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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终结
邓 贤
第一章 高山下的花环
1。葬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云南边疆一座小县城，一个残疾人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残疾人走得很偶然，死因为心脏破裂，医生认为这种疾病并不常见，发病率大约为万分之一。残疾人在小城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所以邻居好几天才发现他已经死了。民政局派人来料理后事，出人意料地发现一张银行存折，上面的金额竟然有一万元之多，这笔钱在许多年前平均月收入只有一百元的小城人眼里决不是个小数目。残疾人平时靠替商店守夜和捡破烂维生，他居然积攒起这么大一笔财富来，着实令民政局同志感到惊讶。后来他们又在死者枕头下面找到一只小本子，上面记载许多姓名地址，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死者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都加注了一些数字。民政局同志把这些分散的数字加起来刚好是一万元。他们猜想死者生前可能欠了别人的钱，或者这些人曾经帮助过残疾人，所以他在死后要把这些人情债了断。
民政局同志按照本子上的地址发出通知。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人很快从全国各地赶来了。他们中间有一些也是残疾人，拄着拐杖或者坐在轮椅上，当然更多都是手脚健全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都是一些衣着朴素的中年人，他们看上去个个庄严肃穆，都把悲痛隐藏在一种钢铁般的表情后面。这些从天南海北赶来送葬的男女人群激发小城居民极大的好奇心，他们纷纷瞪大眼睛打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同残疾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为一个不起眼的守夜人送葬？难道残疾人生前还有什么重要的秘密不为人所知吗？
下葬那天，人们的好奇心终于达到顶点，他们看见那个默默无闻的死者被换上新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那些远道赶来的人们好像为亲人送葬一样悲痛，送葬队伍络绎不绝。类似这样隆重的葬礼在小城居民的记忆中实不多见，他们记得1976年有过一次，那是为北京的毛主席开追悼会。死者骨灰葬于城外一座荒山上，山上光秃秃没有树，那些外地人就动手在山坡上植下一片小树林。有树林做伴，那座坟墓也就不再寂寞，残疾人当含笑九泉，化作一片浓浓的绿荫与大地同在。
客人们临走前把那一万元捐献给当地希望工程，以救助因贫困失学的孩子。客人留下的惟一心愿是，希望孩子们每年清明节为荒山种下一棵树苗，以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
后来当地人在那座残疾人坟前看见一块小小的墓碑，墓碑上铭刻的字迹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革命战士＊＊＊之墓。残疾人原来是个隐名埋姓的英雄，就像从前那些解甲归田的老红军老八路一样，那些人当然都是他的战友，不然他们怎么会那么崇敬他，大老远赶来为他送葬呢？
当地民政部门否认了人们的猜想，他们证实残疾人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回城知青，在他的档案材料和简历中并没有任何部队立功受奖证明和伤残军人的退役手续。
2000年我专程来到这座交通不便的边疆小城，我看见山头上那些人工林已经有碗口粗，领路朋友通过一番努力才找到被荒草淹没的石碑。我看见石碑上字迹已经剥落，就像一张陈旧而模糊的老照片。我站在凉风习习的山坡上，目力所及的小城之内有一座树木葱茏的烈士陵园，那是1949年为解放小城而献身的革命烈士栖身之所。我看见更远处的山坡上还有一座规模更加宏大的烈士陵园，那是1979年自卫反击战牺牲烈士的长眠之地，人们纪念他们是因为他们完成为国捐躯的神圣责任。而我面前这座不起眼的土堆里栖息着一颗被人遗忘的灵魂，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朋友告诉我，每年清明都有小学生上山植树，这项活动已经成为当地一个传统。
我不知道这位默默无闻的残疾人生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他死后是否得以实现，但是社会进步的任何结果都与他无关，这不能不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我对死者的全部尊敬在于：他以一种庄严的姿态去殉一个神圣的事业，但是却毫无回报。如今他像风一样去远了，留给我们一个残疾人的背影，但是他始终站立着，那是一种精神，就像十字架上那个永远不死的精神一样。
后来我终于得悉死者的部分人生简历。他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一个下乡知青，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切·格瓦拉式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从金三角战场上归来的游击队战士。
2。修车匠
修车匠姓唐，是个伤兵。我认识老唐的时候他穿一件快要分不出颜色的军便服，坐在一辆旧自行车改装的轮椅上。他的工作是修自行车。老唐没有腿，他的两只裤腿看上去空空荡荡，尽管他的轮椅上放着一对假肢，但是我看见他大多数时间还是宁愿把自己放在轮椅上。
我是在街头上认识他的。我问他为什么不到荣军院或者福利院去？他抬起头来反问我：我能工作，我有家，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
老唐生于1951年，也就是说他与抗美援朝（50年代）或者抗美援越（60年代）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得出结论，他的轮椅生涯应该从自卫反击战（1979年）以后开始的。但是修车匠不同意，他说你搞错了，我没有参加过自卫反击战，1979年边境打仗时我已经在床上躺了整整五年。
我很惊奇，我说那么你为什么失去双腿，一场事故？车祸？
他说：踩上地雷。轰地一声，我就变成现在这样。
我更惊讶了，我说为什么踩上地雷？“文革”武斗？
