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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劳教人员和看押、管理他们的民兵、村干，还走访了曾在村办劳教指挥部工作的部分人员。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村办劳教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综合起来主要是：村办劳教成为村干部惩罚群众的手段。对有缺点的群众（如迷信活动等）用劳教的办法解决。对给干部提意见的，也找借口劳教。对四类分子，不论守法和违法，除病老残幼，一律劳教。对懒汉二流子，神汉巫婆，取神水神药的，打架斗殴的，不服从领导的，不加入合作社的；还有当过汉奸兵的，当过国民党兵的；还有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有海外关系的；都列入村办劳教。
在劳教对象的批准权限上，规定由劳教指挥部决定（即如此，也属非法），实为村干部说了算。村干部指名谁被劳教，就算批准了。
劳教的手段甚为残酷。凡被定为须劳教的人，即通知其携带劳动工具食物到治河工地集合。他们在民兵、干部看押、管理下，挖土、挖泥、加深河道。为了免得民兵、村干看押、管理本村的人破不开情面，他们采取甲村看押管理乙村，乙村看管甲村的交押办法。被劳教人员每昼夜劳动十七八个小时，其余时间是大会、小会坦白检举。劳教指挥部把多年未破的积案公布劳教工地，让每个被劳教人员对号挂钩、坦白检举。对一些没有坦白、没有检举的人，抓几个典型，大小会批斗，反复追逼。有的乱编乱造，屈打成招。有的申辩冤枉，被扣上个“顽固不化”对抗劳教的帽子，五花大绑游劳教工地，然后送劳教指挥部反复审讯，迫使交待解放以后作了多少案。1950年夏津县郑宝屯乡一农民被盗耕牛一头，8年未破案。此次村办劳教中被列为应破的积案，在8千人的劳教工地上全面追查。在打骂、追逼之下，竟有80多人招认偷牛。等劳教试点结束，招认偷牛者全部翻案。因无可靠证据，只好再挂起来。
村办劳动教养被当作破案手段。在20多天的村办劳教中，用发动坦白检举的方法，共获得各种违法犯罪材料4万余条，多是互相揭发互相编造出来的。大量的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治安案件也不够。劳教试点结束后，这些材料扔在劳教指挥部办公室堆了一桌子，无人过问。后来听说这些材料无法插手调查，不了了之。
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中，都追缴四类分子的“变天账”。最初，他们再三申辩“没有变天账”，看管的民兵、村干说：“不交变天账批斗没有完，别想回家。”四类分子在如此逼迫之下。回到家中拿出“变天账”。工作组在指挥部办公室看到几份所谓“变天账”，有的写：“从前想变天，现在政府教育好了，没有变天思想。”也有写：“变天没有好下场。”这些所谓的“变天账”都是劳教时的口气，且纸墨笔迹都是新鲜的，显然是现写的。工作组访问他们时，回答：“不交上不让走，还要挨批斗，才回家现写的。不识字的找人代写，不交上天天逼。”
劳教工地上，许多被劳教人员难忍干部、民兵的折腾，不断发生逃跑现象。民兵在追赶逃跑者时随便开枪，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还有不少人因劳累过度、饥饿、疾病等原因，已奄奄一息，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在被劳教人员中流传着：“跑了，跑了，不跑没了”的顺口溜。结束劳教试点时，两个县的劳教工地上，由于各种原因，剩下的人员不足一半，能干活的更少。
让两个县的劳教试点主持人最满意的是“缴获”了一些武器。工作组曾检验过这些武器，都是掉了零件的破旧步枪，是一些乡武装部集中起来准备统一修理的。此前地委工作组也检查过这些破旧步枪，没听说被劳教人员交出过武器。
工作组员本着“实事求是，有多少问题谈多少问题”的要求，向组长作了汇报。组长认为不符合他“多谈成绩，少谈问题”的想法。尽管政法部要求“实事求是”，但他认为“多说成绩保险，多谈问题危险。”他认为村办劳教是上面布置的，又是“大跃进”时期，因此要“多肯定成绩，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组长与多数组员认识不一致。组长背着历史问题压力，怕抓辫子。因此紧紧把握住“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说话、办事的套路，曾对人说：“只要牢记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不会犯错误。”
