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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人？有没有学生躲在屋子里。冯友兰回答说没有。结果，未搜查到我们。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的样子，这时军警已撤走了，我离开了冯友兰家，出门碰见了蒋南翔从古月堂出来。我对蒋南翔同志说：我走了！蒋南翔点了点头。于是，我就跑到新斋，翻墙而出，不敢走西直门了，而是绕德胜门进了城。
南下扩大宣传回校后，大家研究如何组织起来，觉得原来民武会不行，圈子太小了，也太红。于是酝酿搞民先队。林枫、黄敬、我三人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我住在那，一起讨论清华民先队组织。讨论谁当民先队队长时，林枫指定黄敬当民先队的党团书记；黄敬推荐李昌当民先队长，因李昌在南下扩大宣传中表现不错。李昌是清华十一级学生，“一二·九”那年夏天进清华的。
“一二·九”游行酝酿了很久。但不是在斯诺那里酝酿的。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成立后，即开始酝酿了。游行前夜，12月8日晚上，彭涛、郭明秋、黄敬、孙敬文、我五个人，在女一中商量研究决定第二天搞游行。这一下孙敬文就忙得不得了，跑交通，搞联系，非常忙。而“一二·九”用的传单早在12月6日就付印了，并租了一部出租汽车，运到女一中。
“一二·九”当天，参加的学校比较少。北大未拉起队伍。当游行队伍经过沙滩时，黄敬就叫刘导生出去敲钟。刘导生就反问黄敬，你为什么不去敲？于是黄敬才去敲起钟来。
“一二·九”没有什么其他准备，决定黄敬在队伍中指挥，决定我和郭明秋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指挥；并约定11点在新华门请愿后，在王府井汇合集中。
“一二·九”后又进一步酝酿发动工作。“一二·九”到“一二一六”之间，各校组织猛烈发展。“一二一六”是有准备的。12月15日夜晚在长安饭店（在王府井拐角处，已拆掉了）开会研究部署。由我和郭明秋去开房间，加上彭涛、黄敬，我们四个人以打扑克牌作掩护，打了一夜扑克，边打边商量和确定第二天再搞一次游行示威。游行的路线图也是当晚确定的，准备在天桥开大会。
第二天一早，我通知北平大学等校，郭明秋、孙敬文也分头联系通知。
“一二一六”参加的学校多了，队伍猛烈发展。
“一二一六”后又如何办？“一二·九”未抓人，给水龙头冲散了。“一二一六”被砍伤了几十个人。翁文灏的女儿翁燕娟也受了伤。因此，感到老这样搞下去，不是好办法。这时大家都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
“一二一六”后，在彭涛同志家，即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里的一间小屋子里开会，开了一夜。参加者有：彭涛、黄敬、郭明秋、我、高慧如。黄敬首先提出扩大“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影响，分三路徒步南下扩大宣传。
提出南下宣传，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一二一六”后，因为已到年底了，国民党宣传提前放寒假。放假前，国民党与我们举行过一次谈判。大约在“一二一六”后几天，国民党派出师大教务长杨立奎，是个很反动的家伙，他正式表示代表蒋介石来与北平学联负责人谈判。我们事先讨论去不去参加谈判，讨论结果决定去。黄敬、郭明秋、我三人去的。地点是在西单西黔阳饭店（即现在的鸿宾楼），由杨立奎出面请客吃饭。杨立奎提出蒋委员长关怀北平学生运动，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愿出经费，希望能听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和指挥。显然，这是想把我们拉过去。他还讲了蒋委员长准备如何抗战。事先我们与彭涛同志商量过，由黄敬出面作答。黄敬说，我们学联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国民政府光讲支持，不行，要看行动。如蒋委员长有抗日行动，出兵抗日，我们拥护。我们要看蒋委员长什么时候停止内战，有抗日行动，我们就拥护。否则我们不能表示支持国民政府。
斗争很尖锐。不出所料，不久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就下令解散平津学联，宣布放寒假。
这时，我们顾虑的是一放寒假，大家就回家了，人少了，少数进步分子就显得孤立了，就有可能被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黄敬主张要想办法把人尽可能集中起来。国民党政府放寒假，我们就把人集中起来，并提出搞一个宣传队出去（后来实际上二千余人，天津出了几百人），这样他们就难办了。那天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彭涛同志家里开会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当然，讨论中也讨论过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问题。至于到工人农民中去，与工农结合，当时尚无此明确认识。因此，南下宣传除了扩大“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影响外，主要是要搞一个对付国民党政府放寒假的对策，不致使各校被各个击破，同时也锻炼了二千多积极分子。
当时，我们也考虑过武装暴动，考虑过策应红军东征，但力量不够。
这些就是决定南下扩大宣传的情况。
南下宣传团，黄敬当队长，彭涛为政委。我留守北平。出发时间约在12月26日或27日。
（访问时间：1979年7月13日上午；记录稿于1980年6月18日经姚依林本人审阅）
宋庆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殷之俊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对有关宋庆龄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文章几乎没有，有的宋庆龄传记著作谈及此事只是说几句皮相之论。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搜集到的史料，探索宋庆龄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
一、1957年4月刘少奇对宋庆龄说：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
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很早以前就把宋庆龄当作自己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57年4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待前来看望她的刘少奇，恳切地提出：“我希望参加中国共产党。”刘少奇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周恩来亲自到上海，向宋庆龄转达党中央讨论的意见。刘少奇说：“党中央认真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点头表示理解。（《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502－1503页）
