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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根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进。“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社会不公正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
广大群众对不公正问题是很不满的，因此不断引发群体性事件。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人们经常谈论我们面临两个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驾驭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目标：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六十年了。这六十年可以划分为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一度经济发展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体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缺乏活力，与国际差距日益拉大，还出现了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失误。后三十年对前三十年的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而引发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一个三十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的，加快民主进程。也就是说，今后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下一步改革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体制。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写的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佣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可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公共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从限制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提出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从这里引发出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不错，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然而，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的代价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就出现无序。此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这样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恶性循环。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于选择时机、利用时机。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前进。
我们听到过很多关于历史的说法：“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使人明智”，“一个不能面对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等等。这些说法都向人们表明历史是多么重要。但是，在旧时代，“私撰国史”是有罪的，修史是官家的事。因此，旧时代的史书大都是为官家歌功颂德的文字，存留民间的野史弥足珍贵。但野史由于著者条件的局限，有时失之偏颇和狭窄。这本书的作者中的很多人参与了改革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退休后经过沉静反思，其文章是在“处江湖之远”的晚年追思“居庙堂之高”的经历。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
这本书里所选的文章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个又一个重大事件，发表于著名的历史类杂志《炎黄春秋》。《炎黄春秋》是一家追求历史真实的刊物。多年来，它既致力于匡正过去历史教科书的偏误，又致力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下的真实历史。这本书是从《炎黄春秋》中精选出来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应当是这本书的特点。
（本文为《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两本书的序言，该书由本刊编辑，新华出版社出版。）
清朝覆亡前两次改革的教训·雷 颐
政治体制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政治体制也要相应改革，不然就会制约、延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是统治者的“自我改革”，尤其涉及统治者的重大利益，所以阻力巨大、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局面，改革者的策略往往是先易后难，想以非根本性的行政体制改革代替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多少弥补明显已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之弊。这种思路自有其合理之处，不过，晚清两次以裁撤无用政府机构与冗员、将功能相近部门合并成几大部门的“行政改革”，并冀以此代替“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结果却是你死我活的政坛恶斗，先是光绪被囚、康有为逃亡，后是袁世凯几被围殴、慈禧甚至想要跳湖，均以失败告终。这两段“行政改革史”，实在是引人深思。
第一次行政改革是戊戌变法期间的“变官制”。正是行政改革的“变官制”，成为镇压维新的戊戌政变的直接导火索。
众所周知，维新派的兴起肇因于只要西方的坚船利炮、回避西方政治制度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因此，他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国富民强之道。虽然他们对近代宪政民主的理解不尽准确，他们的主张也有种种矛盾含混之处，大体而言，在真正开始维新变法的百日维新之前，建立君主立宪制是其基本政治纲领。但就在他们鼓吹“开议院”、“兴民权”的同时，又对中国此时的国情民情能否立即实行宪政也不无怀疑，进而认为“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1898年初，翁同稣等五大臣代光绪帝问康有为“宜如何变法”，康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梁启超也曾明确提出“变法必先变官制”这种行政改革优先、行政改革导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
百日维新期间，维新进入实际操作，康有为等人的主张更加谨慎、现实，绝口不提君主立宪等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康有为在呈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中明确提出现在开国会、立宪法为时过早，“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民智未开，遽用民权，则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他甚至主张“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对于谭嗣同等少数“激进派”开议院的主张，康有为也“以旧党盈塞，力止之”。
在第一次被光绪皇帝召见时，康有为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力主行政改革的“变官制”，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其行政改革的主张也非常谨慎，甚至被批评为“保守”。其主要内容是“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强调要“存冗官以容旧人”。他后来上折，提出了分别“官”、“差”的具体措施。“官”即官位，高官虚位让老臣旧官去做，使老官僚仍稳坐官位，不减俸禄，以减少他们的反对。“差”即差使，地位虽不如官高，但经办具体实事，所以重要差使一定要委派“才能”、即维新派人士担任。他认为许多不合时宜、已经无用的旧部门虽应裁撤，但如果现在裁撤必将激化矛盾，“今行之非其时也”，“稍革一二”非但无裨于事，反而会因此坏事。
所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主要是经济、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在行政改革方面主要是启用了一些新人、新设了农工商总局，对行政改革起关键作用的“制度局”却因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根本未能成立。他们原计划“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这十二局是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专管游学与学会）、陆军局、海军局。
虽然不撤旧部，但旧部官僚当然明白自己的实权将因新部之设而大打折扣，旧军机大臣怒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表示宁可悖忤皇上圣旨，制度局也“必不可开”。一时“朝论大哗，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京师甚至谣传康有为欲“尽废六部九卿衙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干脆以“不必更立名目，转滋纷扰”为理由，拒绝开制度局。这些“旧臣”得到紧握实权的慈禧太后的坚决支持，根本不把“日日催之，继之以怒”的光绪皇帝放在眼中。设立制度局的主张，终成一纸空文。最终，只成立了个农工商总局。
由于新设制度局遭到旧部群臣的坚决反对，而各项“新政”又需费孔急，朝廷财政一直困难，左支右绌，于是光绪皇帝只能不顾康有为不撤旧部的意见，谕令内阁，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六衙门，归并到内阁及礼、兵、刑各部办公。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以总督兼巡抚事。裁东河总督，所办事宜归河南巡抚兼。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仅管疏销之盐道及佐贰之无地方责者，均着裁汰。此令一下，朝野震骇，以为此举“大背祖宗制度”，皆请慈禧太后保全，收回成命，甚至有老臣在慈禧面前伏地痛哭。所裁衙门奉旨后“群焉如鸟兽散”，如太仆寺的印信、文卷立刻无人过问，甚至门窗都被拆毁无存，犹如经历了一场浩劫，以此作为对裁撤的抵制、抗议。
简言之，百日维新的行政改革，主要就是启用了一些新人、设立了农工商总局、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