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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干巴巴的文字后面，其实包藏着一个血泪故事。
从这个时候起，关于种一个“毛主席万岁”的故事，不再是传说。它无疑已经成了史实。也许在别的地方还是传说，但在我这里，它成了铁定的历史。如果考史，我这里可以提供一例实证。我不否认传说的功能，千万人千万里多年传播这个传说，起码证明在他们的想象里这是真实的。而今我要告诉世人，这不是想象。这是发生在1960年代晋南的一件真实的往事。
读《告别饥饿》·徐迅雷
书太多有时也不是什么好事。买来的，此书覆盖彼书；待购的，彼书遮挡此书。《告别饥饿》就是因此而迟到我案头的书，2008年岁末再版重印，2009年8月我才买来，一气读完，相见恨晚。
《告别饥饿》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不是遥远的文豪泰戈尔的小说《饥饿的石头》，也不是切近的女作家虹影的长篇《饥饿的女儿》，它是新华社4位中青年记者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的西行采访录——被誉为“新《西行漫记》”。让我们记住这4个让人尊敬的名字：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他们都是江浙一带人，在那时却深入到中国的西北角，历时半年深入农村采访，成就了这部注定在中国新闻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书稿。
成书前4位记者写了大量内参，通过新华社发给中央领导参阅。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央的决策，对中央下定决心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改革，起了不可或缺的“助推”作用。“其中不少‘内参报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作了批示，成了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据。”（见该书序言）“我们认为，固原这样的贫困地区只有‘包产到户’才是唯一出路。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看到这篇内参后，第二天就带着我们的稿件乘直升机来到位于六盘山下的张易公社。他快人快语，当场就明确肯定了张易公社‘包产到户’的做法。因他的肯定，‘包产到户’很快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推开，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见该书再版前言）
我简直无法想象当时总书记是这样的工作作风，看了内参后在第二天就赶到偏远的六盘山下的当地进行考察。由此也足见新华社记者的内参所具有的分量与力量。要感谢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他是有识见的新闻人，他对这4位将深入西北农村的记者说：“当记者一定要敢于讲真话，写实情。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都是几十年前写的，为什么至今读来依然震撼人心？就因为他们真实反映了当年的社会现实。当时的新闻，已成为今天的信史。”
“讲真话，写实情”，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激励下，四位记者一路跋山涉水，走过晋陕甘宁边区三十九个县、一百多个公社，他们走村串户，行程万里，采访了上千名干部群众。最透彻他们心扉、最让他们感到苦痛的，就是满目的贫穷、遍地的饥饿。原先我总以为，只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才有饿殍遍地，原来在中国的西北角，在“文革”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依然是如此匪夷所思的贫困穷苦！
那是贫穷的残酷。那是真实的力量。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写出如此真实篇章的记者相比，我这个在今天也位忝记者之列的人，感到深深的羞愧。请看开篇不久就描述的一节——访《东方红》歌手李有源老家（见该书第15页）：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东方红》，最早就是由陕西佳县（即葭县）的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来的。他因此成为全国有名的民间歌手。……这个县1955年李有源去世以前，群众生活可以，李有源唱《东方红》是发自内心的。但是他去世以后，不行了。我们到佳县，县委书记让我们到李有源的老家张庄去看看。……张庄离县城近，城里谁家白天埋了人，他们村里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来，加工成风箱、炕桌、小柜、凳子，拿到榆林城去卖，然后用卖得的钱在“黑市”上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我们去李有源家时，看见了他的大儿媳。她告诉我们，他们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赖，但是后来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实在没法子了，她出去讨过饭……
农民民歌手李有源若是知道他死后是这样的日子，或者，他如果知道《国际歌》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他还会引吭高歌“他是人民大救星”吗？谁人能够预计得到，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集体化、一大二公，弄得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该书的序言里讲到一个细节：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心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抱怨，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
历史是真实的，正因为真实而呈现出非一般的残酷。西北，尤其是陕北，那是重要的革命“摇篮”。可是，无论在延安，还是在王家湾，或者在民族英雄谢子长的家乡，今非昔比，多少民众却挣扎在贫困的死亡线上，正像书中一开篇就说的：“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在全国解放三十年之后，不少农民的生活却反而不如贺老总在这里的时候了。”当年，王家湾高文秀老汉的窑洞里，设了毛主席的伙房，老人家回忆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作者感慨：“从高文秀老汉的回忆中，我们明显地感到，现在的王家湾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
