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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狱警喝斥的时候，夜空的雨骤然停住了，然而依稀还能听到雨水的嘀嗒声。她依然听到有一个男人始终在压抑着哭泣，从硬咽、抽泣再到泪水夺眶而出的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都是那样的谨小慎微。一听到动静他便戛然而止，仿佛那压抑的泪水总是悬挂在半空，永远不再滴落下来一般。
琪在吃最后一顿早饭的时候，一个级别不低的刑警向她透露出一个消息：“杀死你父亲的那个凶犯有线索了。”琪无比的麻木，一勺一勺喝着米汤，刑警的声音显得无比遥远，似乎在讲着一件与她无关的事情。刑警说：“他冒险参加了弟弟的葬礼，这家伙竟还有一点骨肉之情。他的出现把所有在场的人吓了一跳，以为死人复活了。之后他逃到了山上，眼下全局正集中警力加紧搜山，驻地的武警部队也调了一些，估计下午就会有结果。”刑警背着手来回踱步，皮鞋声回荡四壁。“唉——可惜你听不到这个好消息了。”琪的表情麻木到与死毫无二样。
临刑前，琪禁不住问执刑警，很疼吧？刑警说，也没有什么，跟动手术差不多，一阵麻药就过去了。弹着点是心脏，执行你的时候，身子尽量前倾，这样血流得畅些，会减少很多的痛苦。
琪端正地跪在一块沙地上，石子儿咯得膝盖很疼，琪等待着那声枪响。琪想，你们不用骗我，你们是打我的头。
然而弹着点确实是心脏，血没流出多少。
琪的几个同学把琪的尸体收走了。那个时候应该是琪读大学二年级吧。
追逐啊，追逐
■ 纪 莹
好累呵。
年少抛人容易去。真的。
少年的故事和那些青春呵，就像带着露水的翅膀，慢慢的，轻轻的，却是坚定的远去了。
——金玲
一
“金玲，金玲子。”
穿着一身的军装，戴着军帽，车把前挂着个军挎，脚下的北京布鞋上面是一双白得耀眼的袜子。这个在青春的药水里浸泡着的男生叫贾通斌。他的脸上洋溢着无知的无畏的无法无天的勇猛。这是时间的造化。对，就是时间，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它不让人懂得事故的时候，那么就别去弄懂。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大院里的贾通斌就认真实践着这个原则。他骑在自行车上，一只脚点地。这种造型在那个年代，就跟现在开着大奔在你面前刹了一脚似的。
“干嘛去？”
“不干嘛。”
“嗳，我们院儿小礼堂放电影，想看吗？”
“不想。”
“你这人怎么这样，连名字都不问，就不想去！”
“问不问都一样。”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抬举！”他挺了挺胸，满脸的青春痘也跟着活跃起来，每一个含苞欲放的“豆蔻”里都是将要迸出的怒火。
金玲不说话，她鼓着眼睛毫不示弱地看着他。也许脸上充满了叫做“愤怒”的神情？不知道，反正这种眼光封锁了贾通斌的语言和行动。
“哼！下午放学我在学校门口等你。”他用不再争辩的口吻说完就骑车走了，剩下一地霸道。
“流氓。”金玲在心里恨恨地骂道。
那个时候的“流氓”大概是一个使用率较高的词。很多人和事都适用。而用在贾通斌身上似乎更贴切。在那个年代（请允许我用历史的、发展的方法来讲诉，这样可能会更客观一些）他也许真的是个令人讨厌的流氓。他是这学期开学才转到这所学校，在转学前的那个学校里，他无非就是和同学打了点小架、伤了点小骨头、住了点小院。说起来真不是什么大事，但学校表示他们坚决不能收他成为新学期的学生了。仅他一个就足将校风败坏殆尽。有那么严重吗？所以他现在成了一零八中学初三（四）班的新生。他到这个班，从第一天开始就未想过要收敛，他尽情地展露他的天性，以天才的号召力与班上土著的坏蛋结成了牢固的友谊与同盟，并成为他们的“领袖”。他们在一起就想着法欺负那些好欺负的老师、学生、小孩子。尤其是女生。将足球踢在正走路的女生身上，把嚼过的泡泡糖粘在女生的头发上，抢她们的东西，乱翻她们的书包。