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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对中国及其他非北约国家而言，如果北约肢解南斯拉夫的企图得逞，则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将这一模式在亚太及其他地区进一步应用，以打击对其控制世界有“威胁”的国家。 4 月 6 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表达了这层意思。她说： 21 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
20 世纪的美国外交策略，是 19 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对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首先是对其两翼即巴尔干和南亚地区的控制。 90 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世界进入无序状态；但到 90 年代中期，西方以俄国和中国为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雏型。 90 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酝酿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两翼合围势态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今后这种合围进程并不会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将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益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椐美国对付前苏联及前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美国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清楚地认识到，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下世纪还将继续坚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仅不排斥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还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和推动这一趋势。问题在于，美国所要求的只是一个便于美国控制和操纵的多极化趋势。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可以接受的既不是一个强大的、更不是一个弱小的、而是一个在综合国力上可与日本、俄国和印度掣肘而又不能与美国抗衡的中国。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 20 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到下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
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裂和南中国海主权纷争的现实，已为美国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良机，而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的扩大及美国在东亚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设想的提出，是美国在下世纪促成台海两岸无限期分裂、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长期拖延下去（也是变相分裂）的切实步骤。
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 20 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藏量 2/3 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出现的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目前除中国外，这一地区已无有实力的大国。因此，在下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战略目标。美国政府自 1997 年底开始设“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职，其首要职责是“促进中国与达赖喇嘛展开真正的对话”，同时还要负责“推动对西藏独特文化、宗教和语言遗产的保护”。 1999 年 1 月 20 日美国政府任命朱莉娅·塔夫脱为新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3 月 11 日，塔夫脱在美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简报时表示，美国必须帮助西藏保护其独特文化、宗教和语言遗产。在西方的推动下，世纪之交，西藏问题将向国际化方向进一步发展，西藏地区在美国地缘战略中将进一步升级。
维持国家主权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国的国防能力，而一国的国防能力又最终取决于该国的技术能力。有什么样的技术能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军事攻击手段和方式。仅就有限战争而言，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主要是国家的综合国力（除工业技术要素外，上世纪中叶清帝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英国逊色），而是一国的军事技术能力及由技术能力决定的军事作战能力。上世纪的鸦片战争及本世纪末的美国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20 世纪制海权和制空权两次军事革命使战争完成了由陆权和海权联接的平面模式向陆海空三维立体模式的转变； 21 世纪人类将面临在外层空间卫星（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制空权）和浅层海域（制海权）为主要内容的更为深刻的军事革命。在现代战争中，二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已为在卫星监控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比较本世纪中叶美国入侵朝鲜、越南的战争模式和本世纪末美国及其盟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模式，不难发现，后两场战争已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作战方式初步实现了上述转变。在新的战争模式中，“诺曼底”式的大规模陆海空军进攻已让位于在航空母舰上形成的、在太空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海上和空中打击；传统的人与人的正面交锋已让位于物与物的冲突；陆军（若不与其他军种混合）的作用将大幅度下降。
在未来战场上，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将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及其传统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质量及其所拥有的现代作战能力。建立在卫星监控技术基础之上的海上远距离导弹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是现代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也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和制海权；掌握了制空和制海权，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上世纪末英国和日本的海上胜利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和台湾；本世纪末，美国在海上、继而空中的胜利，使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变相损失了部分主权；下世纪，中国若不能建立起海上和空中进而外层空间的相对优势，就可能失去对台湾、南沙群岛乃至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不能以宿命论的态度来理解中国没有分裂的历史（其实沙俄时期我们已失去了大片领土），我们更为必须以积极的姿态阻止中国出现再次被分裂的可能性，迅速将以本土自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不然的话，我们不仅不能阻止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科索沃危机的模式在中国的台海乃至西藏地区重演，而且不能为中国崛起创造一个最基本的国际安全环境。
二
东急西重是当今中国安全环境的特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知道，人们对安全的需求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国家安全环境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对建立在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是一种只具生存而不具发展功能的经济形式──基础之上的小农国家来说，国家安全与该国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总数相联系，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以保卫和扩大土地和农业人口为目标的国家安全观及相应的以攻防陆地要塞为目标的陆权国防理论。此时对国家安全环境的考虑基本是从保证人的生存条件出发的：一国对他国安全环境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对其生存条件即土地和人口的威胁。若明白此中的道理，也就明白了中国清政府对香港和澳门乃至台湾这样的“弹丸之地”弃之如履的另一层原因。
但是，这种安全观念及建立其上的对安全环境的认识到近代发生了变化。英国资本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使人类经济活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使人类生产从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转到对价值的追求，追逐利润成了经济活动的核心动力。如果说在中世纪的农业国度中，生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那么到了近代，市场和利润对经济活动的意义已使发展安全转为国家生存的前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已表现为对一国的发展条件即资源、市场及其获取和占有条件的威胁。这使人类对安全及其环境的认识发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即国家安全主要是与国家发展相联系的概念；对一国发展条件而不主要是生存条件的威胁，就是对该国安全的威胁。
利用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经济实现资本增值的最快方式（ 30 年代苏联的发展道路是一个特别的例外）。利润，这一近现代经济的绝对动力又使市场经济下的民族国家最终改造成为世界性的国家；由此近现代国家的安全观念，也从对保卫生存条件的考虑转向对保卫获取利润条件的考虑。保证高额利润来源的前提是对世界市场及战略资源的控制，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是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西方英美国家对安全的认识来自于一个世界性的概念：其对安全环境的看法竟是一个由海洋贸易线上的岛屿而不是陆地为主要基点联结而成的画面。
对此理解最为全面和透彻的是马汉。他在美国崛起并对世界市场产生大需求的初期，提出了海权理论。在《海权中的美国利益：现在和将来》一文中，马汉说：“对海洋──尤其是沿着由各国的利益和商业勾画出的重要航线──的控制是决定一个国家力量和繁荣程度的主要物质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从其中可自然得出这条以控制海洋为目标的原则：在的确能够做到的时候，一定要把有助于对海洋的牢固控制的海上要点拿在自己的手中。” ＇1＇ “任何地点无论其面积大小，是一个海港还是一个海峡，其战略价值都取决于： 1 、它的位置（主要是相对于交通线）； 2 、它的力量（固有或后天的）； 3 、它的资源（天然的或存储的）。人们可以在位置合适之处集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所在。力量和资源可以人为地增加，但移动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港口却不是人力可胜任的，若将直布罗陀搁在大洋中间，尽管它的力量也许会四倍于今天，但在军事上它将一无所用。” ＇2＇ “对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它使之忍饥挨饿，切除了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骨。” ＇3＇ 与中世纪不同，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它获取（当然是按市场交换原则获取）海外资源和市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则主要表现为对海上航线的控制。因此，控制了海洋，也就控制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环境。这时，对影响国家安全环境要素的评估，已不再主要是对本土安全的评估，而是国家对海上交通线控制能力的评估。从制海权的角度看，台湾和南沙地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从而对当代中国的安全利益，已升至关键的层面。
20 世纪末所谓的“西藏问题”，与上世纪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上世纪的西藏问题实质是英俄中三方力量较量的问题。 19 世纪上半叶，英俄为争夺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展开长期的较量。 19 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衰落，俄国决定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