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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当然，一国的国家安全值也是相对于特定的对手而言的，比如排除美国的因素，印度在南亚的国家安全值是非常高的，但若印美之间冲突，印度的国家安全值则相对要小得多。因此说，一国的安全取决于他国，尤其是大国对该国安全边界的具体规定，而不取决于该国政治家一厢情愿的想象。
规定即肯定。在不侵犯他国主权和国际法的前提下，国家安全边界就是国家利益的合理边界。理论上说，国家利益边界更多地存在于国际法的规定之中，但在现实里，国家利益的边界，则更多地只能存在于自身实力边界和世界大国实力边界辩证规定之中。不管一国的国家利益随历史如何变化，但它们的最高目标都是为了控制和利用更多的国际资源来满足本国的政治经济需求。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使得这一时期的国家利益只能是内向的和地区性的，那么，当历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后，发展就成了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生存的”硬道理“。而当一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又不能支撑这种发展时，它就必须走向世界去寻求国际资源和市场。这样，世界的存在，在这一时期也就成了国家的存在。一国经济，只要它进入市场经济并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不能不需要世界资源和国际市场，从而它也就不能不是与世界经济相互融合的一部分；这样，它的国家安全边界，从而国家安全战略，就不能不是处于全球视野中并向世界延展的概念，其实现手段也就不能不是一种向全球辐射并能在大国实力间得以有效地扩大本国利益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安全系数并不完全取决于该国的存在状况（如人口、版图等）及该国领导人的愿望本身，而是更多取决于该国利益及其实现手段以及与之相应的安全边界在全球范围内的辐射程度和世界大国对该国的安全边界所认可的限度。
二、地缘中心与资源中心在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合二为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基本特点
我们知道，历史上大国争霸基本上是通过控制海洋和控制陆地两类战略交锋进行的。尽管后来出现了空中战场，但争夺制空权的目的，还是为了有效地控制海洋和陆地。当然这并不是说，海权国家对陆权没有需求或陆权国家不需要海权。而是说，对前者言，陆权只是海权的外围存在；对后者来说，控制海洋则是为了更有效地保障陆权。作为英美这样的海权国家，它们正是通过控制海上线路来实现对世界资源的控制的；作为这种实践的理论表现就是最早由A·T·马汉（1840－1914）提出的”海权论“，其基本论点是：海上力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力量能够控制公海，它就能控制世界的财富，而控制了世界的财富也就控制了世界。为了积累财富，国家就必须生产和在世界范围交换产品，由于地球表面陆地为海洋所包围，并且海洋运输比陆地运输更方便，因而海洋是大自然赐予的伟大交通工具。富有进取性的国家必须依靠海洋获得海外的原料、市场和基地。所以，一个国家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能在海洋上自由行动，并在必要时阻止海上自由竞争。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必不能少的和最为重要的力量。他说：”武力一直是思想将欧洲世界提升到当前水准的工具。“［1］而”将海洋由自然状态有效地转变为存在着海权；最具决定性的方式是商业控制。“［2］马汉已注意到世界海权是一个体系，他从英美国家利益出发，认为：海上掌握海权的关键在于控制海上交通线。而决定欧洲和美国命运的海上交通线，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从欧洲经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由此出发连接经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短距离的海上岛屿和海峡，便是美英海军必须控制的海权地区所在？quot；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亚丁和印度──按地理上的顺序而不是严格的时间上的先后排列──向世人展示出一根完整的链条。这根被一环一环地打造而成，或通过公开使用武力或凭借政治交易，但一直为一种民族特性牢牢地驾驭。”［3］ “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或进攻的行动？quot；［4］ 应当说明的是，马汉所处的以欧洲为中心时代并没有使他充分意识到印度洋在世界海权体系中的关键意义，他说”印度并不是英国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场所。只是英国所属的许多块土地中的一块，它们遍布全球，由英国的超级海权联为一体。在这么多地方中，印度由于距离和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受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quot；尽管如此，马汉意识到印度洋在大国，尤其是英俄两国争霸世界的重要地区。他说：“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在南亚“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象陆地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quot；［5］马汉与麦金德（1861－1947）这两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从海陆（矛和盾）两向为现代地缘政治理论［6］奠定了互为依存和不可分割的原生性基础。
H·J·麦金德认为，世界力量重心所在的欧、亚、非三大洲由于发达的交通已变成一个”世界岛“，世界岛可分六个地区，其中最重要的地区是欧亚大陆板块地区。这个地区除东欧这个门户外，其余方向海权国家均不易进入，欧亚大陆的结合部的中亚中东地区，被麦金德称之为”轴心地区“或”心脏地区“。占据心脏地区的国家在历史上却屡屡向沿海扩张。麦金德从欧洲人的视角提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能主宰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的论断。［7］应当说明的是，与马汉一样，麦金德所处的以欧洲为中心时代也没有使他充分意识到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
