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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年级学生。我们年级有四个班，我在一班，任团支部书记。
作为学生，我经历了反“右派”斗争的大鸣大放、批判斗争和后期处理三个阶段，也就是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
我记得，那一年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第二天，我们一班党小组讨论了班上批判“右派”的斗争，决定全班先开会批判邵家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在大鸣大放中，邵家基贴出大字报《换汤不换药》，批评政府有些部门，有旧中国的“衙门”作风。在鸣放会上，他又列举了苏联红军在东北抢夺财物、强奸妇女等等事例，批评政府没有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没有抗议，没有抵抗。党委给他定了两条“罪状”：一是反对共产党领导；一是反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邵家基是共青团员，批判会的形式是团支部扩大会议，非团员列席参加，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就是当然的批判会的主持人。
一开始，我庆幸主持会议，误以为主持批判会就像中学开会的司仪一样，报告一下发言的程序而已，自己不作批判发言。说实话，当时我很困惑。一方面，我觉得应该做到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邵家基固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看法，动机却是好的，是善意的批评。动机与效果是一致的，好的动机，怎么会有坏的效果呢？就当时的思想状态是，我乐意主持会议，不想发言。
哪知，批判会开得很激烈，发言的调子很高。党小组长写了纸条递给我，要我作总结发言，进一步提高士气，以利再战。可是，散会以后，党小组长说我的总结只是发言论点的客观梳理，没有归纳提高，没有战斗性，语气平平，最后对邵家基居然说“我提醒你……”应该义正辞严地说“我警告你……”，这充分表现了我这个人的温情主义。党小组里的另一位党员童羽还说：“你是预备党员，要在反‘右’斗争的火线上争取转正。你今天的表现，不像共产党员的样子。”
当天夜晚，我想了又想，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觉得，是我们共产党发动大鸣大放，号召大家批评，提意见的，邵家基响应党的号召，向党提出意见，即使有些事实不符合实际，有些看法片面，那也是为我们共产党好，是善意的批评，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再说，毛主席不是说过，共产党人对待批评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既然这样，不能由于某些意见偏颇、片面，就断定人家是反对自己吧！
第二天早晨，在食堂，我遇见了牛然之。他把我拉到食堂一个角落里，关切地问了问我的想法，而后严肃地说：
“你从中学来，没经历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你实在太糊涂了。
“在政治运动中，特别在公开场合，你不能随意说话。
“你的思路不对头！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前提。现在的前提是，党委已经确认邵家基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这就是效果，这就是坏效果！要知道，动机是看不见的东西，只能从效果看动机。党委认为邵家基的效果是坏的，他的动机当然也是坏的。”
他停顿了一下，又诚恳地说：
“仔细想想，其实你就是不相信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不会给你乱扣帽子！”
“说开了，就是相不相信毛主席、相不相信党！”
他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
他的话，让我后怕了起来！
从此，我想问题的思想变了。我接受了牛然之的批评。我觉得我的政治立场确实有问题。眼前，关键之关键是我要绝对地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具体说，就是要绝对地相信北大党委，相信中文系党总支，相信我们年级党支部，相信我们班的党小组，相信我们班党小组长和别的党员，相信党组织是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不会做错事的。晚上，躺在床上，我对自己说了无数遍：“从今以后，毛主席说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决不能三心二意。”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班上开第二次批判会的前夕，党小组长通知我，批判会改由另一位党员主持。这，对我无异于当头一棒。我害怕极了。我想，我再不积极表现，我这个预备党员真的不能转正了，我的党籍真的保不住了。怎么办呢？我必须给自己立下一个死规矩，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组织的意见，绝不问“为什么”，怎么说就怎么做，绝不含糊。
于是，我“义正辞严”地批判了邵家基的“右派言论”。上纲上线绝不留情，声色俱厉自不待言。
于是，对于班上另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学，同样，我的批判也“义正辞严”，也上纲上线，声色俱厉。
不仅是对“右派分子”邵家基等的批判，对于班上没划右派却被认定为“思想右倾”的同学，以及被认定为“有严重思想和品质问题”的另两位同学，在开展批判的时候，我也是紧跟在党小组长的后边，上纲上线，声色俱厉，显得“义正辞严”的。
没有别的，我就是要证明，我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我是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我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我是一合格的共产党员。
当着“文革”浩劫降临，我自己挨“整”了，我对挨“整”有了切肤的同感了，我才知道，当初，我参与“整”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恶行”了。我确信了，我被人在“吃”，可是，我也曾参与了那“吃”人的“盛宴”。
31年后的1988年5月，我在武汉大学再次见到了邵家基。迎面走来，老了，瘦了，也矮了些，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神了，他是邵家基吗？我想，这要是走在大街上，我真的不敢相认。让我难过的是，他的言谈举止无不透出那郁郁的伤感，连他的笑都散发出一种苦涩的味道。当着老同学们的面，我忍不住，站起身来，向他一鞠躬，向他道歉，我为自己参加了对他的错误批判，痛感万分羞愧……
