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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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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派。
  指挥部成立了秘书组、联络组、宣传组等机构,实际上夺了军区的权。刘贤权被软禁,电话切断,门口放双岗,警卫、秘书均不能接触。
  1月25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在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的拥戴下,赵永夫取得各部队的支持。1月28日,张晓川联合各驻军部队,亮出了“部队统一行动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青海省的军队,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军区风云突变以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声言“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他的指挥,还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了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
  青海省委也发生了分裂。王昭到外地治病,多数省委领导仍和他通气,策划支持捍卫队夺权。杨植霖则召开了几次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1月29日,八·一八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
  由于捍卫队和省委、军区的干部都指责八·一八队伍不纯,夺权后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开门整风。他们将杨守礼等几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送交公安机关,要求严肃处理,以示革命,不料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月2日,张晓川在205部队召开青海驻军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逮捕仓门街、兴海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9名成员,派部队和“贫下中农红卫军”一起召开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2月3日上午,控诉大会在南门外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兴海路等地举行。12时,队伍上街。205部队抽调250辆军车,各部队抽调4000多名战士,和贫下中农红卫军、捍卫队联合举行了一次镇压反革命、支持左派的武装大游行。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守礼等,脸上画着八·一八,胳膊上带着八·一八袖套,头上戴着八·一八高帽,游街示众。镇压的矛头直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2月4日,青海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省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言“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软禁中的刘贤权,深感问题严重,亲自起草了电报:“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发给中央,机要员却把电报稿退了回来,答复是:“赵副司令不同意发。”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把电报稿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了兰州。兰州军区把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没有回音。
  2月13日,北小街、南小街、兴海路、仓门街等地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
  2月17日夜,赵永夫、张晓川在驻军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成立“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办公室”,获通过。后来办公室改名“联合指挥部”,赵永夫、张晓川都是核心领导小组成员。

《青海日报》社的流血事件
  《青海日报》社始终是青海文革的中心。报社里八·一八占绝对优势,编辑部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八·一八。1967年1月12日,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报社的权。夺权后的报纸,称作“新生的青海日报”,它旗帜鲜明地支持八·一八。
  2月8日,赵永夫、张晓川准备对报社实行军管,但军区党委两次开会都没通过。11日晚,军区副政委张文英向兰州军区请示,兰州军区也不同意军管。张让兰州军区请示中央军委,兰州军区请示了,答复是:“需要请示”。
  两派剑拔弩张,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捍卫队贴出大字报,说夺权后的《青海日报》“为反革命呐喊叫好,必须立即把权交还给真正的革命派”,并拉出大标语:“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2月14日,赵永夫召开军区党委会议,通过了《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组成军管小组进驻报社。但军管遭到了八·一八的抵制,进入报社的军管人员被八·一八的人赶出来,有的人甚至被从墙上扔了出来。上午11时,部队包围了报社。
  从这天开始,一场《青海日报》争夺战打响了。军队要进驻,八·一八则抵制。民族学院红卫兵一马当先,“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滚滚红色巨流,冲破道道防线,冲进报社。接着八·一八的战友也一队队地风驰电掣地赶来了。”(《湟水岸边的日日夜夜》)
  “一批又一批以工人为主要骨干的群众陆续来到青海日报社”,他们“沿着报社围墙,一层又一层,有的脸上一副倦容,显得特别疲惫,显然是刚下班赶来。有的一面啃着干馍,一面还在向周围的人讲演……”(孙正荃:《1966—1976实录》)
  保卫报社的人,开始是倒班,来一批走一批,进进出出。后来干脆安营扎寨,在报社周围搭起了帐篷,划区分片,昼夜轮班,吃睡都在其中。青海的2月,地冻天寒,经常是零下一二十度。军队只许人员进出,不许物资输送,吃喝、取暖都成问题。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拿出家里的煤砖让他们烤火,把刚出笼的蒸馍送到他们手中。
  部队的汽车、装甲车把报社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南面占领了西宁市北门城墙,东面占领了宾馆顶层的晒台,西面在民房屋顶上架起了机枪,北面湟水桥上站着从草原调来的荷枪实弹的士兵。
  2月15日,捍卫队上街游行,支持军管《青海日报》社。但兰州军区来电作了三点指示,不同意军管,要部队撤出报社。赵永夫派副司令员刘斯起率6081、205、8122部队12名干部,连夜到兰州军区大楼前绝食静坐,要求收回成命。兰州军区一天之内开了八次常委会,研究《青海日报》问题。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态度坚决: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刘贤权派人给报社送条子,告知兰州军区的指示,并写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八·一八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2月19日,八·一八上街游行,反对军管。途经报社时,捍卫队前去阻截,八·一八的车辆轧死了捍卫队队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准备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2月20日、21日,捍卫队10万人抬着张桂兰的尸体环城游行,沿途砸烂八·一八办事机构。赵永夫主持军区党委常委会,确定23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常委除刘贤权外,全部赞成。
  22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轧死人。”23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动员:“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张晓川说:“难道我们手中的枪是吃素的吗?”
  23日上午八时,西宁全城戒严,街上空无人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
  一、自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兵站部政委陈郁、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指挥调动了13个连围攻报社。11时10分,军队枪击八·一八的广播站,所有喇叭登时全哑。下午2时,宾馆(赵永夫的指挥所)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十几分钟,几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
  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手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诵。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名工人死在枪口下。
  二十几分钟,战斗结束,部队轻松地占领了两千多人守卫的报社大院。接下来是这样一幕:
  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孙正荃:《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
  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恶臭。(冼恒汉《风雨八十载》)

