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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群体在1949年前后出生，在新中国长大。下乡之前，他们是一批品学兼优、奋发向上的中学生，照说他们理应成为国家的栋梁。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气候，他们的学业中断，前途渺茫，最后不得不选择了上山下乡、为父辈赎罪这条路。中国政治的株连传统和和西方的阶级斗争理论两相结合，造就了老知青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政治歧视的无辜受害者不仅逆来顺受，而且竟然表现出十分悲壮的殉道精神，这样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中国的当代史上，老知青是个无声的群落。跟后来的“老三届”和“新三届’’的知青相比，老知青的数量（130万）当然显得少。但是如果把老知青的家庭和亲人考虑进去，把130万人乘以五（当时中国城市家庭平均五口人），那么就是650万人，占了当时中国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十，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的撰写和研究中，一个事件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涉及人数的多寡，更在于其参与者本身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老知青的经历以其特殊的品质和内涵，构成后人研究当代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可以说，不了解老知青的经历，也就不能全面和准确地把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风云，尤其是贻害无穷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血统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它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注定要以失败告终。1964、1965年实行的形左实右的大学、高中招生政策不仅无助于国家的现代化，而且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声誉，种下了不稳定的祸根。因为无视教育的内在规律和广泛的社会功能、狭隘地把教育变成政治的工具只会导致教育的萎缩和助长社会的畸形分化。可以肯定，如果“阶级路线”在教育领域里继续贯彻下去，只会造就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而这个特权阶层也决不可能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因为它的产生本身是建立在荒谬的理论基础之上，是以牺牲“有教无类”这一民主原则和社会公正为代价的。
大体上看，老知青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占居显赫的社会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他们显得无足轻重。但是他们的心路历程反映了当代中国的进步的曲折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忘却他们为民族做的牺牲和奉献。作为一个群体，老知青没有怨尤，没有悲鸣、没有要求补偿。他们的生命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对一个理想社会的不懈而常常具有浓厚悲剧色彩的追求中。仅仅因为如此，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四
摄影技术自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类生活和文明社会的一面镜子。150年来，摄影技术跟现代文明同步，老照片记录了人们生活的各种片刻，其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为后代保存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证据。但是，摄影本身受到各种物质条件和文化环境的限制，照片反映、折射出历史，准确地保存了特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瞬息存在，却并不是历史本身，因为历史是一种过程和精神活动，远远超出了照片的承载能力。也就是说，照片所记录的形象主要保持了个人和事件的“形似”、即历史事件的物质属性，却不一定有“神似”，即那些具有本质性的历史和精神内容。
老知青大多经历了“家道中落”，来到大巴山里时两手空空。且不说没有照相机，就是有照相机，凭一个月两元的生活费他们也玩不起这种奢侈品。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达县地区由于经济落后，照相服务稀缺，有的县份只有一个照相馆。所以老知青在1964～1966年间的照片多出自带队下乡的中学老师、重庆市慰问团的成员之手，为老知青留下了那些难忘的瞬间。另外一些照片是本地的照相师傅送服务下乡为知青拍摄的。由于一些社办场地处深山老林，照相师傅多半望而却步，许多照片在山下拍摄，不能反映老知青的最重要的生活环境和内容。即便如此，当我们看着眼前这些黑白照片时，不由怀念那些当年不辞辛苦、跋山涉水的照相师傅们。他们的摄影技术并不高明，却为老知青记载了珍贵的往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段苍凉历史留下了无声的证据。
人们都说照片写实，没有虚假。其实也不尽然。老照片的真实程度其实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尽管知青借钱都要留影，毕竟经济拮据，所以老照片数量有限，难于概括他们生活的所有层面。再者，由于县城里的照相师傅一年难有一次在深山里露面，机会难得，年轻人免不了在照相时“做秀”，尽可能展示务农的融融乐趣。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照片往往要寄给父母，知青们虽然涉世不深，却十分明白对父母“报喜不报忧”的道理。于是，不少老照片记载了老知青生活中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甚至诗情画意的片刻，却把愁苦和怅惘留在他们心底。实际上，知青的“做秀”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那个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喜怒哀乐与追求的烙印；照片上的主人公当年根本无意将自己的照片公诸于世，然而他们的那些不经意的姿态和表情却真实地折射出共和国所经历的那些风风雨雨。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四十年的时间转瞬而过，当年风华正茂的老知青如今正在进入暮年。但是无论他们今天身在何处，无论他们的境遇如何，总是忘不了大巴山，忘不了自己的追梦年华。记忆原本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重要的属性之一，记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诚实的记忆支撑着文明社会，滋润着人间的温情和伦理道德，捍卫着生命的尊严。老知青的集体记忆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保存它，是为了让昨天的磨难来浇灌明天的幸福之花。
照片会退色，而老知青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却一定会在共和国的回眸中闪光。但愿这部不算厚重的影集给一个生不逢时、历尽人生艰辛的群体送去些许慰藉，让他们能够在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昂首挺胸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
