。至于到底对还是不对，通过实践去检验，因为谁也不敢说自己提出来的观点就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它，或者我看到了不去讲它，甚至于我自己讲的和自己想的正好相反，净讲一些别人爱听的事情，这样也许自己可以得到重视啊，得到什么好处，这种情况常常有，但是我认为这不值。从我的人格上我就接受不了，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上我就接受不了。我觉得这是经济学家基本的素质，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这就是董辅礽敢于冒天大的风险一次又一次率先提出超前的改革理论的动因，也是他能够对于我国的经济科学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成功之道！
董辅礽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我们要继承先生的遗志，为彻底完成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彻底铲除使中国贫穷落后的根子；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为像他那样的经济学家和每一个公民，不再因为提出了超前理论和个人见解受压力、吃苦头，而更加努力地工作！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戴季陶与中印文化交流·李兴勇
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素以知日著称，曾写过《日本论》，对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风俗有过精当的描述。殊不知戴季陶对印度也颇有研究，而且长期热心于发展中印文化交流，为沟通中印文化做出了贡献。
创立中印学会
早在辛亥革命前，戴季陶就特别喜爱印度泰戈尔大师的作品，曾翻译其诗文，登载在《天铎报》上。五四时期，戴季陶因敬慕甘地大师的为人，译其文并作诗歌颂，登载在1919年的《建设》杂志及《星期评论》上。甘地本名摩诃塔摩，戴季陶将其介绍给中国人时，经过审慎思考，最后将他译为甘地二字，以显示圣雄甘地甘于从地狱中救世救人的弘誓大愿，此译名一直沿用至今。
鉴于中印源远流长的交往历史和近代两国共同的境遇，戴季陶对中印文化交流特别重视。1933年6月间，在印度讲学数年的谭云山在与戴季陶的交谈中，慨叹中印文化的衰落疏离，产生联合印度振兴中印文化的愿望，戴季陶当时就对其设想予以支持。1934年11月，谭云山从印度归来，关于中印学会的事，已与印度方面接洽完成，商定由泰戈尔负责印度方面的组织工作，中国方面，由戴季陶负责组织。戴季陶考虑到中、印、英三国的关系，为避免产生政治上的纠纷，他主张：“目前中印文化之联络，只能限于文化，尤以偏于宗教文化为宜，若稍涉及政治，结果必不好。”据此方针，他指示中国的中印学会，“在第一期工作中，绝对不作宣传，到第二期功夫开始时，方可将第一期工作情形发表。（亦无须取现代式之宣传）以后三期四期均如是，自然于无形中，为政治经济工商业等一切国民生活，均有莫大好处。”1935年5月3日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为避免过多的政治色彩，此会推选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为理事长，戴季陶为监事长。
1935年前后，大量中国书籍分批运送到印度。1937年3月，印度国际大学中的中国学院成立。戴季陶为中印文化合作取得初步成就而欣喜，与蔡元培以中印学会理监事长名义，致电泰戈尔表示欣慰，并声明“愿共同努力，发扬东方之学术与文化，以进人类于和平幸福之域，而谋大同世界之实现”。印度方面的学会自1943年后，每年12月举行会员大会，戴季陶皆致电或致函，以表示祝贺，直至1949年逝世为止。戴季陶为推进中印文化交流所做的努力，赢得了印度方面的信任和敬重。在中印学会成立之前，戴季陶就被推为印度国际大学的七人护法（相当于中国的大学董事会董事）之一。1946年波罗尼斯大学赠予他最高学位，1947年印度大学赠予他文学博士学位，两大学均邀请其到印度参加赠予典礼等一系列活动，戴季陶均因身体有病而未能前往。
战时出访印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政府苦于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素知中印文化关系有悠久的历史，于是寄希望于蒋介石派人前往做缓和工作。正因为戴季陶在中印关系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1940年他被国民政府指定为中国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出访印度。戴季陶于1940年10月19日飞往缅甸仰光，转飞印度。戴季陶一行于1940年11月18日抵达印度新德里，印度方面对戴季陶的来访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正在狱中的尼赫鲁特地写了题为《一位贵宾》的欢迎文章，文中说：“我代表印度人民，向他敬致热烈的欢迎。……他负着友谊访问印度的使命，也是中印两国友谊日益密切的象征。相信他的这次来访，在促进中印两民族的密切友谊上，收到硕大的效果。”尼赫鲁还在另一篇《印度与中国》的文中，主张以亚洲诸国组成一个东方联邦，以摆脱大国的控制。他对滇缅公路的一度被封锁表示愤懑，建议修筑一条铁路，从中国边界直通印度阿萨密的萨的亚，以便将大量的物资从孟加拉运来中国。
戴季陶在印度进行了频繁而广泛的访问活动。11月10在加尔各答，戴季陶与80高龄、重病新愈的泰戈尔促膝长谈，相见如故。11月28日前往孟买，拜见甘地大师，并在其家住了三天，两人对一些国际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还曾到尼赫鲁的家中，专程看望了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著名女外交家，世界上第一个女部长，第一个驻联合国女大使，第一位联合国大会女主席），并前往阿南德宫拜访尼赫鲁唯一的后代英迪拉。12月9日，戴季陶参观了泰戈尔创办的尼克坦国际大学，该校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泰戈尔因病未能出席，仍写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高度评价了戴季陶的来访及中国抗日的正义战争。称戴季陶“光临鄙校，实为中印两国悠久文化，重新发生密切关系划另一新阶段。……现下，我愈深切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光荣胜利的渡过当前的困难，中国将以精神战胜侵略的事迹，昭示于现代”。应校方的邀请，戴季陶对国际大学的学生作了题为《中印两国文化兴衰离合因缘颂》的讲演，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在访问波罗尼斯市时，正值摩诃菩提会年会召开之际，戴季陶被推为大会主席。会后，波罗尼斯市市民为迎接戴季陶的到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戴季陶被请坐在高高的大象上，由鲜花、音乐、歌舞簇拥，在市区缓缓而行。波罗尼斯市离印度圣地鹿苑旧址不远，戴季陶特地参拜了这个初转法轮圣地，并捐赠福舍两幢，种了500棵菩提树以示纪念。