有一次，他们从一个女生书包里翻出一根卫生带，老天！居然有这么邋遢的女人，上面的斑斑血迹真令人作呕。可这帮天生的坏坯子们却像找到了一件宝贝那样兴奋！他们举着它像摇着一面旌旗，在讲台上冲过来冲过去，狂欢不止。女生们都臊得不敢抬头，心里又恨又怨她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东西带到学校，放在书包里！卫生带的女主人终于在满面通红的无地自容中号啕大哭。从此，她退了学。能引起人的注意力的应该是特别的，要么特别好，要么特别坏。贾通斌是后者。而往往坏的东西更扎眼。
二
下午的植物课堂，是一个牲口市场。同学们低声的交换意见、打手势、递纸条，或者睡觉，看闲书的基本算得上三好学生。植物老师是一个奋发上进的好青年，可是却生不逢时，势不待他。他上课时总是翻着白眼，看天花板。与之反方向的大暴牙说出丝丝漏风的陕北话飘向地面，如果音量大点尚可反弹些许余音绕梁，有时候，纤若蚊吟，以至淹没在这嘈杂的“市场”声中。客观公正地说，学生们真的努力过，想与老师合作愉快，至少看在分数的面子。但是太难。他的授课是不能恭维的——诘聱难懂。上学期在平均每位同学加20分的基础上，勉强有三分之一的人及格。但植物老师是个有顽强拼搏精神的老师，这学期他又勇担责任并要与这班的同学抗争到底。说他顽强，是有根据的。一次全校大扫除的时候，金玲和几个女生路过他的“房间”。因为学校房子紧，他又是新分来的，所以他那间真的可称为“窝居”的住处，是一个只能从窗户爬进爬出的夹壁，在这个夹壁里除了简单的床和简陋的桌子，还有写在墙上深刻的墨黑大字：“拼搏”、“毅力”，它们是那么端正、端庄地写在墙上，仿佛凝聚了主人全部的心血精气。
“老师，什么是受精？”王扎西突兀地问，却并不站起来。绝大部分同学停止了“交易”，有人窃窃地笑，有人也同样严肃。王扎西——与贾通斌在一起合称为狼狈。这个在西藏生活过的男生在贾通斌来了之后，甘愿让出头把交椅，还是有点侠肝义胆。
可爱的老师，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
“那么，老师，是不是‘那个’也一样？”贾通斌搭着腔，做出一脸无辜、一脸认真的样子，可谁都看得见他一肚子不怀好意。
植物老师的脸偷偷地在改变，红色从领子下面的部分向上悄悄蔓延。他是那种让人不想记住名字的人，所以无法在老师之前加上他的尊姓。作为老师他怎能甘心在课堂让一个学生的问题难住？他像在挣扎，嗫嚅轻声地说：“什么那个不那个，我们这是植物课。”
“唉呀唷，老师，不就是那个，男的和女的在一起……受精吗？”豪放的王扎西一边说一边做了个很下流的手势。为他们帮衬的那些人立刻哄堂大笑，笑的放肆程度接近水的沸点。
“对呀，老师，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吗？”贾通斌故做天真的问。
最没有能力与懦弱的人的拿手好戏是——甩袖而走，貌似怒不可遏，实则避开难题与难堪。植物老师这样做不止一次了。但他也仅仅就是这样做了一下而已。到下次上课时他又将恹耷耷地走进教室。碍于面子、工资、工作等等因素吧，他是不会去向上或向下反映的。同学们，当然重点是以贾、王为首的那些同学们，早已对他这种自己作践自己的行为了如指掌，说将他置于股掌间也不为过分。所以植物老师青一阵白一阵的脸、微微发抖的身体和不能自持的手，将课本往讲桌上一摔，“我不上你们的课了，你们看着办。”本应是掷地有声的一句话，可囿于他的音量，又轻飘飘地散开去了。
同学们满堂喝彩大有解放之感。于是谁都不会看见，就像一朵乌云从天边慢慢飘来，这些课堂的恶作剧与软弱对抗正酝酿着可怕的后果同样正在慢慢聚拢。笼罩而来的乌云，就像人们用危险建材搭起的凉棚，在小憩与纳凉之际，却正等待着灭顶之灾。
三
“你他妈的给她讲什么那么多废话呀？要怎么着就怎么着。快点。”王扎西催促贾通斌。
贾通斌挡在金玲面前。“你到底去不去？”
“说了‘不’，还要重复几遍！”金玲像钢铁战士那样与贾通斌对峙。
“别跟她在那啰嗦。把她书包拿过来。”王扎西在一旁策划。
