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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科里来了新成员，我的家人很高兴，这样我就可以在家里过圣诞节了。可是我想，李先生和李太太可能还会再来。如果他们来了见不到我怎么办。于是我主动要求在第三个圣诞节的晚上值班。我坐在医生办公室里，心里惦记着门外会有人来。果然，刚刚九点钟的时候，李先生夫妇推门进来了。李太太抱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襁褓，是他们刚满月的孙女。我和他们拥抱，叙家常。李先生说，他以后每年圣诞节晚上都要来看望我，因为他很珍惜这第二次人生。如果哪一年他没有来，那就说明医生给他的额外时光到头了。
后来，我在急诊科又工作了10年。10年中，我又挽救过很多人的生命，但是，再没有第二个人像李先生夫妇那样来过。每到圣诞节晚上，李先生夫妇总是准时在九点钟的时候，来到我的办公室。全科室的同事都知道了我和李先生一家共度圣诞节的事，都大受感动。他们把休息室里的杂物拿走，放上热咖啡壶、冰箱和微波炉。好让我们短暂的团聚更愉快、更舒适。就这样，我们一起共度了13个圣诞节的晚上。平安夜值班的机会自然都是我的了。
我最后一次见李先生夫妇的时候，李先生送给我一件礼物。我打开包装，里面是一个水晶球，水晶球上刻着一个单词：“友爱”。第十四个圣诞节晚上，李先生没有来。以后我也离开那所州立医院去了科罗拉多。现在，我的家人和朋友，每到圣诞节晚上九点钟的时刻，就会摁响自家的门铃来纪念李先生，并给这位重情意的人献上一杯酒。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57
威胁生命的无价值感
● 黄国泰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看待各人的价值高下，常常以其所获得的成就而定。我们一定要问的是：“他是干什么的？”而不一定问：“他是谁？”我们常常重视他的名衔、工作、成就、职位和社会地位，因为这一切很重要。对一个人的最低评价就是一事无成。工作、发迹、金钱——还有比这一切更重要的吗？问题就在于：仅仅是这些，就能使人变得幸福吗？
由于工作的关系，在为不少老年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过程中，我发现价值感对老人的健康和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同样的年龄段，责任感被激活，感到生活有价值的老人，他的快乐程度较高，健康程度亦较高；觉得生活不再有意义，生活已不再有价值的老人，生活的激情和活力也日趋缺乏，说话越来越少，很不开心，身体也慢慢垮掉了。在同样的年龄段，觉得“活着有意思”的老人中有15％的人死去，而觉得“活着无价值”的老人的对照组却有30％的人死去。无价值感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寿命。
当人处于事业失败、年老、晚期疾病、经济拮据的状态下，常常会产生无价值感，带来消极的认知：我不能贡献社会，我不能完成个人分内的事情，不能积极参与有趣的事情，已成了家人的拖累。这时，人们常会依次经历典型的三个阶段：事业——竞争——崩溃。就像易拉罐一样，用完了，该扔了。
我认识的广州某研究所一位林姓所长，50多岁了。在位时他曾是一个热情肯干、工作认真负责的领导者，当发现患上胃癌后，他做了手术，接着是化疗。几个月过去了，他不能再工作，来探望的同事也日渐减少。他变得越来越虚弱，也越来越失望，家务及日常活动也放弃了，觉得人生的价值已跌落至零，自尊心也降到了最低点。应该说林所长的抑郁沮丧并不是因恶性肿瘤引起的，而是由于扭曲的心理状态剥夺了他的自尊。
作为一个人，一生成就会有高低，职位会有升降，但人的自身价值、尊严却不应等同于职位、财富、名声。对于人的自尊和价值而言，成就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即使是生长在路边的一丛最最平淡无奇的青草，比起那些漂亮的塑料花来，也要卓越得多，因为它有着任何科学家所无法赋予的东西——生命。比起一个爬卧在乡村小屋地板上身患疾病的小孩来，古希腊最美丽的石雕像又算得了什么呢？后者虽然是美丽的，却是无生命的。这意味着，人的价值与尊严不是靠外在的东西赋予的。当林所长明白了这个道理后，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感。在他身患癌症、经历手术化疗、身体极度虚弱时，他也依然保持着乐观昂扬的心态。他的抑郁、沮丧被笑声融化了。