镇压反革命
  攻打报社的当天,军队在保守组织的配合下,包围了八·一八的重点组织:青大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人民剧院红宣兵团部、党校红色造反团等。“红色公安”(公安厅的群众组织)按照开列的名单,把八·一八的头目一一逮捕归案。第二天,一千多捍卫队员包围了青海民族学院,双方对峙了一天。夜12时,两个连的部队开进民院,包围了西边四幢学生宿舍楼。一名排长带一个班进入楼房搜查,学生拒绝开门,战士鸣枪示警。楼外的部队以为红卫兵开枪了,遂向楼上开火,打死三人、打伤九人。当晚逮捕了20多名十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把800多红卫兵赶出大楼,在刺骨的寒风中,高举双手,跪了五个多小时,天亮后才予释放。
  接下来的日子,捕人的汽车在西宁街道往来奔驰,汽车站、火车站布满便衣警察,严防反革命外逃。牢房塞满,监狱还在不断扩大……
  最恐怖的是“群众专政”。在逮捕了第一批反革命后,剩下的八·一八成员,就交给了“群众专政”。把誓不两立的两派中的一派群众,交给另一派群众去专政,其后果可想而知。大小单位都成立了类似“镇反指挥部”之类的专政机构,设立了“劳改队”、“临时拘留所”和“牢房”。他们要在八·一八组织中“收集枪支”、查获“暴动计划”、寻找“杀人黑名单”。他们的口号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决不施仁政”。于是捆绑、吊打、大头皮鞋踢(甚至出现了互借大头皮鞋的闹剧)、跪雪地、跪三角铁、烟头烧、火烤、烙铁烫、针扎、过电、穿针、手指夹筷子、活人打夯……种种无师自通的刑罚,都被花样翻新地施展出来。
  西宁铁路局八·一八铁道造反团共三千人,被斗的1884人,打成轻伤的214人,重伤54人,监督劳动544人,被捕入狱114人,抄家114户,逼死1人,被打流产三人。青海氮肥厂只有150名八·一八,逮捕的就达60人。就连高等院校,镇压也很惊人。青海民族学院把150名师生排为四类,轮番批斗。一类拟送监狱的37人,二类戴上反革命帽子、开除公职回乡劳动的47人,三类批判斗争给予处分、留校监督改造的39人,四类经过批判斗争予以解放的27人。
  最后,引述一下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
  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
1967年7月15日

中央调查会
  八·一八和军队在《青海日报》社对峙的九天中,赵永夫不断地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张云生这样记述:
  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青海的告急电文不断来往北京,形势剑拔弩张。我及时将最新的情况报告林彪,他仍然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2月23日下午攻打报社之后,赵永夫给军委、总理、中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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