“就是抢了又怎么样？你们真不要脸！”金玲看上去还不能熟练掌握骂人技巧。所以在气急之时只会说‘不要脸’这一类连肢体都够不到，就更不要说触及灵魂的话了。贾通斌还没有动怒的意思。但王扎西火了。
“你以为你他妈的是女的我就不敢打你！”
“敢。你打！”
贾通斌拦住王扎西，反过来对金玲说：“我不过就是叫你去看电影嘛。”
“不想去，强迫就行吗！”
“你这个臭女人，你他妈的不识好歹。”王扎西挣扎着要动手的样子一点也不像初中生。
“算了，算了。”贾通斌这样说着，好像是劝王扎西，好像是与金玲妥协，又好像是在劝自己。
远远的看过来，一个女生，两个男生挣扎在一起，像一团搅不清的乱麻。金玲只想尽快结束这个令她厌烦、尴尬的局面。远处有个像被拍死在墙上的苍蝇那样的黑点慢慢移过来，是下课后的植物老师。金玲想，这里也许是老师的必经之路，有个老师走过来，会不会产生势力均衡，让他们主动离开？远远的，植物老师抬了一下头，就赶紧低下，然后像被风吹起的一片垃圾，极快地，消失在金玲视野中。金玲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对老师的走过而解脱她的处境抱有愿望，但至少肯定了她现在只有用自己的力量与他们战斗了。就在她为自己的决心而悲壮地咬紧嘴唇时，贾通斌说：“其实我就是想请你看看电影而已，同学嘛，我对你有好感，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又耸耸肩，“你这么固执真奇怪，好像我要怎么样你！”
“真他妈的神经有问题。搞不清是他妈的你还是她。”王扎西像是替他的朋友不平，又像是埋怨他的朋友。
“算了，走吧。”贾通斌揽着他的朋友的肩膀，两人像什么也没损失似的走了。如果用绝尘而去，那只能用这个词里面不再回头看的那层意思。
金玲坚定的决心像被悬在半空中，握紧的拳头因用力过度而变得酸软。她拍拍书包上的尘土，突然有点胜利后的惘然。
四
金玲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因为今天是星期天，还因为她有个购买新衣服的计划。虽然目前这事还由不得她自己做主，可是对新衣服的设想总可以提前满足一下。她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想在下次与母亲一起来买的时候少忍受一点她不厌其烦的选择、计较、挑剔，还有无穷无尽的讨价还价。
如果这次上街她没有碰到植物老师，是不是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呢？很难说，但故事要继续，好像她就必须得碰到他。
金玲和植物老师相遇在卖布料的柜台，不到一步的距离。他没看见金玲，或者是看见了也不认识。可作为学生的她，却惴惴不安，她想他毕竟是老师，是老师就应该尊重，如果他看见自己而自己却不理睬，这样恐怕不好吧？如果转身走了，那他看见了又会怎么想？在这样左右不定的心情下，金玲最终还是十分礼貌地喊了声：“老师！”
“哦，哦。”他好像不适应有人在大街上比较尊敬地喊他老师，他的表情有点紧张，他的脸像蜡染那样晕开了一片淡红。
“您买东西呀？”这样的明知故问是中国式的经典客气。
“是，是。”他手里摸着一块浅紫青色的面料，这种颜色是永远也难成为主流色的那种，因为它太挑剔，对人，对季节，对一切。所以很少，所以在一大堆的常规布料里它显得抢眼。金玲的母亲用“雪青”来称谓它，这个称谓就挺美。“你是……？”他的手还摩挲着布料。
金玲似乎很肯定地知道他要问什么。“我是四班的。”
“哦，四班，四班……你叫……？”
“我叫金玲。”
“噢，金玲，金玲，我记得。”
这回轮到金玲脸红了。上学期她考了40多分（是在加了20分的基础上），是因为这个记得？他这样说的时候，金玲又想起了那天在校门口发生的事情。这两件事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但是她就是想起了。
“我想……我想，你帮我个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