在对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及其中心环节的认识上，政治家似乎比学者的眼光更敏锐些。且不说彼德大帝、拿破仑等是怎样认识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的，就是被首任印度驻华大使，同时又是印度现代海权理论的奠基人K·M · 潘尼迦（K。M。 Panikkar）讥讽为”只把海洋当作一条边界“ ［8］的曾任英国外交事务次官和印度总督的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的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859－1925）似乎也看得明白。他在《远东问题》一书中说：”印度帝国处于地球上第三个最重要部分的战略中心。。。。。。。但是，没有比在它对远近邻邦的命运所起的政治影响上，以及它们的盛衰系于印度这轴心的程度上更看得出它的中心支配地位了。“［9］曾任英国殖民、贸易、内政、海军、军需、陆军、空军、财政及国防大臣和首相的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05）则把印度称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10］而潘尼迦在其著作《印度和印度洋》一书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对麦金德及其之后的地缘政治理论中的欧洲中心和忽视印度洋的倾向予以批评，他说：
德国的思想家们异常注意考察地理问题，他们为了探讨凡是控制了欧洲大陆中枢的，终必掌握海陆空的控制权这个观点，简直给世界战略问题迷住了。大有资格以这个新学派的缔造者自居的麦金德也是以同样的观点考虑亚洲大陆的，于是印度洋只被当作”海岛世界“的一个连接区，而在那个世界上，唯一有效的政治边界是太平洋和大西洋。结果，印度洋中的地利问题，从来没有人认真研究过。不过，考察一下印度防备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各港口，对欧洲和远东距离大致相等，而非洲和太平洋各岛又都相去不远，这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印度商业具有世界重要性，我们认为这是以往印度的一大推动力，它曾在历史上使印度产生过激烈的政治变化。［11］值得让人钦佩的是，作为外交家，他在其著作中坦率地说出一个对地缘政治理论最为重要，对其祖国印度的国家安全也是最冷酷的事实：
正是由于英国在印度大陆上的地位，才使英国享有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才使它得以把势力伸张到太平洋上去的。认真研究一下印度历史上的各种力量，就可以毫不怀疑地认识到，谁控制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12］
如果说，以前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是从争霸对手所在地理位置及军事和商业贸易的角度理解地缘政治利益重心所在的话，那么，随着20世纪太平洋地区大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资源需求迅速扩大，战略大师们日益注意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生产决定市场，而资源却决定生产。一国的实力不完全取决于该国的生产力总量，而决定于该国可绝对控制并能稳定地获取世界资源的总量；一国在全球政治中的胜负兴衰，不再单纯地决定于它所表现出的经济（比如市场经济）和政治（比如民主政治）财富总量，而决定于得以保证这些财富不断得以产出从而使生产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的资源占有量；国家的失败，不再表现为国家财富的丧失，而表现为国家生产这些财富的生产力及支撑这种生产力的海外资源供应线路，特别是控制这些线路的军事力量的丧失。因此，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不应再仅仅是一个单纯争夺控制世界地理要道和控制世界市场的理论，它已深化为以控制世界资源为中心的理论。在他们的理论中，控制世界不再是以控制某一地区为前提和目标，而是以控制世界资源贮藏丰富和开发条件最好的地区为前提和目标；地缘政治体系的学说，应是一个随资源中心变化而变化的动态学说，而不再仅仅是”地理决定外交“的静态学说；特定时期人们对贮存于特定地区的特定资源的需求程度规定的世界资源中心（或重心），决定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体系的中心。如果说，以往的地缘政治是对手确定战略的话，那么，新的地缘政治逻辑则是，资源决定战略：谁控制了资源，谁就能控制世界。
资源价值与地缘价值在时间和空间上合二为一并以前者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鲜明特色。在这新的视野中，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再次得到大国政治家的高度重视。在这方面理论贡献最大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曾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将地缘政治利益与资源政治利益紧密地结合并使前者服从于后者，是尼克松考虑全球战略时贯穿始终的和突出的思想方法。他写道：
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
英国早就看到这一情况到来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们试图使美国人相信，波斯湾问题”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还具有高度的战略和政治意义“。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易遭受攻击，因此，他们需要更清楚地认识这些问题，但他们也更有经验，在波斯湾尤其是如此。因此，他们能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些问题。
虽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发生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才知道波斯湾有一些小小的酋长国，但是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