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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裁撤的抵制、抗议。
简言之，百日维新的行政改革，主要就是启用了一些新人、设立了农工商总局、裁撤了部分闲散衙门这三项。然而，这些行政改革也使从京中的许多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侍，到地方上的一些督抚、将军大表反对，他们集结在慈禧太后周围，“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使慈禧的政治力量空前强大。一些守旧大臣最终上书慈禧，请太后“训政”。在强大的旧官僚群体支持下，慈禧终于发动政变，对光绪痛斥道：“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表明了对“改官制”的愤怒之情，随后立即将百日维新期间“皇上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悉数恢复，还恢复了被裁的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而将新成立的农工商总局废去。
所谓“维新”，在政治方面其实只是非常有限的行政改革，而且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终以失败告终。
几年后，立宪与革命这两个运动风生水起，渐成大潮，迫使慈禧也不得不宣布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政”，并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而且，仅仅过了五天，即9月6日就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显然，无论真假，慈禧这次也想走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这“先易后难”的“路线图”。
这次改官制的要角，是掌握北洋大权，同时在中央兼参预政务处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电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数项重职的袁世凯。自戊戌政变后，袁世凯深得慈禧信任，同时他以巨金贿买了实权在握的领衔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而他在北洋的新政又颇有政绩。此次朝廷谕令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十四位王公大臣共同制定改官制的方案，袁虽排名最后，但他因有奕劻支持，同时在负责官制改革机构“编制馆”的关键岗位安插自己的党羽，编制馆的所有文件起草和建议方案最后都要由他阅定。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由袁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台。由于是为立宪预备，所以对官制的改革较为全面。除合并了一些不太重要部门外，还将原来的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全都撤销，而新成立的机构则有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理院、审计院等，而最重要的，是成立新的、大权在握的“责任内阁”以取代军机处。袁世凯与奕劻议定，由奕劻出任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任副总理大臣，各部大臣由总理大臣推荐，内阁尤其是总理大臣、副总理大臣代替皇帝负责任，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若未经内阁副署则不发生效力。这样，皇帝的用人和行政大权统归内阁手中。袁氏想掌中枢大权之野心，几不掩饰。
此案一出，官场风波顿起，众臣几乎群表反对。反对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是以军机大臣铁良、荣庆等为主角的满族亲贵。取消军机处，尽管他们可能另外任职，但权力毕竟要大大削弱。而且，袁有王公、贝勒、贝子等不实际干政，待上议院成立后让他们充当议员的设想，也使这些公、子们愤怒异常。在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竟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说：“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经奕劻调解，方才作罢。由于传说内务府也要裁撤，所有太监都要裁去，有次袁世凯下朝时百余名太监将他团团围住大声谩骂，有的甚至挥拳要打，几成围殴之势。袁世凯招架不住，急忙大呼奕劻过来为其解围。经奕劻百般劝解，并保证绝不裁撤太监，这些太监才偾愤而去。
另一个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以瞿鸿禨、岑春煊、王文韶、赵炳麟等为要角的汉族大臣、御史。他们有的一直与袁争权，有的对袁结党营私愤怒已久，有的认为改官制是“用夷变夏”，有的则反而认为这次改制完全虚假。有人上折慈禧指出，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实际为少数一二总理大臣专权，也就是袁世凯专权，而外国君主立宪国的责任内阁之所以不能专权是因为有议院监督、限制，中国议院一时恐难成立，所谓“责任内阁”既不对皇上负责又不对议院负责，只是统揽了过去皇帝的权力。“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还有人指出，袁之所以在没有成立议院时先成立使皇帝居于无权地位的“责任内阁”，主要考虑是一旦慈禧去世，光绪复出，也无法报戊戌之仇。光绪就曾当面对袁冷冷说道：“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则不敢答话。
这样，从王公亲贵、大小太监到大臣御史，尽管观点不同，但几乎全都反对袁世凯的改官制，不是到慈禧处哭诉哄闹就是不断上折，天天鸡飞狗跳。向来滥施淫威、杀伐决断的慈禧此时居然也寝食难安，向人诉苦道：“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
袁世凯可能过高估计了慈禧对自己的信任，在慈禧召见时竟然面奏要求朝廷令守旧大臣退休，结果招致慈禧怒斥，并将参劾他与奕劻的弹章交二人同看。此时，袁才知道自己已成众矢之的，局势非常险恶，慌忙以检阅新军南北秋操为名请调出京，以避锋芒。
袁世凯离京后，慈禧命令其余厘定官制的大臣继续制定改革方案。11月6日，朝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少数旧部被裁并，但多数未动，只是改名，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最重要的是，在实际所设十一部的十三个大臣、尚书中，满人占七席，汉人仅占五席，蒙古一席，以“满汉不分”的名义打破了“满汉各一”的旧例。虽然以前的“满汉各一”也是满人掌实权，但毕竟在形式上满汉平衡，汉族官员心理上更易接受。形式上的“满汉平衡”被打破，汉族官员的心理平衡也随之被打破。几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不少汉族督抚宣布独立，可能与此不无关系。
这次官制改革，各路权贵、官员你争我夺，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导致政坛严重分裂。而且，还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政界之难望，今可断绝”。远在日本东京的梁启超当时写信给康有为说，清廷宣布准备立宪时革命党力量即减弱，而官制改革一出，革命党势力便迅速扩张，也说明了这次行政改革的效果与清廷初衷正相反。事实无情地说明，这次行政改革完全失败。