其时，中共正在谋划一件“天下第一大事”——开展党内整风。在4月那次看望时，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成功，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党。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才领导革命成功了。”现在，我们号召群众帮助我们整风，“目的就是使我们党更好。”宋庆龄频频点头，表示完全赞同刘少奇的见解，她说：“党中央采取这个态度很好，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同上。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38页）
二、反右斗争前，周恩来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宋庆龄作了通报，6月21日宋庆龄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为了推动这次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他们帮助中共整风，表示共产党真诚地欢迎民主党派人士提意见、作批评。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强调要请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地对党的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因为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从5月8日至6月3日，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党外人士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一部分人士发表了一些偏激的甚至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标志着他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与这两类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当时的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中共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6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出了反击右派的斗争信号。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在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之际，中共领导人约请一些党外代表人士谈话。毛泽东6月5日晚约请陈叔通、黄炎培谈话。（《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705页）据了解，反右斗争前，周恩来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宋庆龄作了通报，并征求她的意见。（李云《回忆宋庆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200i年第4期，第20…21页）
6月21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宋庆龄开门见山说：“最近我虽然因病不得不少参加活动，但是我一直以极大的注意和深切的关怀注视着这个时期我们国内的事情。”接着，她谈了对中共整风和有些人所发谬论的看法。她高度评价中共整风，认为“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健康现象”，“表现出共产党对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众基础具有莫大信心”，“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是可以办到的”。在1957年，宋庆龄就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做到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的观点，是很不容易的。对有些人所发否认共产党领导的谬论，她说这“是肯定不能同意的”，“否认我们已经获致的伟大成就和诅咒共产党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领导地位这个原则，是极端荒谬的，而正是这个原则使得改正错误成为我们社会固有的一种机制。”这篇文章是宋庆龄第一次公开发表对反右斗争的看法。
三、随着反右斗争打击面越来越扩大，宋庆龄想不通了，她写了《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
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宋庆龄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这次会议把反右斗争推向新的高潮。巴金先生事后回忆说：“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596页）这是当时全国许多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
宋庆龄在认真观察和思索，在这次会议期间，7月13日她在《人民日报》发表《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情况，据李云在《回忆宋庆龄》一文中说，开始宋庆龄对反右斗争是赞同的，但是，“后来打击面越来越扩大，不仅有解放前长期追随党的左派分子，还有些长期革命的老党员，她想不通了。她认为应该打击孤立少数顽固分子，团结多数。她表示要写一篇文章，经过再三考虑，她写了一篇《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李云《回忆宋庆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2001年第4期，第20…21页）
“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这是文章的主题，在当时热火朝天的反右高潮中，可谓空谷足音，难得的诤言。她还提出以下观点：
一是要“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宋庆龄说，我们很熟悉中国的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的。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见或是抗议他们的境况，他们就会被看作“煽惑者”，就会遭受逮捕、拷打和处决。那时的当局不爱多讲，干脆就使用武器。在我们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