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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科”是个很专业的名词——“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
1927年对共产党来说是血雨腥风的一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突然袭击。这年10月9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年仅二十八岁的瞿秋白，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共产党领袖。周恩来、罗亦农在这次会议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
中共武装反蒋后把中央领导机关秘密建立在上海，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中共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只能选择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大上海。其次是因为上海有租界，租界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各种势力矛盾重重。租界区不查户口、交通便利。在租界区，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随便执行“公务”，更不能开枪、捕人。租界巡捕房捉到共产党，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国中之国”的这种特性正好可以加以利用，寻找掩护的职业和场所，设立党的机关，进行秘密活动。
大上海滩十里洋场，云谲波诡、暗流涌动。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大历史背景下，如何有效地保卫处于秘密状态下的首脑机关，成为一切工作重中之重。于是，由周恩来首倡，在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周恩来年谱》认为，１９２７年５月，在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倡议及主持下，隶属于中央军事部的以情报和保卫为工作重点的机构——特务工作处在武汉成立，这应该就是中央特科的前身）的基础上，筹建了“中央特科”这个政治保卫机构。
特务工作处：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中共的合法地位一变而为非法，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安全保卫的需要，由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书记周恩来，秘书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驻地汉口余积里12号。特务处负责人顾顺章。特务工作处下设四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政治情报，负责人叫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当时汪精卫与中共尚保持着合作姿态，“宁汉合流”还未发生。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返苏时，即由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这 30人完成护送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
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成员只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后来他们都成为随后组建的中央特科行动科的骨干。特务股曾经处死过一名企图接近顾问团的英国间谍，刺伤一名苏联顾问团内部奸细尤金皮克。匪运股负责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孑。特务工作处成立之初，活动相当活跃。5月 1 7 日夏斗寅于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长沙叛变，7月14日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都事先拿到情报。不久，中共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特务工作处于1927年8月结束工作。有史料称“特务工作处”为“中国第一个现代特务组织”，先于国民党的“中统”（1928年）和“军统”（1932年）。
所以说，中央特科的组建是在它的前身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之上的。有资料说特科是在1927年4月成立，依据不足。1928年春，中央军委举办了一个特别训练班，抽调一批精干的人员专门学习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坚持地下斗争，怎样保卫自己、打击敌人。同时，还对他们进行了秘密工作技术和秘密工作纪律的训练。周恩来、恽代英，可能还有项英等亲自为他们上政治课。其实，早在一九二六年，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准备建立政治保卫机构，并开始培养政治保卫干部。这年十一月，顾顺章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派遣，前往苏联远东地区学习政治保卫知识和技能。同时被派往苏联受训的还有陈赓和陆留。有一段文字是这样描述这个过程的：
见过总书记的第三天，陈赓一行三人分别来到上海杨树浦码头。在这里，李强用一只小舢板把陈赓他们送到一艘苏联货轮上。两年之后，李强和陈赓成了同在中央特科的战友。几天之后，船到了苏联的海参崴。陈赓等人在岸上稍作逗留，即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在那里办妥了一切手续后，随即又乘车回到苏联的远东地区。在远东，陈赓等人被安排到苏联红军的一个特种部队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专门技术。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三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政治保卫干部以优异的成绩在“老大哥”那里拿到了“毕业证书”。一九二六年二月，陈赓一行回到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长江流域，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了武汉。陈赓在上海稍事停留，便前往南昌。不久，又从南昌赴武汉。陈赓进入唐生智的部队。
从苏联回来后不久，顾顺章就开始干上了政治保卫工作。在中央，建立一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在特委之下设中央特科。特委是决策机关，特科是执行机构。周恩来主持特委工作，直接指挥特科。经过整顿之后，周恩来成为中央特科的全面负责人，而顾顺章先于陈赓参与中央特科组织，是特科的实际负责人，而陈赓是顾的副手。顾顺章、陈赓等人则把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向学员们做了仔细讲解。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有的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有些来自北伐军，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除了惩治叛徒，红队还要与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的重要会议。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凇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