工作组长按照“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思路，准备了向聊城地委的汇报提纲。地委安排第二书记兼专员赵新亭同志听汇报。了解赵新亭的人都知道他是按政策、法律办事的人。在省委工作组汇报前，他对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情况了如指掌，并与省委政法部领导谈了看法。工作组长根据“村办劳动教养是经常性对敌斗争手段之一”的指导思想，先充分肯定村办劳教取得的巨大成绩，存在的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了村办劳教“缴获”了大批武器。赵专员听到所谓“缴获”大批武器时，立即打断汇报说：“什么缴获大批武器，地委已做了调查，都是民兵用坏了的破烂枪支，收起来准备修理的，成了‘缴获’了。地委早就知道没这回事，骗骗地委罢了。”
汇报未再向下进行。赵新亭专员继续说：他们搞村办劳教没有向地委报告。听说打死人了。地委派人做了调查，才知道那里违法乱纪那么严重。不客气地说，村办劳动教养是违法的。我亲自去劳教现场看了看，见那里黑压压的一片人，我问那里的干部，那么多人是做什么的？他们回答是搞村办劳教的。我又问，搞村办劳教怎么还持着枪，又打又骂，还用枪托子捣呢？这不和二鬼子押着老百姓挖壕沟一样么！两个县集中一两万人，活逼着他们每昼夜劳动十七八个小时，还要坦白检举，坦白检举不够“标准”的，大会批，小会斗，又打又骂。有的人被逼的走投无路，上吊自杀。最可恨的是民兵在追赶逃跑的被劳教人员时，随便开枪，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人命关天，把这样的严重事件说成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据地委调查组不完全统计，两个县在村办劳教中，被打的3千多人，其中被打伤1千多人。被开枪打死5人，打伤7人，因殴打致死13人，打后致病死亡5人。现在一说“大跃进”，就不要政策法律了。劳动教养，本来是对那些失足者以挽救教育为目的，而他们搞的村办劳教成了惩罚群众的手段。不分青红皂白，想劳教谁就劳教谁。“劳教”成了吓唬群众的大棒。有的群众说，“听见劳教打哆嗦”。管劳教的干部说：“被劳教的没好人。”这话很荒谬。有的群众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绝不可对他们劳教。干部也有不同的缺点，是不是也劳教呢？对四类分子，只要他们不违法犯罪，也不能随意劳教。说“村办劳教是对违法犯罪釜底抽薪，是从根本上消灭犯罪。”此话我不敢相信。消灭犯罪是长期的斗争任务，搞一阵子村办劳教是消灭不了犯罪的。把我的看法和省委王部长通了电话，他支持我的观点。地委几个书记都认为搞村办劳动教养是与政策法律不符的。这种劳教是哪里发明的？有的人脑子发热，乱来，甚至是非颠倒。高唐县一民兵开枪打死偷吃苜蓿草的群众。饥饿争食，何况争的是喂牲畜的草。要处理这个民兵时，县公安局长说：“要保护民兵的积极性。”开枪打死无辜百姓的人，还要受保护，这是哪家的法律？对打死人，打伤人的，要坚决依法处理。劳教工地上打伤人、打死人的，要坚决依法惩办。政法队伍要整顿纪律，严格执行法律，否则会无法无天。我说的这些话可能于“风向”不对头，但我认为于事实法律政策对头。
工作组结束了调查，向省委政法部汇报了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的情况及赵新亭专员的谈话。抛开“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话套路，工作组员们畅所欲言，体现了“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的要求。政法部领导同志听了汇报表示：村办劳教试点先停下来，也不要推广。两个县村办劳教试点遗留的问题，如打死人打伤人的问题，要妥善处理。随后工作组向赵新亭专员转告了政法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笔者记录了赵新亭专员听汇报时的谈话。打开半个世纪前的记录，还犹如忠言在耳。这是赵新亭专员对错误的村办劳教的抵制，又一次表现了他坚持真理的高尚精神，令人敬佩。然而在十年浩劫中，这位人民的好专员受尽迫害致死，使人痛心。笔者表示对他的怀念。