能够见证和参与这一小小的奇迹，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真正的快乐。帮助人们获得对生命的领悟，固然不能消除肿瘤，却能恢复一个人的自尊和价值感。出院后林所长在电话中告诉我：“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自虐都是非常愚蠢的。我现在已经不再沮丧，早晨起来按时打太极拳，定时服药，有精力就写点文章……”
生命的无价值感是一种自挫性的思维。事实证明，正确的认知，比传统的心理治疗、药物治疗要有效得多。我们应当用理性的思维来代替那些消极绝望的想法，使人们对人的价值、尊严获得正确的认知，摆脱追逐名利的社会世俗压力，提供即使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能支撑人生的力量。这样，就能使人们不仅在成功中，而且也能在失败中，无论健康或患病，有工作能力或无工作能力，都可以骄傲地对自己说：作为人，我是有价值的。
《精神心理学》的作者丹尼什指出，价值感能“将我们与他人、自然和生活的源泉联系起来，帮助我们超越和拥抱生活”。而丧失价值和意义感，则会使人迷恋于过去，困惑于现在，害怕将临之未来。保持和获得心理的健康，在人的生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许当所有其他东西都失效时，它仍能支撑起我们的生命。二战期间，弗兰克曾在德国纳粹的集中营度过了三年的监狱生活，对生命与价值的关注，成为他感悟人生真谛、实现精神成长的重要资源。其中有一幅感人至深的场景，是对一位女俘的描述：
这位女俘自知不久于人世，然而当我同她说话，她却显得开朗而健谈。她说：“我很庆幸命运给了我这么重的打击。过去，我习惯了养尊处优，从来不把精神上的成就当一回事。”她指向窗外，又说，“那棵树，是我孤独时唯一的朋友。”从窗口望出去，她只看得到那棵树的一根枝丫，枝丫上绽放着两朵花。“我经常对这棵树说话。”我急忙问那棵树有没有回答。
——有的。
——它回答些什么呢？
——它对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寥寥数笔，弗兰克的寓意已深蕴其中。
当阴影不再是黑暗，欠缺不再是失败，沮丧不再成为绝望，生命不再畏惧死亡，即使我们真的默默离开世界，一个坟墓又有什么要紧呢？
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26
通向公正的路
● 苇 笛
年过花甲的周泽桂是重庆一位地道的农民。九年前，他的妻子走山路时不慎摔倒，造成左腿骨折。她随即被送往县城的医院，医院当天就对她动了手术。
手术后医生嘱咐一定要多加锻炼，对于毫无医学常识的老周来说，医生的话理当遵守。于是，一有时间，老周就帮妻子锻炼。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甚至一年过去了，妻子的腿始终没有好起来，而且越来越疼。
结果，去医院检查才发现，老周妻子断裂的腿骨不但没有长在一起，反倒有八厘米的骨头没有了。这种症状医学上称为“骨不连”，也就是骨折部分的骨头由于感染，烂掉了一部分。此后，老周的妻子转院治疗，虽然接上了骨头，但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对此，医生解释说，人的体质不同，愈合能力也不同，造成老周妻子残疾的原因是手术后的后遗症。尽管自己并不懂医学，但对于这种解释，老周根本无法接受。他凭直觉认定，无论怎么治，也不该把骨头治没了。于是，他向当地的卫生局提出了医疗事故鉴定的申请。
然而，专家却认定是疾病本身导致了老周妻子的残疾，与医院的治疗没有任何关系。对此鉴定结果老周不能接受，他又向更上一级的重庆市医疗事故委员会提出鉴定申请，可结果仍然认定不构成医疗事故。
倔强的老周开始到法院起诉医院，可法院一审却驳回了老周的诉讼请求。不服的老周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依然不服的老周想要申诉，希望法院能再审这个案子。而这一次，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劝他放弃医疗事故的诉讼请求，而改为打医疗过错官司。到了这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劝老周干脆放弃，因为这场官司他胜诉的可能性实在太小了。但老周没有因此而退缩，相反，他仔细琢磨后认定，自己输就输在不懂医学不懂法律上，他觉得要搞清楚妻子残疾的真正原因，就应该从手术的每一步来研究。于是，他一趟趟地往书店跑。
