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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调的日子就在厨房烟雾缭绕的水气里一天天溜走。小潘说：我猜想她的一切忍耐都是为了孩子。如果不是那天上面来了人，她也许能坚持到肚子里的小生命出世。
这一天总部来了两个人跟女犯谈话，内容无从知晓，但是当夜幕降临，牢房的空气中就开始渗出一种湿漉漉的东西来。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悲悲戚戚切切，将人的心灵淹没在绝望里。小潘意识到这是女犯人的天空在下雨。女人原本就是水做的啊，整整一夜，女犯人把她的牢房变成一座湖泊。
第二天女犯人一如既往地劳动忙碌，只是临近中午，男炊事员去喂猪，正在烧火的女一号突然痛苦地呻吟起来，她用头紧紧抵住肚子说：我不行了……恐怕要生了。
小潘吓得跳起来，这是她当兵以来遭遇最为严重的情况。她慌慌张张去扶她，谁知女犯人身体特别沉，像座山丘，弄得她们一齐跌倒在地上。女一号从地上艰难地抬起头来，她的眼睛特别亮，像两颗星星。她说：好妹妹，你快去叫人吧，千万别待在屋子里，啊？
小潘连忙朝她点点头，她看见女一号好看的脸被扭歪了，眼睛里涌出来两串美丽的珍珠……
小潘撒腿就跑，紧急时刻她依然没有忘记看守的职责，把门反锁上。她像只惊弓之鸟，脑袋乱哄哄的，一个犯人要生孩子了，这样的事情谁能不受惊呢？当时她脑子里惟一的念头就是去搬救兵，卫生员肯定有办法，队长是结过婚的人，大约也有办法……
她刚刚跑出不远，身后一声炸雷，好像天塌下来。她被谁狠狠推了一把，人跌出老远。等她清醒过来，看见厨房门被掀翻在地，墙壁炸开一个大洞，滚滚浓烟像大雾一样从洞里涌出来，好像里面是个烟囱。她感到背上又湿又粘，等她摸了一把，才看清原来是一手热乎乎的……人血。
她脑子嗡地一炸，连滚带爬扑进厨房，看见女一号已经倒在血泊中。她那个原本像小山一样的大肚子已经塌陷下去，像条干瘪的口袋。她居然还睁着眼睛，没有咽气，仿佛在等着谁。当女战士抱起犯人柔软的身体，她看见一个美丽而羸弱的生命正在远去，她的眼睛还有一丝游光，那点亮光在女战士脸上寻寻觅觅地停驻片刻。犯人嘴唇动了动，吐出两个微弱的字来：谢谢……
女犯人死了，她的脸上没有痛苦表情，而是挂着一种平静的微笑徐徐远去。直到这一刻，小潘才发现身上的手榴弹少了一颗，不用说是女犯人刚才趁她摔倒时偷偷拔走了，然后残忍地将自己和那个即将出世的小生命一齐消灭。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她本来完全可以把她一起炸死的呀？
小潘放声大哭，上气不接下气。
我问小潘：这件事是你调离监狱的理由吧？
她说：也许是吧。
那一天我陪小潘坐了很久，离开茶楼外面已经天黑，夜空像大海一样浮起来许多闪亮的星星。我仰望夜空，不知道哪颗星星是那个美丽的女犯人。
7。电话
暴动知青的命运令我牵肠挂肚。
曼谷朋友刘义听说我在国内采访境外知青，就将电话直接打进我家里来。我与刘义相识于1998年，那次我只身前往金三角，历经种种艰辛，幸得结识美斯乐难民村的老知青焦昆。焦昆同刘义曾经同为游击队战友，他向我介绍了如今尚在曼谷打工的刘义。
我在曼谷机场拨通刘义电话，不料拿起话筒就放不下来，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意。我一口气聊到广播催促登机才放下电话。我认为没能同刘义见面是那次行程中最令人遗憾的事情，问题出在我已经办妥出关手续，护照盖上海关大印，所以只好将这份遗憾带回国内。后来我们遂成书信密友，鸿雁传书，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见过面。
刘义在那头大声说：邓贤老弟，你为什么不过来跟我谈谈，金三角至今仍有许多境外知青啊！
我问他：你知道游击队蛮光监狱大暴动吗？
他在那一头呵呵地笑起来说：告诉你吧，我在那座监狱里当过一百天犯人呢。
我听见自己心脏像火箭一样“嘭”地点燃了。我急切地问：你认识那些暴动知青，知道他们的下落吗？这些人如今在哪里？干什么？他们会告诉我事实真相吗？