1940年12月中旬，戴季陶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这次访问，前后达两个多月，行程近两万余里，戴季陶“东起加尔各答，西至孟买，北至德里，南至海德拉巴，处处都受到印度人民的欢迎，和印度各个宗教、各个族姓、各个阶级、各种职业的人，有极亲切的往来”，并赢得了印度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敬重。戴季陶出访印度，使英印矛盾得到缓和，也广泛争取到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并为1942年蒋介石出访印度和中印互派使节做了先期准备工作。
维护祖国统一
戴季陶在努力促进中印两国友好交往的同时，能够坚持维护国家统一，不做无原则的交易。1947年尼赫鲁发起召开泛亚细亚会议，邀请亚洲各国民间代表于3月前往新德里，商讨亚洲有关的共同问题。尼赫鲁也邀请戴季陶参加，并邀请国民党和各团体代表参加。戴季陶认为召开泛亚会议，促进亚洲团结，是一件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他起初准备参加，后来发觉印度竟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显然是别有用心，认为自己不方便参加，便建议中央另选代表出席，而且为这件事先后两次上书蒋介石，并函各方面提出意见。代表团团长郑彦棻临行前往戴季陶处请示意见，他指示郑等人要慎言行，要加强与亚洲各国代表的联系，关于西藏问题，最好能把他们列入中国代表团。后来，中国代表团赴印，正好和印度所邀的西藏代表同日同机抵达新德里。中国代表团抵达印度后，立即向印度提出交涉，表明中方立场，决不容许印度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由于中方的义正词严，印度终于没把西藏列为独立国家，而只是以地方代表列席大会。
在正式开会之前，又发生一个插曲。当时，代表团团长郑彦棻发现预备会议会场中所悬挂的世界地图，把西藏列在我国国界之外，便立即向尼赫鲁交涉，起初他敷衍推诿，后来答应予以改正。但开会当天的上午，还未改正。中方代表团便派叶公超找尼赫鲁再度直接交涉，表示如果不改正，中国代表团便不参加开幕式。印度方面知道中方立场坚定后，才同意由叶公超亲自将地图上中国国界改正过来，把西藏包括在中国国界之内。郑彦棻后来回忆说，戴季陶对此事处理的远见和指示，维护祖国统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海外事】
列宁《政治遗嘱》的风波·尹 彦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可谓他的《政治遗嘱》。它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两次病情的突然恶化。尤其是12月23日凌晨，“右臂右腿瘫痪”。列宁清楚意识到生命的危险性。早前列宁已对机关、尤其是斯大林负责的工农检察院极为不满，同时在对外贸易垄断与国家体制、民族问题上与斯大林等产生较大分歧，他发觉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不利于防止党的分裂，所以遗嘱的主要内容不外乎两点，首先就是扩大中央委员会完善党的最高机关的组成，以“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二是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务上调开。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列宁、托洛茨基的认识有分歧；而急于掌权的总书记斯大林则千方百计的监视病中的列宁的一举一动、一信一函。列宁口授遗嘱的公布一波三折，而遗嘱的执行则是血雨腥风，连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未幸免于难。这里我们只着重分析遗嘱产生的前前后后。
一、列宁口授遗嘱的监视与阻挠
1921年年底列宁病重出现最初症候，在党中央和医生的坚持下，列宁不得不开始放弃全天工作。这时他摆脱了繁重的日常事务和实际工作，能够从容地考虑党和国家的前途与长远战略。用列宁自己的话说：“因祸得福；我居闲半年，‘从旁’观察”。1922年5月26日，列宁第一次得了中风，右臂右腿部分失去作用；口齿失灵，12月13日，医生说服列宁，暂时全休；12月16日，列宁的病剧烈发作，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右臂右腿瘫痪。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病情十分危险，或许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因此12月23日，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使他焦虑不安”注0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在这之前，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曾专门作出决定：
“责成斯大林同志个人负责断绝列宁同工作人员之间的个人联系以及信件来往。”并由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
这样斯大林成了列宁的监护人。“个人负责断绝”、“监督执行医生的规定”，这里有什么玄机呢？列宁病重，最关心接班人的问题的是斯大林。政治局其他一些人也害怕列宁会让托洛茨基接班。所以才作出这样严格的决定。所谓“断绝”，主要是断绝对与托的接近。
列宁向医生及中央请求，允许他每天哪怕用很短时间口授他的日记，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列宁以“完全拒绝”相要挟，这才获得口授的权利，但并不顺利。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代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医生研究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