负债累累的老周根本买不起那些厚厚的医学书籍，他便采取抄医书的方式来学习，凡是和妻子病情有关的段落他都一字一句地抄下来。八年来，老周跑遍了重庆市郊及县城的大书店，看遍了所有能够找到的骨科方面的医书，抄了几万字的笔记。
为了省钱，住在山里的老周每次都是夜里出门，先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然后再搭乘公交车到县城，接着还要坐六个小时的大巴
到重庆；到了重庆正好是早晨，书店一开门他就冲进去抄书，直到关门才出来，在里面一呆就是一天，饿了就啃自己带的馒头……就这样，八年间他自学了《骨科手术学》、《专科外科学》、《高等院校外科学》等七十八本医书。
凭着坚忍不拔的自学，老周终于把和妻子病情相关的骨科知识学通了，洋洋洒洒地写了几万字关于医院存在过错的陈述。
按照律师的建议，老周带着自己写好的陈述来到了司法部的司法鉴定中心。当专家看到那份陈述后，他们无法想像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怎么能写出如此专业的医学陈述。更让老周惊喜的是，专家们给出的结论和自己的陈述几乎完全吻合，最终的结论是医院的诊治过程存在过失，并且该过失与老周妻子的残疾有因果关系。法院最终判决医院赔偿老周医疗、护理、误工等费用六万九千多元。
面对一次次的败诉，面对高深晦涩的医学专著，面对亲友的一致劝说……有谁，还能沿着追求公正的漫漫长跑一直走下去？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去选择，但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放弃，然后一边抱怨命运的不公一边忍气吞声地活在世上。同样是面对命运的不公，周泽桂这位可敬的老人却选择了不屈的抗争；而他，经过长达八年的努力之后，终于为自己讨回了公道。
通向公正的路到底有多长？周泽桂用自己的双脚一步步地丈量了下来。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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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火上的人
●刘茂胜
美国有位叫提尔纳奇的人，当年，“9·11”灾难事件发生时，作为纽约市的一位消防队员，他就置身于现场，亲眼目睹了纽约世贸大楼的倒塌。在那场刻骨铭心的劫难中，他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他的几名亲密战友，却是葬身火海，永远地长眠于地下了。为此，提尔纳奇整整痛苦了五年。五年后，他走进了一家文身所，花费了五千美元，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让一位著名的文身专家，在自己的背上文了身。这个文身图案是：倒塌的世贸大楼以及五位死去兄弟的名字、还有两个长着翅膀的天使。不用说，提尔纳奇背上的这个文身图案，真实得让人触目惊心。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在那场大灾难中，他幸运地活了下来，而在文身所里，他又幸运地结识了一位女友，彼此相爱步入了美满的婚姻殿堂，并有了一个漂亮的三岁孩子。怎么说呢？我们该怎样看待提尔纳奇这个举动呢？有了这个背上的文身图案，或者说有了家庭的温馨快乐，就能够减缓内心的痛苦吗？忘记那些可怕的记忆吗？关于这一点我们无从知晓，也很难轻易地做出某种断言，只有提尔纳奇自己知道，但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无论他是醒着或者是躺下来，他的背一直在着火，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有可能要躺在火上了。
如果说提尔纳奇躺在火上，还有个令人信服的充足理由，那么我们呢？我们这些现代都市人呢？其实，也像是躺在火上，不是用火焰这个形象来讴歌生命，某种程度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