书中许多评述性的话，简明、准确、锐利，三言两语，入木三分。比如：“贫困到了极限便接近着死亡。”接近死亡，这是什么样的情景？书中所描述的，搁什么时候都让人心惊：“路过平凉的静宁县时，就碰到一整村的女人都丢下男人和孩子外逃另找对象的悲剧”；“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靠糠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树叶充饥，槐树花叶、柠条花、枸杞叶子、臭椿叶子都摘来煮着吃。吃了树叶，拉的屎带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合作化’以后，她家的土地归了公，羊也交了公，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她对革命革了几十年，反而搞成这样子常常迷惑不解，非常伤感……”
人活于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吃饱肚皮，这是再简单不过的“生存权”。一个政权如果总不能让自己的子民填饱肚子，那是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执政下去的。其实，百姓脖子上只要没有“绳索”，他们是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养活自己的。书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一位名叫戈色令的农民，其遭遇让人感慨万千。戈色令可谓农民中的精英分子，在建国初期，他修水渠、栽旱柳、种沙蒿、养牛羊，发家致富，这在当时的西北，是多可贵的模范行为。可到了1958年，统统都要公社化，戈色令的行为变成了“搞资本主义”，他的那些“个人财富”全被集体收走；到了“文革”时，境遇更惨，他被戴上富农分子的帽子，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身体完全垮了，疯疯癫癫不能再干活，1972年戈色令死了，时年才五十五岁……戈色令的经历充分地证明了：大集体的“阳关道”，远不如老百姓自己的“独木桥”。
我所在的江南，是“种什么长什么”的；西北的黄土高坡，如果好好种树、科学种地，也是有不少收成的——至少不至于饿死人。然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时光，却延续着，延续着。简说原由，就是“极左”二字。比如一家最多只许种两棵“自留树”，多一棵都要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更有“学大寨运动”中那极左“套餐”，已深入了人心。一些地方，硬是“因地不制宜”，搞什么“人造小平原”，当地干部就说，搞小平原那也是为了“好看得多”——原来“政绩工程”不是现在才有的，老早就曾经在西北黄土高坡上一展英姿了。所以，那时的山西成了一个“出经验不出粮食”的地方。最大的“经验”传播，当然就是从1964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
我们可以告别饥饿，但我们无法告别历史。把如此真实的“当代史”呈现在公众面前，这需要多大的胆识。谁说新华社记者只会写“新华体”的消息？这4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调研，在当代中国新闻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半年采访归来之后，他们将采访笔记梳理了一遍，结合此前的内参，形成了一部沉甸甸的书稿。书稿先后送给了近十家出版社，当时编辑看了都说好，却没有一家敢出版——因为内容太真实太尖锐。直到199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终于将书稿付梓，取名为《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哦，《告别饥饿》，一部中国记者的《西行漫记》，十八年之后才与公众见面。著名作家贾平凹读过后这样说：“全书没有华丽的词句，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技巧，质朴到了极致，你说是新闻调查也可，是报告文学也好，是长篇散文也好，但你为中国改革初期现状的巨大真实所震撼，为作者的胆识、良知和职业责任心所凝聚的灵魂所感动。”
我与本书作者之一的傅上伦老师相识。“为新闻而来”的傅老师后来调到浙江工作，他曾回忆那次采访，说那是他记者生涯中“直面现实生活，敢讲真话，敢讲真理，最难忘的一次采访”。《杭州日报》发表他口述的回忆长文，其中讲到：陕北之行，十分艰苦。许多村庄不通公路，全靠两条腿走。我清楚记得，子长县西部丛山中有个叫白季峁的生产队，离县城九十多里，我走了一天，才走到半路，夜里发起高烧，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白季峁的农民听说北京的记者要专程到他们那里调查，连夜打着火把走了几十里山路来迎接我，他们是盼望着中央给个好政策呀！
惊动胡耀邦赶到偏远的六盘山下进行考察的内参，只有500字，是傅上伦捏着手摇的老式电话筒口授，新华总社那边记录成稿的。说的是固原县什字公社有十几个生产队的社员“罢工”了，成熟了的麦子也不去收割。原因是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但县里坚决不同意。上下对着干，“火山”要爆发。而胆子大一点的队干部则不管三七二十一，领头搞了包产到户，说“我宁要‘资本主义的苗’，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草’，先把肚子吃饱再说”……胡耀邦看到那500多字内参，深受震动，当天就决定亲赴六盘山，直接来做宁夏干部的思想工作。这就是新闻的力量，尽管是“中国特色”的“内参新闻”。
顺便说一句，傅老师一直关心我在《都市快报》的“快报快评”专栏，曾与我有过一次关于新闻评论的深入探讨交谈。没想到的是，2008年11月，也就是《告别饥饿》再版的当月，原本说话精气神十足的傅老师因病突然辞世，留给我们恒久的遗憾。
历史总是追随着时间，但它却注定要落在时间的后面；为了让时间中的历史不至于褪色得太厉害，那么，记者让自己记录的新闻成为信史，就是一个重任大责；光有诗人“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浪漫，那是远远不够的。
（作者系杭州《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社会职务：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杭州市政协委员）
由奥巴马摆酒平风波说起·魏兴荣
2009年7月16日，哈佛大学著名的非洲裔教授亨利·路易斯·盖茨在结束了中国之行乘车从机场回到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家时，由于房门被意外卡住，盖茨和他的司机猛力撞门。此时，有路人怀疑他们行窃，拨打电话报警。当班的白人警官詹姆斯·克劳利赶往现场。警员表明执法身份后，要求盖茨出示证件，以证明他是房主。但盖茨只出示了哈佛大学的工作证，而不是有住址的驾照，而且大骂警员们种族歧视，声音高的无以复加。克劳利等人劝阻无效后，只好将暴跳如雷的盖茨带往警察局，关押了数小时。但盖茨后来坚称自己交出了所有证件。
7月22日，奥巴马在白宫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说警察逮捕盖茨的行为十分愚蠢，证明美国的种族偏见仍然存在。奥巴马表示，他在哈佛法学院上学时就认识盖茨教授，他们既是师生也是朋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