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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不如意,第一反应便是做些什么,这是劳动人民心态。
如不能集中心思写一两段稿,那么,就把地板拖干净吧,收拾抽屉也好,或者,到园子里除杂草,三两个小时下来,气消了,又见工作成绩,一举两得。
笑谑地说,今天的气今天受已经足够,明日自有明天的气要来,切莫含怒到日落。
倘若一连好几天都气得痰上颈,那么就得设法离开那个环境,走为上策,免得妨碍生活。
最近发觉脾气坏的人越来越多,后浪推前浪,不好相处的我忽然变成中人之姿。友人之中不乏霹雳火,一点点事,没完没了,半步也不肯退,纠缠到底,十分可怕。
所有生气的事一半一半,你欲坚持不肯受气,他人大抵不能如愿得偿,故《红楼梦》中,三姑娘探春对她生母说:“姨娘也太肯生气了。”
衣食住行经已解决,堪称丰功伟绩,不受闲气,是生活另一项艺术。
我知道此事,但我并不生气。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2
上大学去
范子平
我们从没有做过上大学的梦,因为我们村从来就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不过我们不上大学但一般都上小学,可是这小学上得又不安稳,谁的家里要用劳力马上就叫他们的孩子辍学。所以,我们一个班在一年级时有13个人,到了五年级,就剩下我们5个了,都姓王,都是本家自己人,还是王连喜的班长。没有我们不敢办的事,都说我们“捣蛋得欺天”,就连班主任也气病了,回城去看病再也没回来。过了好几个星期,学校就换了同村同族的王敬民来教我们。王敬民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子,别看他比我们大十几岁,却是我们的晚辈,论辈分我是叔叔,王连喜他们四个就是爷爷了。王敬民上课讲得很有意思,总而言之就是故事开路,先吸引你再往下听课,这个我们真的很欢迎。可是他叫做作业我们就不高兴了,因为我们已经两年没有做过作业了。他给我们几个人都打了不及格分又在课堂上批评,我们可恼火了。王连喜就喊:过来,过来,我是爷爷我叫你。王敬民无可奈何,因为我们村就一个族,村里老人对辈分还挺重视的。我们几个就越发调皮,齐喊:现在是四个爷爷一个叔叔集体处罚,王敬民马上来!王敬民只好过来按照我们的要求把腰弯下,我们伸出食指弯成一个圆,每人在他头上弹了一下。王敬民夸张地哎哟着,说:你们这些捣蛋虫!他没说下去,我们毕竟是长辈,他没有办法。
第二天来上课,王敬民突然说,你们想不想上大学去?上大学去?这是不是那天我们在他头上弹时下手太重把他弹成了神经病?我们有上大学的命?再说我们才上小学五年级跟大学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我们就笑嘻嘻地说:想是想,就是太空想。王敬民一下子摆出晚辈人的随便来,大喊:走,咱们上大学去。不由分说拉着我们上了一辆开向城里的客货两用车。看着两边的树木飞快朝后跑去,我们可得意了,上大学不上大学,这个旅游要比掏鸟窝比挖田鼠洞捉水蛇有意思多了。
没想到王敬民真的领我们去大学了。这所大学还是全省很有名的一所大学,只是没有在市里,在距离市区十多公里的地方。首先那个大门就气派得叫人吃惊。门岗在屋里并不出来,汽车来了电动栅栏门会缩起来让路。王敬民经过一番交涉,领我们走进了大门(王敬民交涉时,我们才知道他的高中同学在这里当老师)。嗨,还真是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地方!绿莹莹的草地上伸着长颈灯;路边一丛一簇的鲜花沁入心脾;石板铺就的甬道上青年人三三两两拿着书本散步;高大的楼房上美丽的玻璃墙像是神话宫殿一般;教室里,大学生们看着大屏幕电脑听老师讲课;图书馆里,好家伙,一格一格一柜一柜的书本把我们的眼睛看花了;电梯呢上上下下头脑有些晕乎像坐飞机一样;实验室里,瓶瓶罐罐还有不知名的仪器高高低低,酒精灯吐着蓝色火苗;还有广阔的体育场,篮球足球排球在飞上飞下》》大学真大呀,大学真美呀,我们的心震撼了,小脸严肃起来,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在血管里膨胀。
王敬民说:咋样?
王连喜说:这个。。。这个。。。真是比天堂还好。
我说:让我在这个地方过一天就美啦。
王敬民说:这里边出来的大学生,机关、学校、工厂、解放军都抢着要,为啥?人家有本事。像咱们开后门人家也不要。比方咱村的支书,又是送礼又是说好话,儿子才安排到县电缆厂,还下了岗。这所大学的毕业生,挺起胸膛做人,到处有人抢。自己饭碗铁还不说,还光荣,给国家做贡献大!你像咱借用县农场的自动收割机,就是这里发明的。那算是小发明,大小发明这里一年有几百项!你们想在家窝窝囊囊过一辈子,还是想上大学,做大事,给国家做贡献,过城里人的好日子?
我们一时忘了自己的长辈身份,一起回答:想上大学! 2f
王敬民说:那就好,上大学就得好好学,认真听讲,往心里听,认真做作业,往心里学,得靠你自己用心,得靠你自己吃苦!
当我们朗朗的读书声响彻在小村上空时,去地里劳动的好多人拐到这里看热闹,说:王敬民真有本事,咋把这几个捣蛋泥猴制伏了?