我听见刘义的声音从电话那一端传过来：你来亲自采访他们吧。那些当事人，要么死了，如果活着肯定不在国内，你在国内能找到什么答案呢？
刘义像传说中的九头怪鸟从千里之外伸出爪子牢牢抓住了我，我相信他的最后一句话决定了我的命运。刘义说：你听着，我就是一个游击队叛逆。找到我就会找到十个，一百个同样的知青！
半个月后，准确说是2000年岁末的一天，我登上飞往曼谷的泰国航班。
第六章 昨夜星辰
1、分化
林彪事件之后，知青纷纷开始回城，拿知青的话说，就是“大分化开始了”。
在边疆，最早踏上回城之路的当属那些“走资派”子女。据说他们中间许多人早就对林彪深恶痛绝，因为在他们眼里，是林彪得势才使得他们娘老子倒了霉，如果他们娘老子还在台上，他们会下乡来当农民吗？所以林彪坠机如同一声解放炮响，标志着他们新的人生道路开始。
＊＊与＊＊是兄弟俩，“九、一三事件”不久，他们偶然从报纸上看见自己父亲的名字出现在国庆观礼台上，虽然那是三个不起眼的汉字，混同于其他许许多多汉字中间，但是他们还是彻底读解了这张报纸对于他们知青人生的重大意义，那就是——解放啦！
次日太阳升起，两兄弟扬眉吐气地踏上返京路途。当他们父亲派出的身边工作人员星夜兼程赶往边疆的时候，搭载他们的火车已经驶进距离北京城不远的河北地界了。
林彪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大批领导干部重新解放，他们大多数人重新掌权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子女从农村边疆办回城来。据不完全统计，林彪事件之后，通过各种公开或隐蔽渠道离开农村转回城市，参军、提干、招工和上大学的干部子女达数十万人。
其次是有关系有门路的人，他们动用社会关系的手段，通过种种渠道把他们的子女从农村边疆弄回城里来。这部分人数量也不小，他们的孩子因此跳出农村，从此一家人团聚，这在当时中国社会算得上一个很高的幸福指标。
还有不少知青，不靠父母家庭，通过自己奋斗，在广阔天地里积极进取，成为出类拔萃的青年。他们也成功了，被推荐招工招干参军上学。他们离开农村边疆的时候也留下一片辛勤的汗水，相信那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还有一些知青，主要是通过交换手段，有物质的，有肉体的，还有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他们付出许多，才达到离开农村边疆的目的。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分化是腐蚀剂，它消解了知青曾经拥有的英雄主义豪情。分化如同裂缝，那么这道城墙还能站立多久呢？北大荒一个女知青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人人都在谈论回城，那些不辞而别的人仿佛提醒我们，赶快打主意吧，否则就等着在农村腐烂吧。那时候一个知青回城就会牵动一大片人的神经，回城是一种传染病，它让我们没有后门的人感到悲伤和绝望。
一个名字叫作郑云川的知青愤愤地质问道：都是下乡知青，同样接受再教育，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凌驾于政策之上回城？而我们就该一辈子留在农村？那些冠冕堂皇的口号是一个骗局，还是对上山下乡的嘲弄？
还有人说：既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些掌权的人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子女送到乡下来呢？当知青是响应号召，还是对平民子女的惩罚？……
据不完全统计，仅1973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通过各种正当和非正当渠道离开边疆的知青就达上万人。
2、刘义
2000年岁末，我裹着一身厚厚的羽绒服，背着一只巨大的登山包走出曼谷新机场。
我一眼就认出站在出口的刘义。