大约到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四十多名行动队员，很多人是神枪手，有的会驾驶汽车。他们除了装备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带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估计这种武器也来自苏联。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抢。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很快，特科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四个科：第一科为总务科，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第二科为情报科，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第三科为行动科，俗称“打狗队”，科长是顾顺章。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第四科为交通科，科长李强，陈寿昌。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周恩来规定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第一、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第二、收集掌握情报；第三、镇压叛徒；第四、营救被捕同志；第五、建立秘密电台。
而这时间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中呢？除了CC系（中统）徐恩曾的初级特务组织外，1932年2月，再度复出的蒋介石授意，“军统”的前身复兴社成立，下设一直属的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而CC系二陈也分外眼红，急急授命徐恩曾组建更强大的特工总部。
可以这样说，对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共产党人来说，徐恩曾是个相当恐怖的辣手角色。徐恩曾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抛出分化为主、高压为辅的制共怀柔政策，他亲自出任 CC特工总部主任。（这里插一句，在它的下设机构里有一个“训练科”，它的内部有一座“图书室”，收集到了各地的特务们查抄到手的中共各种秘密文件和书报杂志，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去台后，这些资料居然被完好无损地存放在台北青潭“荟庐”资料室。不少资料便成为“海内孤本”。）徐恩曾训示手下道： “共产党在组织上、宣传上、工作方法上是有很多长处的，我们应当学它，学好了，就用来打它。”“我们对付共产党，必须以组织对付组织，以宣传对付宣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徐氏版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改过去一味逮捕、关押、屠杀的高压政策，而辅之以劝降、诱降、自首的感化新策，“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
中共叛徒顾顺章成为徐氏理论的开拓者和实践人。顾顺章在叛变前任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领导及特科实际负责人。他应该是在1931年4月24日下午在汉口被叛徒尤崇新识破而被捕，于当晚叛变。关于他的叛变过程，历史学家已经考据得很清楚，谭元亨著《潘汉年传》里说他是3月24日下午被捕的，当为笔误。也有一种说法，是叛徒王竹樵发现的顾顺章，和顾顺章一起被捕的还有特科出身的陈连生。这个已经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了，重要的是，顾顺章为“中统”开办中共式的“训练班”对中共来说是致命的。徐顾的发展“细胞”的方法一般是这样子的：
一旦在基层发现了一名中共嫌疑对象，并不马上逮捕，而是将他定为“说服对象”，派出劝降水平较高的特务，采取秘密方式到“说服对象”家，或者将“说服对象”带到较偏僻的茶馆和清静的马路边，与之先谈生活、工作情况，再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在此情况下，“说服对象”自然不会轻易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时，劝降特务就开始威逼利诱，宣传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既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又可以保证你的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通常非常明显。因为“说服对象”多是中共基层党员，与中上层干部不同，他们有职业、有家庭，害怕失业。这样的谈话，他们一般不会向中共组织汇报，怕受到怀疑，被断绝组织关系，更不敢逃跑（因有家庭拖累）。所以，多数人在经过第二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并留照存档），接着又被放回到中共组织，成为特工总部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内线“细胞”。
这种方法后来被汪伪李士群部照例搬用，因为李士群也是中共叛变过去的人，中共的一套他也懂。
特工们利用这个内线“细胞”，顺藤摸瓜，寻找中共党内的纵深组织关系，一个一个地进行反方向的突破。为了便利内线“细胞”在中共开展活动，徐恩曾还规定，凡发现中共组织内有不利于内线“细胞”发展提升的障碍，各地特务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铲除，为这些内线“细胞”打入更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内部扫清道路。后面说到的陈蔚如便是一个“细胞”的典型。当内线“细胞”侦查到一定的程度，徐恩曾便会下令一网打尽。从1932年到1935年的四年时间里，徐恩曾领导的特工总部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破坏达到了可以用“白色恐怖”来形容的程度：中共临时中央连续多次遭到破坏，政治局常委卢福坦被捕，中共江苏省委连续两次遭到破坏，团中央机关也连续两次遭到破坏。对共产党人的危害，莫如徐恩曾一人，我本人以为远远超过了后来的戴某人。
顾顺章的被捕使得徐恩曾的特务力量得到空前的加强。蒋介石还亲自为自首后的顾顺章说过“党国需要顾顺章这样的人”的评语。从此，徐恩曾对顾顺章恩宠有加。
领受党务调查科训练工作的顾顺章一面抓紧编纂各种特务训练教材，一面主持调查科第一期特务训练班。为了加快编撰特工教材的速度，徐恩曾特令徐政、章志仁、朱秋白等亲信特务，帮助顾顺章进行整理，很快弄出六册教材，约五十万字，分别是《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组织工作》。这六册教材后来以“特工圣书”作总书名，成为国民党特务训练工作的“圣经”。在编纂特工教材的同时，顾顺章又在调查科举办了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