晚清这两次本想以行政改革推动或导入“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失败，适足促人“逆向思维”：原以为行政改革只是局部性变革，阻力肯定要小于全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当更容易，其实未必。行政改革将使某些部门和部分官员受益，而另一些部门和部分官员受损，受损部门和官员的抵制、反抗必然十分强烈。甚至保持原待遇不变，也不足以抵消无权的损失，对官员来说，权力大过一切，要裁撤一些部门和一些官员自然难上加难、难以执行。争斗的激烈程度，可能并不小于政治体制改革。而实行宪政的政治体制根本性改革是对从上至下政府所有部门、所有官员权力的监督限制，由于大家都“待遇平等”、一同受“损”，官员们的不满和反抗反可能会相对小得多。在宪政框架下，最高掌权者的权力也同样要受限，其他官员当更无话可说。但近代以来，清王朝一次又一次想以并无实效的行政改革代替政治体制改革，殊不知成本和代价其实更高；而最高的成本和代价，则是耽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而导致自己垮台。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晨）
瑞典经验：宪政保护了民主社会主义·曹思源
一、社会主义成败，命系宪政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振兴中华，当然需要借鉴他国兴衰的制度性因素，譬如说宪政。
宪政曾经是恩格斯领导创建的社会党国际（又名“第二国际”）所属各国社会民主工党政治纲领的目标之一。但是，从1917年开始，在原先的共同营垒中，瑞典和俄国两党之间却发生了南辕北辙的故事。
1917年瑞典大选，社会民主工党参与的竞选联盟获胜，联合组阁。工人政党首次通过选举进入宪政政府，开始登上了20世纪的宪政舞台。
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十月革命，其后最初几个月，社会继续在宪政的大道上前进；然而1918年1月5日突然发生历史巨变，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解散，宪政被废除，宪政道路戛然而止，建立起了专政制度。
1917年发生的这两件大事，整个世界都注意到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地球上从此发生了一场跨世纪的大竞争，即宪政条件下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专政条件下的集权社会主义的竞争。这两种社会主义的竞争，最终影响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十几亿人口的命运。
（一）竞争结果
苏联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对象据说是极少数人，但是据1988年4月官方媒体《文学报》公布，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1／4以上；计划经济则以低效率闻名于世而最终破产。
至于默默竞争的另一方瑞典呢？不仅宪政制度依然健在，十分巩固，没有发生过内战和动乱，而且它所保护的民主社会主义蒸蒸日上。瑞典已经进入世界首富行列，并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而闻名于全世界；瑞典200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世界第七；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调查117个国家的竞争力，瑞典排名第三；它的制造业生产力效率第一；它是IDC调查的全球最佳信息化社会，科技创新指数排名第一；此外，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的全球民主主义排名中，瑞典以9。88分的成绩名列第一。
如今的瑞典，举世瞩目，引起了许多人，包括许多中国人浓厚的研究兴趣。笔者曾于2002年、2004年先后应邀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帕尔梅国际研究中心讲学，并实地考察了瑞典的宪政和民主社会主义，与前任瑞典首相、社会民主工人党前主席卡尔松先生两度就双方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与探讨。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特征
当初，瑞典的经济状况比十月革命的俄罗斯还要落后很多，人称海盗之国，居民中有不少是海盗和西欧国家流放的罪犯及其后裔。由于居民生活十分困苦，人口总计不过几百万的瑞典，在1840…1914年间，就有100多万经济难民移居国外，主要是移居北美。由于受世界性上面那个公式不过是斯大林为自己的苏式社会主义定做的，而且他们自己也过不了关。苏联工人长期拿着低工资，受到严重的经济剥削和超经济掠夺，能说是“按劳分配”吗？
瑞典有什么义务必须遵守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式呢？瑞典人创造了自己的公式，就写在它那面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上，不过四个单词：“私有、市场、平等、福利”。解释起来也很简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1929…1932年瑞典工业生产降低了21％，1932年经济危机达到顶点。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推行财政经济改革，实行失业救济、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试图通过劳资双方签订协议和设立劳资纠纷法庭来缓和工人同资方的矛盾，促使经济复苏、福利提高。此为鼓励阶级合作，而非鼓动阶级斗争，乃是民主社会主义一大特色。
我在2004年造访瑞典社会民主党总部时，曾当面请教卡尔松先生：“贵党20世纪中期曾连续执政44年，那时为何没有趁机实行国有化、集体化，建立一套计划经济体系呢？”
卡尔松笑了：“在我们看来，公有制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具体所有者的体制，无法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计划经济是乌托邦，无法适应市场变化。二者都导致了苏式社会主义的低效率。我们如果也那么搞，恐怕不但不能长期执政，而且早就会落选，被选民赶出议会。我们现在85％的商业、94％的制造业都属于私有制。正是靠这一点保证高效率，保证能把蛋糕做大。这样才有可能实行高税收，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保证公平和福利。”
有许多人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公式去对照检查瑞典，认为它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实，地球上的社会主义是多元化的，从来就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单：保护私有产权，通过市场调节、通过二次分配，达到大体平等，提高社会福利。这有什么不好！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