我在1957年的表现终于被肯定了。
1958年反“右”后期，党支部大会通过并报北大党委批准我按期转正，我成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反“右派”的斗争给我留下了什么呢？从表层看，那就是要永远和毛主席、党组织保持一致。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的指示，我总要积极主动从各个方面，找出之所以正确的种种理由，以心安理得地去执行。
从深层看，我成了他人思想的奴隶，失去了自我独立意识。在毛主席的话面前，在党的指示面前，我不想，也不敢有什么想法。有时，一些问号也会在脑海里出现。不过，就在那一瞬间，我立即警觉起来。我告诫自己，不许胡思乱想，疑惑只能一闪而过。我严严地关上了存在于大脑中的那扇智慧之门。
我开始成了一名党的驯服工具。
我的悲剧就在于，我认为，这，才是忠于党。
于是，等到接踵而至的又一个运动来了，我继续参与了“整”人的“恶行”。
那是1959年10月，北京的天气凉爽多了。
有一天，在北大文史楼二层会议室，年级党支部开会，气氛压抑得让我觉得跟刚刚过去的“秋老虎”一样，令人窒闷得很。
会上，党总支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原来，9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这两个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传达到党外，随即开展一场“反右倾”运动。后来，我们才知道，历时46天的庐山会议——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8月16日的闭幕会上，总共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除了上述两个外，还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听传达，先是吃惊，接着而来的是困惑。
我的脑海里接连不断地出现了杜鹏程《保卫延安》中的那睿智、善战的彭德怀形象，丁玲《彭德怀速写》中的那敦厚、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战士，以及抗美援朝通讯报道中那撼天动地的英雄彭大将军……接着我内心又冒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像水里的葫芦瓢一样，按下了这个，那个又冒了出来。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成为反党集团的首犯？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又立刻警觉了起来一这是毛主席亲口下的指令，是党中央的决议，应该相信，必须相信！于是，我又在寻找各种理由，来论证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正确性。有了反“右”的“教训”，我不敢说出内心深处的困惑，随大流又不痛不痒地在支部会上表了态。
会后，我反复想，越想越紧张。我想，这么高层的领导人物，有着这么长的革命经历，历史上又打了无数次硬仗、胜仗，还会“右倾”，还反对毛主席，可见阶级斗争多么尖锐，党内的路线斗争多么复杂。像我这样一个刚入党的人，该需要多大的努力来改造自己，才能不犯大的错误。我想，要不犯错误，唯一的保证就是任何情况下，要跟毛主席、党组织保持一致。
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我参加了“反右倾”运动。
那年暑假，我们班上的同学高永波回福建老家。返回北大以后，说了许多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转述了他父亲正确而在当时却认为是“右倾”的看法。我立即把他所说的和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联系起来，立即把高永波的言论和彭德怀的“右倾”言论相对比，错误地认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在共青团内的反映，迅速地出了一期专题壁报《听党的话，还是听爸爸的话》，错误地批判了高永波。那时的我，心里实实在在敬佩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庆幸自己紧跟了毛主席，否则政治上也要栽跟头。
紧接着，我们年级被下放到京郊平谷县，配合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并且继续开展我们内部的反右倾斗争。
2007年11月，在18卷集的《曾庆瑞赵遐秋文集》出版的时候，庆瑞和我在《文集》的“前言”里，痛心地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庐山会议”后，我们被下放到京郊平谷胡庄，一边忍饥挨饿参加海子水库的重体力劳动，一边声嘶力竭开展极“左”的“反右倾”’运动。出身富农家庭的同班同学邢志恒，一天深夜，在一场闹剧式的批判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也留下不再申诉，而且当时也无处申诉的冤屈，跑到邻村南独乐河路边的一棵大槐树上上吊自杀了。我们俩也参与了对他的批判和斗争。这使我们深感有罪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个无辜的人为我们时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当时的北大党委害怕事态扩大，终于召回了自己的学生，我们的“反右倾”运动戛然而止。
确实，邢志恒的自杀，极大地震撼了我。
我深感有罪，创巨痛深！
我的悲剧，在批判邵家基、高永波他们的时候，主导行为的主要是思想，是认识上的错误，而在胡庄批判邢志恒，却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作祟。
下放到胡庄，我十分吃惊！
1949年到1959年，解放十年了，农民的生活仍在贫困线之下。我们和社员一起，打破了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常规，经常夜战。整天干着重体力劳动，每日只能吃上两顿饭，每顿只能喝上稀稀的棒子面粥。当时喝得饱饱的、肚子鼓鼓的，上几趟厕所，肚子就瘪了，而后咕咕叫个不停。夜里，躺在床上，饿得睡不着，就精神会餐。脑海里出现各种各样的食物，北大食堂的饭菜香味，似乎扑面而来，母亲为我做的葱油饼的葱花香味，常常伴我进入梦乡……
胡庄农民的极端贫困，自己的饥饿感受，一下子轰毁了我对三面红旗的信念。那一刻，我想起了彭德怀上书毛主席，想起了高永波和他的父亲。我不再困惑了，不再犹豫了，我否定了我盲目相信的这一切，我后悔莫及。我责问过高永波，是听党的话，还是听爸爸的话。如果爸爸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