他笑起来，脸上写满自豪。他说：你听说过境外知青的故事吗？告诉你，我是个境外知青，为金三角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
应该说我对境外知青并不陌生，我在云南边疆当知青多年，我的同学中就有人越过边境参加了金三角游击队。我没有想到修车匠是个境外老知青，他的处境令我十分关注。
伤兵老唐至今没有工作，我说的“工作”是指国营单位。老唐的职业是一个街头修车匠，依靠一双灵巧的双手为顾客修理自行车，我认为劳动本身没有贵贱之分，任何自食其力的劳动都值得赞美，问题在于，修车匠的劳动能够养活一家人吗？
当我第一次按照地址找到老唐家时，我看见残疾人像个国王一样坐在一张大床上，正津津有味地喝浓茶看电视，那台黑白电视机里正在播出一部电视连续剧。老唐妻子也是个残疾人，有一条腿不大方便。他们十四岁的儿子却是个高大、结实和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听说还是个球迷。尽管残疾人家庭没有一件称得上高档时新的家用品，但是我却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一种温馨、朴素和扑面而来的幸福气氛。老唐回答我：我每天能修十多辆自行车，我爱人在福利工厂上班。我们生活还行。
我问他：你在境外打过仗，为什么不能享受有关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你难道不应该比现在过得更好一些吗？
他看我一眼，没有回答。我继续说：是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还是政策不落实？
他苦笑着解释说：你知道，下乡那时我们都是中学生，头脑一热就去了国境对面打仗。如今这段历史属于非法越境，后果自负，所以我们不能享受伤残军人的政策照顾。
我叫起来：不管怎么说，那是一段并不仅仅属于你们个人的历史啊！你们在为自己打仗吗？为个人利益流血牺牲？
修车匠又看我一眼，他的表情一点也不激动，然后回过头去继续看电视剧。但是我却从他目光中感觉到有个沉重的东西“咚”地扔进我心里。后来我听见修车匠说：那边回来的知青，活着就该知足了。你看我这个家，除了少双腿，其他样样都不缺，这难道还不够吗？我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3。读者
1998年雨季，我第一次走进金三角并在那里认识了境外老知青刘义、焦昆、曾焰、杨林等等，我把他们当作历史的组成部分，即一群参与创造金三角历史的知青游子写进《流浪金三角》一书中。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该书一经出版，即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读者对那些境外老知青的曲折命运抱有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又对三十多年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插曲表示了某种难以理解的困惑。一位女研究生在来信中这样问我：当年那些红卫兵和知青为什么一定要偷越国境去打仗？他们热爱战争吗？他们为什么不珍惜和平呢？难道下乡当农民就那么可怕，比进行一场战争更加令人不能容忍吗？
一位研究东南亚历史的新加坡教授这样谨慎地向我发来e—mail询问：你的朋友到外国所进行的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侵略？还是国际雇佣军？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有多大规模？人数有多少？
一位社会学者希望同我讨论以下问题：你认为这是红卫兵暴力倾向延续的结果吗？文革时期的“世界革命论”同中华帝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什么关系？红卫兵运动是封建文化的产物吗？这种文化对于你们这代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有无影响？有哪些影响？
还有读者问道：金三角的游击队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失败原因何在？为什么许多境外知青至今没有返回祖国？他们在干什么？金三角毒品泛滥同他们有关系吗？
如此等等，等等。
老实说，面对无数广泛深刻的提问，我感到自己的经历变得像纸一样单薄苍白，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段不该被忽略的历史。北京一位编辑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应当考虑重新走进金三角，重新捡拾那些遗落在亚热带丛林里的历史碎片呢？
2000年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男人，大嗓门像炮弹一样震得话筒嗡嗡响。他在电话那一头说：我拜读过你邓先生的许多书，还有这本《流浪金三角》。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流浪金三角》里的焦昆、刘义、于小兵、刘黑子并不能代表我们境外知青。他们是什么人？是知青中的动摇分子，败类，游击队的叛徒、逃兵。正是他们的可耻背叛葬送了金三角的革命事业，他们是一群历史罪人。可是千千万万的中国读者通过你的书却把他们误认为是境外知青的主流，这真实吗？公平吗？你知道成千上万的境外知青是怎样度过那一段枪林弹雨的战争生涯和青春岁月的？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让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你的笔为什么不去反映他们？他们舍身忘死的崇高精神难道不值得今天的我们怀念敬仰？这种英勇斗争难道不是历史的本质吗……我相信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无论你是否无意，这都是一个无庸争辩的事实，邓先生你明白吗？
我问他：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他说：我是谁并不重要。我是你的读者，一个在境外打过二十年仗的老知青。
我感到后背有些出汗，有些芒刺在背，我问对方：你有什么建议吗？
对方大声说：如果邓先生愿意重写一部金三角知青的书，我和我的战友当为邓先生提供丰富素材。
我并没有写一部境外知青史的打算，所以我没有立即表态答应下来。我听见对方失望地说：邓先生的勇气我历来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