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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与早年法国和美国的情形已大为不同，但资本向落后地区扩张所产生的后果具有共性。历史的经验，特别是18世纪法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后果中，对落后的民族国家来说，危险并不在于外资冲击造成的经济混乱，而是由经济混乱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前者经短期治理就可以解决问题，后者的恢复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政治动荡对民族国家，特别对发展水平落后的民族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历史上经历政治动荡最少的国家是发展最快的国家，英美两国的近代发展就是最好的明证。这个经验值得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认真学习。
2。现实及其预警
“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基础性内容。完整的国家主权，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浴血奋战所取得的并对今天的发展具有基石意义的政治成果。没有主权，发展便无从谈起。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的影响是深远的。世纪之交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意味着市场经济所特有的内在矛盾及其政治表现也开始向亚太集结。这是在目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国际秩序在任何时代都是以实力和实现国家利益目标为后盾的，而国际霸权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打垮或削弱和自己实力相当的对手。国家发展的前提是国家主权，国家实力的终极表现是国家主权的稳固程度及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能力。今天亚太地区的经济崛起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亚太地区民主民族革命大体完成、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了独立的国家主权之后出现的。然而，已经获得的东西，不管它多么重要，往往又是人们最容易忽视的东西。正如60—70年代，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时候，特别习惯于从政治即国家主权的角度理解国际经济问题一样，现在人们又开始走向它的反面即习惯于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甚至代替对政治问题的分析。这是因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期，经济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表现的是如此突出以至使人们忽视了隐藏其后的政治问题。主权是国际政治学的最基本的单元。国内的经济矛盾达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转化为政治矛盾。政治矛盾在国内的最高形式就是政权或政府的更替，在国际斗争中它的最高形式则是一国对他国主权的干涉或改变。苏联的解体就是冷战时代两个阵营的政治矛盾发展的最高表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稳定的政治，就没有经济的持续健康的发展；同样阻碍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办法，也就是在它们的国内制造混乱。因此，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呼声日盛的时候，对经济问题保持政治警觉，是十分必要的。
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绕开的障碍，向世界开放也就是向高势能从而是对本国将带来高风险的发达国家开放。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在取得独立主权之前，它们的金融直接受宗主国的操纵和控制；独立之后，由于历史上留下的不平等的经济联系和低下的民族生产力，使它们对北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仍有严重的依赖并迫使其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弱国向强国开放同时也意味着向风险开放，风险自然就要包括政治风险。
殷鉴不远。
墨西哥自80年代以来实行开放。政府采取大力引进外资的政策，1988年和1989年两次颁布外资法。1992年底外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累积为473。95亿美元。外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增加了170。85美元。1992年墨西哥外债达1060亿美元，1994年墨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同年墨外汇储备仅够1个月的进口使用。所有这些已达危险线的数字，都被1993年8％的通货膨胀率造成的虚假繁荣掩盖了。1994年由于外贸和经常性项目赤字庞大，政府被迫实行紧缩政策，造成市场疲软、工厂倒闭、失业迅速增加，经济的增长仅为1986年经济危机以来最低点的0。4％。由金融危机引动的墨西哥这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进一步促成了国内政治危机：1994年1月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2000多名土著农民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名义武装攻占该州4个城市。政府最后不得不动用军队弹压才控制住了局势。冲突双方死伤各约百人之多，原为恰帕斯州长的内政部长因此被撤换。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印度尼西亚。印尼从1997年出现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已陷入最严重的困境，失业率已占劳动力的46％。多年来印尼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7％，然而官方公布的1997—1998年度经济增长率为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应为印尼提供400亿美元的援款，但所提出的条件几乎剥净了印尼经济自我保护的主要手段。1998年3月以来印尼政治动荡开始向全国各地蔓延。大学生及民众不断举行反政府游行示威，外报惊呼印尼正在“酝酿菲律宾式人民革命”。1998年5月初，印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严重恶化，政府决定大幅提高燃油和电力价格，引起人民的不满，导致群众大规模示威游行，进而演化为严重的社会动乱。1998年5月13—15日凌晨，首都雅加达因动乱死亡人数达500多人，经济损失10亿美元。再加上外国一些机构从中推波助澜，最终导致印尼总统苏哈托于1998年5月21日宣布辞职。印尼国内混乱局面迄今尚未结束。
比较1994年的墨西哥，特别是印尼经历的动乱，如果再联系1980年发生于波兰、1997年初发生于阿尔巴尼亚及1989年发生于中国的都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动乱，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这些动乱所采取的落井下石的态度，我们就不难看出金融风险，特别是发生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后面也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如果再看看苏联解体后北约强行东扩的严肃现实，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将来只要中国出现政治动乱，如果时机成熟，西方强权国家也会像分裂苏联那样最终肢解中国。这是苏联解体留给中国的最有用的教训，这也是笔者研究发生亚洲的这次金融危机后，联系中国的政治安全提出的预警。
