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五，从洪氏莫名其妙投诗赠叶圣陶这件事的本身，以及他在诗题兼小序中得意地称“两政有人谓予善吟咏、工书法”等细节中，又可看出：其人年虽老迈，尚有攀附结交名人和变着法儿出风头的“少年心性”。这或许正是他见了箱箧悼亡诗不甚合律，便灵机一动伪造“真诗”吸引端木与之结交的内在动机吧。
六，从方先生所告刘宣（北京记者）“在此住了约一个月”仍未见到所谓“抄本”的情况看，洪静渊在贸然抛出“通信”之后，已有多方面的人士前往追索真相。洪见玩笑开大了，竟连准备好的“白宣纸”抄件亦抵死不予出示。看来这次我要想在他那里获睹此件，恐亦无望。但事情的真相，却可由此揭穿。
本来在听完并记下方先生的证词之后，我原打算请他审看一下我的记录并签上名，便算完事。然转念一想，他既是书法家，何不请他自书其事，以作纪念，且比我这涂鸦式的记录更能取信于人。方先生听了我的建议，爽快地答应了。但他提出自己在文理上并不擅长，要求让他将要写的内容口述一遍，由我在文字上略加润色后，再行书写。
以下便是经方先生重新口述后记录下来，略加润色，再由他书写而成的又一证词原文：
遂夫先生询及《旧雨晨星集》事，略告实情如下。
洪静渊谓在我处见到该残抄本，非是。实乃我在他处见到，且非抄本，乃印本耳。时间大约在八三年春天，他因数月前曾嘱我为其书写赠叶圣陶的四首七绝，故已相识。此次则又写信要我去他家。去时，他拿出一《旧雨晨星集》印本，要我为其书写其中一段文字作横幅。我当即遵嘱写出一约两尺宽一尺高之横幅相赠。内容已不记得。八五年，北京某刊编辑刘宣来访，谓洪静渊称：系在我处见到该书残抄本。我告之不是事实，他无所适从，往返于我与洪之间，探询数次，耽延约一月之久，始离开。现在洪仍坚持此无稽之谈，用心实不可测。谨此奉告。
戊辰初夏方宗耀于黄山
可注意的是，方先生这次的陈述中又无意间把在洪家所见之刻本直接称为“《1日雨晨星集》印本”，并称是“书写其中一段文字作横幅”。这到底是真的记住了他当初所见之书的真名，和真的是从书上抄写了报道出来的那段话呢，还是当时他看了印本之后就被洪调了包，代之以所谓“摘抄之件”作书写依据，或所抄文字根本就是另一个不相干的内容呢？看来这一点在方先生的记忆中仍十分模糊，显然只能从洪静渊处设法见到那个方氏所抄原件，才能解开这个谜了。此外，方先生对洪氏这些年总把球往他这儿踢，必定心里十分窝火，故有“用心实不可测”之语。
三、走访洪静渊
同样是由白盾教授的女儿海婴姑娘带领，我们在黄山市远郊的一座农舍里见到了洪静渊老先生。
令我十分惊讶的是，这位年逾八旬的老先生，仍然面色红润，身体硬朗。只是体态臃肿，行动略迟缓，说话时口齿有点不清。他问明了来意之后，倒也并不惊慌，反倒是在听我说起刚在芜湖开完全国红会时，一再问起端木蕻良先生为什么不来他处——说是端木早就答应了要来亲自造访的，怎么不守信用，云云。我亦告之，端木此次因故未能成行（顺便补充一句，此前我其实征询过端木老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和我同行。端木老对我过去的看法未置可否，但明白表示他已没有兴趣去见洪静渊这个人。看来也是对洪拒不出示任何“原件”深感失望）。
这次，我吸取了记录方宗耀谈话的教训，每提一个问题，都把我的问话和洪的答话一起扼要记录下来。凡遇老先生口齿不清，或因方言词语听不真切处，我都请他亲自把那难懂的字句写在我的记录稿上（即下面所录原文中作黑体的字词）。老先生对此倒也并不推辞。只是在听我提问和回答我的问题时，神情非常专注，几乎做到了字斟句酌，滴水不漏。
以下是我当时所记和洪静渊对话的要点原文：
访问洪静渊先生记略
问：我找了方宗耀……
洪：（立即微笑打断）他又推托说没有那书是吗？
问：不是推托。他说根本不是你从他那里看到《旧雨晨星集》，而是他从你这里看到的，是你请他来书写其中的一段话作条幅。是这样吗？
洪：……（含糊其词，不知所云）
问：他给你写的这个条幅还在吗？
洪：条幅哇，我叫他们在墙上贴起的，后来又撕下来了，不知放在哪里去了。