种一个“毛主席万岁”·毕星星
多年了，这一直就是一个传说。
六十年代文革中间，我们高中同学就传说过，说我们的某某老师，或者校工的一件趣事。正是全国上下表现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无限信仰的热潮中，跳忠字舞、唱忠字歌、画忠字图，不一而足。他当然不甘落后，怎样表现自己的“无限忠心”呢？七亿人开动脑筋，已经穷尽了所有可能。好像一切招数都用尽了。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自家宿舍门前有一小块地，历来种点黄瓜西红柿什么的。入秋这一天，他突发奇想，种小麦，撒种时按照横竖撇捺勾下种，种成“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以他的想像，门前有一个毛主席万岁的美丽图案，整天上班下班看着毛主席万岁，祝告毛主席万岁，也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种地能种出个毛主席万岁，谁对毛主席还能忠心到这个程度？肯定是全国独一份。种出毛主席万岁的图案，看我的新创造！保证轰动四方。
他按照自家的想法下种，不久麦苗出土，黄土地，嫩绿的青苗，油汪汪的一行一行，正行斜行交叉，组成五个大字。同事们都来参观这一处别出心裁的创意。这一块园地，给单位露足了脸，远近都知道这里有一家出奇制胜的妙招，对毛主席，那叫一个忠。
他很得意。不过这得意没有持续多久。当麦苗长到一柞高，要锄地，本来也没有什么，中耕除草，一年要好几遍。可是这会儿抡起明晃晃的锄头在毛主席头上划来划去，他感到了大不敬。要除虫了，喷雾器杀虫剂在毛主席脸上喷射，毛主席身上还能长害虫吗？浇水倒还无妨，可是这一带浇水有个习惯，一般都会随水灌茅粪。屎呀尿呀撒得毛主席一头一脸。一想起这些，得意就变成了心惊胆战。这个时候，单位已经有人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他在这块田地的一举一动已经遭到敏感的关注。他暗暗叫苦，知道这五个字的庄稼没法做务了。当然，最后迫使他停工的是第二年麦子秀了穗。一想到收割时要挥动镰刀，斩断身子，要收要碾，打碎头脑，吃了种子，他就害怕得手脚颤抖。这一块地把他逼得就要发了疯。他不敢管，谁也不敢管。最后只能是麦子自己熟透，种子自己落了地，麦秸黄了干了，烂在地里。
没有人再敢过问，这一块地，结果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大约是我们学校文革中传得最广的笑话。口口相传，说得多了，谁也没有在意，这是哪个老师？拟或哪个职工？哪个同学？在哪个地段种的麦子？大家只顾听得高兴，也不详细追根究底。因此，多年来一直无头无主的。它也就是一个传说。
今年春天吧，有一次和山西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杨晓国攀谈，聊起了文革，我讲了上面的故事。他接了话茬说：嗨，你说的是牛小顺么。
文革期间，杨晓国在山西临汾蒲剧院工作。他说的牛小顺，是蒲剧著名的老艺人。文革开始两年，铺天盖地歌颂毛主席。牛小顺一个老艺人，不知道怎么想出了这个点子。他自家的宿舍前有一小块空地，他收拾了整好，分割成五畦，种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长成青苗以后，浇水锄草除虫——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由于对毛主席大不敬，他很快被打成反革命，批判检查交代没完没了。牛小顺眼看过不了关，一日回家，一头扎进自家水缸溺水自杀了。
不久我到山西运城去，遇到著名的蒲剧编剧杨焕育，说起此事，他也说，对的对的，就是牛小顺。
牛小顺，蒲剧地方戏著名演员，工小旦，后改刀马旦。山西稷山人，1930…40年代投师学习蒲剧，搭班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一带演出。新中国成立后返回晋南，任运城蒲剧团二队副队长。嗓音洪亮，武打利落。唱做打兼长，尤以把子功出众。在蒲剧刀马旦中屈指可数。1958年进入蒲剧院青年团，以传艺授徒为主。《蒲州梆子志》记载，生卒年月1917…1968，“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这些干巴巴的文字后面，其实包藏着一个血泪故事。
从这个时候起，关于种一个“毛主席万岁”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