尽管中国已经避开了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就可高枕无忧了。如果把受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呈梯形排列。第一阶梯即受这次危机冲击最直接也是最大的是市场化程度以及相应的对外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国家；而那些如中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自然经济成分较多、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及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如文莱、越南及中亚五国等）国家，基本上避开了这场危机的直接冲击；完全与国际市场隔离的北朝鲜和内战正酣的阿富汗处在第三阶梯，这类国家自成体系与东亚金融危机则保持着更远的距离。这就是说，现代经济中的金融风险的大小往往与国家经济的市场发育水平有很大关系。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那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相应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对此我们要未雨绸缪。中国之所以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除了自身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从而对国际市场依赖不强等因素外，还由于我国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已经历过金融震荡。那次震荡过后，中国政府也就在处理金融问题方面积累了初步并且是有效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一个刚刚向世界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十分宝贵。它使中国政府后来在向国际金融市场开放的进程中，采取了稳健慎重的政策，并逐步摸索出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而又面向世界的金融政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仍承担着传统体制留给我们沉重的却又一时无法卸掉的巨大包袱，它主要表现为：
一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相当大的亏损面和庞大的银行坏账问题。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钢和世界银行方海星博士估算：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的总贷款为40000亿元，其中有9000亿元是呆账，约占国有银行总贷款的22。3％。高不良贷款率使中国银行系统非常脆弱。“如果一个突发事件使得人们预期国有银行的资产流动性的偿债能力存在问题，银行挤兑就有可能发生。银行挤兑一旦发生，就会引发金融危机、通胀率上升、人民币贬值，甚至银行系统崩溃。”
二是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已高达60000亿人民币。如果支撑这些存款的国内生产由于任何原因（因东亚国家货币贬值已使我国出口受到影响；又由于目前国内普通居民手持货币有限及国际市场疲软，国内有效投资在短期内难有大的突破）出现问题，这都会对我国金融系统造成很大的压力；如果再考虑到游离于银行系统之外的巨额的社会游资，那我国就潜藏着巨大金融风险，如化解不当，金融风险就会转化为政治风险并对我国政治稳定造成重大危害。三是居高不下的失业人数。据统计，1998年我国隐形失业人数已近3000多万，而1993、1994、1995、1996年分别是300万、450万、700万、891。6万，此外大约还有占农村总劳动力1/4的1。3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农业走向规模经营而离开土地并向城市流动。失业人数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国内市场的缩小，当这种增长与缩小达到一定的程度，在国内生产不变和对外出口没有相应扩大的情况下，它就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巨大的危机（早期资本主义是用殖民扩张来转嫁这种危机的）；在政治上，它也会对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形成严重的负面冲击。不能忘记，世界史中因社会转型而致使农民大量脱离土地并长期滞留在生产领域之外的结果，几乎全是程度不等的社会动乱。〖JP〗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对外开放并取得巨大成绩的今天，我们也同时承担着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及相应的政治风险。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前做好消解未来风险的准备。
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趋势不可阻挡，在这个进程中我们也不可免地要面临着巨大的政治经济风险。但我们已没有退路，我们必须前进。中华民族已日益接近她在整个20世纪奋斗追求的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但若稍有不慎，我们的百年努力就会毁于一旦。我们必须胆大心细，用我们的民族智慧在持续发展中不断化解风险，绕过雷区、跨越深渊，以确保中国到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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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部开发与民族复兴
（本章的主要观点曾发表在《中国国情国力》1992年第5期上。）
研究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不能不注意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留给中国近代工业的苦果，是它破坏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民族性和自然性。具体表现是其运行并不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以资本输出国的利益为最终目标的。这个过程在1949年以前曾出现过两次由资本输出国变换而引起的殖民工业流向的变换。
第一次是西方殖民工业在东南沿海登陆。鸦片战争促进了中国近代殖民工业在中国的产生和形成。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他们的商品并掠夺原料。《南京条约》、《天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近代工业的发生范围，同时也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殖民工业的市场。这一时期的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产生了经营农产品加工的官办工业和“外资”企业，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4％，开始形成了全国第一批较大的工业点。
甲午海战的失败，意味着中国自然经济的北方防线崩溃，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以日本帝国主义利益为中心的重心北移。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法德俄等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日本资本开始在中国加强。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会议，制定了全面侵略中国的计划，开始推行全面占领中国工业市场的战略。首先，日本在东北大力投资扶持重工业，建立了煤铁中心和钢铁工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化学、机械等直接服务于军事的工业；开发了东北的水力资源，以水电为主，建设了电网，为进一步推行侵略中国的战略提供了廉价动力。这样，东北的重工业围绕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目标很快就在全国上升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其次，日本在华北的重点是击垮中国的民族资本，掠夺华北资源，发展轻工业。抗战前夕，青岛已有50万纺绽，天津已有33万纺绽，与上海并列。这样，青岛、天津、上海成为全国三大殖民工业中心。最后，日本力图摧毁中国南方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