为接朝霞顾夕阳
■ 薛小和
2005年三四月间，父亲病情危重。想到他将不久于人世，我们决定把《薛暮桥回忆录》重印，以便在他辞世后送给他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以及经济界的同仁，一方面是为给大家留个纪念，另一方面也是为传播他的思想。于是，在对全书做了一遍检校后，过了“五一”长假，我就把书稿送到天津人民出版社。遗憾的是，这件事启动得太迟了，新书的问世没有赶上父亲的葬礼。在葬礼上，我们向前来吊唁的人们分送了《薛暮桥晚年文稿》。2006年元旦一过，当再版的《薛暮桥回忆录》运到家里以后，我们马上把它与山西经济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薛暮桥专集》一起，分送大家。就这样，我们先后从出版社购买的500本《回忆录》和300本《专集》、300本《晚年文稿》，大部分被赠送了出去。每每想到读者可能正在翻阅这三本书，我就会觉得，“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多么真切的现实。
这不由令我想起1996年的秋天。当我们将从天津取回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第一版《薛暮桥回忆录》放到父亲手中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却人生一大宿愿的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为父亲能在暮年战胜病痛，完成这本回忆录而感到无比欣喜。如果是在15年前，甚至10年前，著书写文章，对父亲来说是轻车熟路，而这本回忆录却是他在85岁那年开始亲自动笔，87岁身患帕金森病后开始在别人的帮助下修改的，前前后后历经7年时间。这期间，父亲克服了多少由衰老和病痛带来的障碍，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其实，并不只7年时间。早在1986年，父亲当时的秘书李克穆在与父亲的闲谈中了解到，父亲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磨难，又参与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从起步、发展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李克穆第一个向父亲提出要把这段历程记录下来，以飨后人。但父亲那时尚在第一线工作，十分繁忙，所以未把写回忆录列入议事日程。于是，李克穆就手持一台录音机，一有空就请父亲讲。父亲在旅途中讲，在会议间隙时讲，在公园散步时讲。不知讲了多久，录了多久，二十几盘录音带录满了。这些磁带由我们协助克穆整理成稿，这可以说是回忆录的第一稿，尽管后来并没有采用它。
到1989年下半年，父亲的精力大不如前，外出开会、做调查已感吃力，加上当时改革的形势出现了曲折，再加人理论界的争论，重申那些说过多次的观点，父亲感到没有必要。那做些什么呢？一天中午，在他应该午睡的时间，我看见他站在窗前沉思。我走过去对他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他看着我，没有说话。过了几天，我看见他坐在桌前，摊开一摞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我心中顿时感到十分轻松。几年来，父亲身边的同志，吴敬琏、吴凯泰、李克穆都多次劝他写回忆录，这下他总算同意了。父亲从来没有用文字记录事情的习惯，但他那大脑就像一个缩微资料室，尤其是多年来的工作性质使他对数字格外敏感，他能把诸如“一五”、“二五”时期的各项经济指标长存心中，鲜活如昨，所以写回忆录时，他全凭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而一笔直下。
就这样，他一直写到1991年春天，完成了一个约20万字的初稿。其间，他也外出开会、讲话，但更多的时间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1991年春天，父亲因脑供血不足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休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夏天，又因吸人性肺炎再次人院。这次，大夫查出他患有帕金森病。在此之前，我们已发现他做各种动作都比常人吃力，原以为是衰老，不知是疾病。帕金森病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能力，使他眼睛看不清，下笔手发抖。所幸的是他头脑依然清晰，思维依然敏捷。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休养，药物对病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父亲的病情总算稳定了。
大概是在1992年下半年的时候，父亲感到他有精力重新修改回忆录了。此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已不能动手亲自修改了，二是初稿因全凭记忆所写，需要核实、补充，尤其是最后改革开放一段，本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却写得非常简单。怎么办呢？只能请熟识他的同志们帮忙。
回忆录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父亲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分请朱庭光同志帮助核实事实、补充背景材料。朱庭光的父亲朱镜我烈士是父亲在新四军的战友，朱庭光是父亲在新四军教导队的学生，后又研究历史，所以他是做这部分核实、补充工作最为合适的人选。第二部分是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部分请吴俊扬同志修改。吴俊扬同志参加了这17年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了解很多政策的决策过程，做事非常认真严谨，不但对第二部分，而且对全书的内容、文字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第三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期父亲不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政策咨询方面，都达到了他一生的最高峰，但他自己在写这部分内容时，因精力不支，简而又简，没能反映出他的全部经历。吴凯泰同志从1978年就跟随父亲做调查研究、著书写文章、搞政策咨询，了解父亲的经历、观点甚至文风，自然是对第三部分进行修改乃至重写的最佳人选。吴凯泰同志把这一段内容从一章扩展到五章，从父亲的经历中折射出改革开放既辉煌又曲折的历程。还有一章是“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所以多半内容反映了个人遭遇，由母亲对这章做了修改、补充。
这几位同志完全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为了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自愿、无偿地来帮忙。他们各自都有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们又没有条件向他们提供稍好一点的工作环境，完全靠他们“自力更生”。修改过程经常是这样，先由父亲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会根据初稿提出各种意见，经父亲同意后，他们去做修改。改稿送回后，由父亲当时的秘书潘德发同志，还有我们做女儿、女婿的一遍一遍念给父亲听，父亲边听边提出意见，再返回去修改。久已习惯了亲自动笔的父亲对这种既看不见又不能写的工作方式极不适应，他在无奈中顺从了命运。就这样经过了几次反复，其间又请徐雪寒、陈先、吴敬琏、李剑阁、李克穆等同志提出宝贵意见，最后终于由父亲亲自敲定了书稿。应该说，父亲对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