问：那么，在你和端木通信时，你到底有没有《旧雨晨星集》的印本呐？
洪：这书我是看过的，北京汪世清也看过的。
（汪世清是当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专家，洪静渊曾与之通信联系。据我所知，汪仅见过史震林所著《西青散记》，并非如洪所称见过吴琼所著引日雨晨星集》。洪在这里是故意打马虎眼。另，此处所记“汪”字，因我一时未听清，亦为洪氏亲书，故用黑体）
问：我是说，你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印本？
洪：我记得是抄本。到底是印本还是抄本我记不得了。
问：你和端木专为此事通信，是抄本印本也记不清了吗？
洪：记不得了。我再找找看。
问：能找到吗？
洪：（笑）一下子找不到哩！我借给端木一本日本陆军大将依田雄甫著《汉译世界读史地图》，他也是东丢西丢怎么也找不到哩！端木感到难为情，不好意思。我告诉他别找了，友情为重。就是无价之宝，你逼他找，也是不行的。
问：这样说来，《旧雨晨星集》你是找不到了？
答：是呀。我可以再找找看，找到了，拍照片给端木先生。
问：如能找到，究竟是抄本还是印本，你现在能说说吗？
洪：等找到后就知道了。
洪：你请转告端木：他原来写信说要开完红学会就来我这儿，我已准备好好招待他，买了十二元一斤的石鸡，五元一斤的鳝鱼，四十五元一条的大牡丹香烟，结果他又不来了，实在对不起朋友。
邓遂夫记录
洪静渊亲笔
1988年6月4日
四、顺理成章的结论
至此，这一段在曹雪芹箱箧问题上节外生枝的所谓《旧雨晨星集》的公案，看来是可以了结了。
显而易见，过去的争论各方，除了因吴恩裕先生猝然辞世的影响，以及吴恩裕、冯其庸先生在对箱子本身的诠释上存在误导，从而使争论未能深入下去之外，后来之所以形成近乎于定论似的否定性认识，其最为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便是所谓《旧雨晨星集》的“发现”。这一“发现”，不仅在内地学术界，也在海外华人学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而此次经我最后查访的结果却证明：向端木蕻良提供此一信息的惟一“证人”洪静渊，其提供的“材料”本身才果然是假造的。该材料的核心点，正是对曹雪芹箱箧上不甚合律的“芳卿悼亡诗”作了自以为聪明的修改（这一点，我在探访之前所公开发表的《曹雪芹箱箧镌刻字画新探》一文中便明确地指出过）。而那段材料的其他容易蛊惑人心的地方，则是以附会的手法搬出了一个与造假者属同一省籍的清初女才人程琼，以及一个莫须有的书名引日雨晨星集》。
程琼这个人当然是存在的。查史震林所著《西青散记》卷七载：
转华夫人，即安定君，歙西丰溪玉
勾词客吴比部之内子也。名琼，字飞
仙，同郡休宁率溪人。幼见董华亭书一
编，遂能捷悟。及长，书画弈算无不精
敏，论事评理微妙独绝，其神解所彻又
自象数，皆尘秕也。
玉勾词客尝恨情多。夫人则谓：
“自古以来，自有法之天下，亦有情之
天下。唐诗云：不与王侯与词客。知轻
富贵重才。才之可爱，甚于富贵，由情
之相感，欢在神魂矣。”尝取中晚唐之
诗，以情役思，极放意者，录一帙，曰：
“诗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每
出常理之外，极世间痴绝之事，未妨形
之于言。”又谓：“写之手馥，皆有烟香，
著其气息，即时便醉。”其论禅则言：
“自古名流，乐佛智之雄诞，无非因其
巧镕恶见耳。”又曹溪偈：“心悟转法
华。”因别号转华，人遂称以转华夫人。
自书名句为窗联云：“缘窗明月在，青
史古人空。”感慨间生，救以欢喜。及
殁，玉勾词客触事叹日：“庸妻俗妾，妨
人志节，然后知孟光之可敬也；庸妻俗
妾，妨人修道，然后知鲍姑之可爱也。”
……吴名震生，字祚生，字祚荣，更字
弥俄，号羽翁，至是自号为“鳏叟”云。