一晃六七年过去了,我们这一班的5个同学,真的都考上了大学。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们都去看望王敬民老师。我们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王敬民老师开玩笑说:别这样,你们还是长辈呢。我们全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8
清华校长罗家伦
张昌华
1917年北京大学招生期间,参加阅卷的胡适在招生会议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主持会议的蔡元培表示同意。可当委员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由于蔡、胡两人的执意,学校还是破格录取了这名学生。
他就是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与傅斯年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编辑出版《新潮》杂志。“五四”运动中,他与傅斯年被北大学生公推为代表,组织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的。
1920年秋,罗家伦由蔡元培推荐、实业家穆藕初赞助赴美国留学,嗣后又赴德国、法国和英国访学。1926年学成归来,在东南大学短期执教,后卷入大革命风暴,加入了国民党,曾任蒋介石的秘书。
1928年8月,31岁的罗家伦以北伐少将的身份,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时下论及清华大学的校长们,世人首推梅贻琦。梅氏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清华,厥功甚伟,功不可没。但对清华做过奠基工程的罗家伦,似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台湾清华大学史研究者苏云峰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罗家伦当年在清华究竟做过怎样的奋斗,取得了哪些成果与经验呢?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由美国人退回的部分庚款创办。这笔清华基金,名义上由中国的一位外长、一位外交次长和美国公使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实际上掌握在外交部高官手中。清华的校长历来由外交部任命。到罗家伦时代,清华学校已易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当校长后,凭着“有一点革命的劲儿”,毅然把清华大学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他反复强调“在清华大学前面增加‘国立’二字,是中国学术独立的重要标志”。同时,罗家伦想借此理顺清华大学的隶属关系,促使清华大学脱离外交部的管辖,归属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领导。
罗家伦上任,邀请志趣相同、有办学经验、富学术威望的杨振声、冯友兰合作。他的就职演说标题是:《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希望“自此以后,学校有一新生命……以清华大学来转移全国学风,以尽引导全国青年的使命。”“并以建设清华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为职志。”在倡导“学术独立”的同时,罗家伦别出心裁地提出“四化”。吴宓日记有载:“罗氏以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四者为旗帜。又谓兼容并包,惟贤是用云云。”在此后的两年中,罗家伦实践了“四化”,其果是亦喜亦忧。冯友兰说:“在罗家伦所提的‘四化’中,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所谓军事化,罗家伦试图用军训的方式来强化校纪。学校要求学生着装统一,早晚点名,按点作息。无故缺席要记过,三次小过算一次大过,累计到三次大过即开除。早上要出早操,学生要着军服,蹬马靴。罗家伦身先士卒,坚持与学生一道出操。因纪律太严,素有自由主义精神传统的学生们很反感。当时刚入学的张岱年就因为忍受不了早操的制约,转学到师大。早操这一项,后来在学生们的“集体抵制”中被迫取消。
罗家伦是蔡元培的学生,又受过欧美教育的熏陶,在办大学(包括后来办中央大学)的理念上,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他接手清华便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发现清华有八大弊病:机关庞杂、冗员充斥;职员薪金过高、权力过大;对教员只重学历、不重学识;浪费惊人等。罗家伦随之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坚持学校以教学为主体,教授为核心,大师为旗帜,并提高教授的待遇。“教员发新聘书,职员发新委任状,突出聘书和委任状的区别。在新聘书中,教员增加工资,在新委任状中,减低职员的工资,特别是减少大职员的工资。”(冯友兰)。罗家伦认为“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他以“至公至正”的精神“为青年择师”,公开表示在选聘教授时,坚决“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的好恶来定去取。”
罗家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教职员中凡不称职、不勤勉者一概辞退。90多位职员被裁去20多位。原55名教授,被辞退了37位,包括外籍教师一视同仁。延揽了20多位30岁上下的年轻人,诸如萨本栋、周培源、杨武之、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等等。还到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请了一批国际一流学者来校执教。像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陈达等硕学之士,罗家伦亲自出面恳请留任。有趣的是外文系的吴宓,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论争时,吴攻击新文学运动甚烈,与罗家伦还打过笔墨官司。罗家伦当校长后,吴宓心中不免有点惶惶,曾托赵元任探底。罗家伦闻后大笑:“哪有此事,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罗家伦不仅礼聘了吴宓,还改善了他的待遇。吴宓在日记中说:“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三百四十元。宓向不持与人比较或虚空立论之态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后来,学校教授激增,单身教授一人一间宿舍还不够住。吴宓本来一人住了三间,还请梁任公题了块“藤影荷香之馆”的匾,学校请他让出两间。吴宓不高兴,正式给罗家伦写了封信,声称若要他让房,他要跳后面的荷花池自杀。罗家伦犯难,最后请吴宓的一位老同学出面再三通融,终于说通了。罗家伦幽默地说:“大学校长亦无形中添了许多小市长的麻烦。”
另一面,罗家伦大刀阔斧砍去一些“滥竽”,包括洋人。有位美国教授叫史密斯,此公教英文和拉丁文,在课堂上从不讲解,叫甲学生读一段课文,又叫乙学生读另一段。如此反复。下课铃响,即夹包走人。全校学生都叫他“老饭桶”。王文显说他在美国是教初中都没人要的货色,可在清华却“教”了十多年。前任校长竟然送他一张“终生合同”。罗家伦不能容忍,请他出局。一荷兰籍教授,在教学生弹钢琴时竟对一女生非礼。罗家伦查实后,马上通知那位外教“立即停职,听候处理”。一下子共辞退6名外教。被辞退的外教们运动美国公使马慕瑞来说情。罗家伦十分策略,以“他们决不能代表美国的学术水平”为由,终于说服了美国公使。“老饭桶”临行前又向罗家伦提出了六七项不近情理的要求,罗家伦以“最大限度的礼貌”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