刘义穿一件草绿色“鳄鱼”牌T恤，个子比我想象的短一些，壮一些，皮肤粗砺，给人坚硬的感觉，像闻名世界的泰国鳄鱼。他身上有种雄赳赳的霸气，叉着腰，目光炯炯，独来独往如入无人之境。我所以肯定他就是老知青刘义，是因为他站在那里气势如虹，我们目光相遇那一瞬，我吃惊地从对方眼神中捕捉到一些遥远年代的熟悉信号，这些信号属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红卫兵。
我们见面没有多余的寒暄，刘义第一句话就是：邓贤，你、当心，我这人，脾气坏得很咧！
刘义有口吃症，从前电话里不明显。我笑起来，我说：我们刚好是城隍庙的鼓槌，一对。你不用担心给我罪受。
步出机场大厅，热潮迎面扑来，我看见那轮收敛光芒的太阳已经贴在西边的楼顶上，像一只红彤彤的咸鸭蛋。等我以最快速度褪下冬装，空调车内已是热汗一片。一位开私家车的朋友在以塞车闻名的曼谷绕了许多大街小巷，终于把我们送到下榻处，及至搬出行李，我已经热得像狗一样吐出舌头。
事先说好在刘义住处挤一挤，能省则省的意思。然而我看见面前这处栖身之所既非套房，也非居室，当然更不是宾馆，而是一间办公室。刘义在办公室的地上打一个地铺，我看见那是一张汗渍斑斑的旧凉席，一只硬枕头，曼谷四季炎热，所以连被子也省了。刘义白天把席子卷起来办公，晚上搬出来睡觉，如此往复循环，我想无需解释也就很能说明朋友的处境了。
我与刘义从未谋面，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书信往来，我知道他已加入泰籍，还是个汉语诗人，笔名刘舟。刘义在曼谷没有家，他的家在千里之外一处叫做“热水塘”的小山村，那里是金三角腹地，所以说他只是一个打工仔，在一家名为“泰国侨乡会”的民间组织做事。侨乡会没有实际内容，挂一块牌子，那些挂着理事长理事头衔的人一年难得露一回面，所以刘义就是这个组织的惟一代表兼办事员，对外头衔是“总干事”。
据说12月为曼谷一年中的凉季，室温大约维持在摄氏33度左右，我们坐在办公室一只陈旧的皮沙发上，沙发又窄又短，表面一层动物皮革被汗水浸濡得湿漉漉的，好像它比人更怕热似的。一台老式风扇发出艰难的呻吟，与窗外汽车马达形成噪音呼应。我不停用毛巾揩汗，此刻我身上的汗水就像拧开水龙头一样。
我问刘义，他是怎样关进蛮光监狱，又是怎样逃出来。我问他那些暴动知青的下落。刘义摇摇头说：我是在蛮光监狱当过一百天犯人，但是我并不认识那些暴动知青。因为监狱暴动在我入狱前一年就发生了。
我听见自己的心脏像只鼓足气的青蛙，“扑通”一声就从岩石上跌下来。我结结巴巴地说：可是你给我一个印象，好像你认识那些暴动知青啊！
刘义说：是的，我可以帮你找找看。
我感到自己满腔期待正在像稻田里的风一样迅速消失。一个惊叹号倒下去，代之以一串没有尽头的问号。刘义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他幸灾乐祸地说：你要是后、后悔，现在回去还来、来得及。
我恨恨地瞪着这个家伙，有种被他捉弄的感觉。转念一想，他本身不就是一个游击队逃兵，一个叛逆吗？我从包里取出采访本，然后笑笑说：对不起，我从不后悔，采访就从你这个逃兵开始。
3、侯景贤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西南边陲曾经发生三次逃亡潮，第一次为1949年，数以百万计的旧政权军队和战争难民涌出国境避难，他们成为如今东南亚华侨的主要来源之一。第二次难民潮发生在六十年代，由于空前的自然灾害，当然还有人为原因，大批边民涌向境外谋生，他们被形象地称为“饥荒移民”。最后一次是“文革”期间，越境者都是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他们与其说对现实不满不如说对自己不满，他们逃亡的崇高理由是“解放全人类”。
我的朋友刘义便是这批年轻逃亡者中的一个。
那时候刘义在知青名册上还不叫刘义，叫侯景贤，昆明知青侯景贤与许多年后的泰华诗人刘义是同一个人。刘义向我出示一张插队知青的合影照片，年代久远的老照片像一片秋天的黄叶，表明我们人生的航船已经驶过一段很遥远的距离。我看见那个名字叫侯景贤的下乡知青穿越岁月的尘埃向我腼腆微笑，他身穿一件咔叽兰布中山装，挽起袖口和裤腿，背一顶草帽，脖子上围一条白毛巾，这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