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两点：一、玉勾词客吴震生，正是在其妻程琼（即转华夫人）死后，才感慨而易号为“鳏叟”的。并非如赵冈的好心推断——号“鳏叟”乃因其原配早亡，程琼或为继室。二、史氏记程琼之才情事甚详，且是对其去世后的盖棺定论，却并未提及有著引日雨晨星集》一事。故以此命名之书是否存在，或是否为程琼所著，皆属可疑——且不说即使有此书，又是否有洪氏所言之“许芳卿悼亡诗”记载则更属可疑。另外，据洪静渊出示给我看的一页北京图书馆社科参考组1982年3月19日回复他的信中，亦称：查《历代妇女著作考》，转华夫人著有《杂流必读》，并无著《旧雨晨星集》的记载。而且，洪氏去函向北京图书馆咨询此书的动机亦复可疑——他自己既然在友人处见过，甚或自己就拥有该残本及抄件，直接出示该原物供研究不就完了吗，何以舍近求远地去向北图查询呢？我以为这查询的本身，便是在向藏书甚富的国家图书馆打探虚实。颇疑洪氏查询的目的，则为摸清北图有无这一可以被人识破真相的把柄。若知道了并无此书，便可随意伪称是佚书、孤本、抄件云云。
五、多余的话
如今揭穿了洪静渊在与端木蕻良的通信中制造谎言，以及根本拿不出所谓《旧雨晨星集》残本等事实真相，应该说，对于彻底扫清笼罩在曹雪芹箱箧问题上的迷雾，恢复这一珍贵文物的本来面目的工作，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多年来对曹雪芹箱箧问题的种种不实之辞给原收藏者张行一家造成的伤害，更由于有关部门对此珍贵文物因偏见而形成的极度冷漠，致使该文物在面世以来的二十六年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妥善保护和深入研究。据说，近年来收藏者张行先生在提出极低廉的转让条件亦得不到有关部门回应的情况下，已将此件出让给海外的收藏者。如果这一情况属实，真乃我国文物收藏和学术研究的一大损失。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本人亦感到深深的懊悔和痛心。原因有二。
其一，早在1981年冬天，当我首次应邀参加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全国红学研讨会后，曾转赴北京，在当时的《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主任邓庆佑先生带领下，前往鼓楼大街探访过张行先生，并希望能亲自验看该箱箧。张行虽然对学术界一些人的怀疑之辞充满了怨气，但听说我是倾向于相信这一文物的真实性的，便爽快地答应在数日之内安排时间，用脚踏三轮车到京郊乡下去将其暂存于亲戚家的箱箧拉到他家让我验看。后来因我日程安排有变而放弃了这次验看的机会。此后便再无机会和张行联系了。现在最让我懊悔的是，在我后来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时，怎么就没有想到——既然有关部门无意收藏这一珍贵文物，何不学吴恩裕先生的榜样，去设法自己购买下来作研究，日后再捐献给国家呢？
其二，我更深悔没有在1988年6月亲访洪静渊等人并已查明真相时，立即撰文公布此事。可能有的读者早就感到奇怪了：一个虽然非专业、非主流、非正统，却毕竟是中国红学会理事、且长期执着于红学研究的学者，为什么会对一件自己本已查明的重大学术公案，竟然在相隔十五年之后才来向世人解密呢？对此我不能不略作解释。
其实这个问题和上面一个问题一样，对于我来说都有着相同的主客观原因。概而言之，即本人年纪不大却经历坎坷，虽然至今在个人档案上还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处分，但因某些积重难返的腐败和愚昧所人为制造的厄运，却时时困扰着我。就在我1986年夏天去安徽考察此一公案的前数月，我便刚刚因为替一位无辜蒙冤的朋友打抱不平而被人以家藏“黄色小说”（《金瓶梅》）和“裸体照片”（《世界名画选》）为借口，非法“收审”关押108天，错过了本单位首次评定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