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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拜访琼斯夫人了，请她再次为我们教堂打印会刊。最后，琼斯夫人终于同意了。
接下来，哈蒂姑妈努力去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教堂管理员的工作。因为财力所限，我们的教堂一直没有聘请一位专职的管理员。谁不会使用扫帚和抹布呢？当然有人不会，哈蒂姑妈就是其中的一个。你看她扫地的时候，好像只扫最容易扫的地方，而再看她给地板打的蜡呢，却是涂了厚厚一层，以至于走起路来随时都会有滑倒的危险！见此情景，于是立刻就有人自愿提出要换下哈蒂姑妈。她们是路易丝·威尔逊太太和玛格丽特·布朗太太。见是她们两人，我们不禁都感到大吃一惊。因为她们两人之间已经有一年没有说过话了。这次，究竟是什么使得她们如此默契的呢？
那年暑假，在我们这儿，哈蒂姑妈几乎尝试了她所能做的所有事情，尽管人们对她所做事情的结果褒贬不一。可以这么说，你无法确切地说出她做的哪一件事情是成功的，也无法说出哪一件是失败的。总之，她使人们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也使他们重新回到教堂做礼拜。“我们全都学会了去爱您的哈蒂姑妈！”一位女士这样对我说。尽管这听起来不容易，看起来也不容易，但是，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哪里有需要，哈蒂姑妈都会前去主动地、无偿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正因为如此，在这个短暂的暑假里，她赢得了大家的心。当然，如果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令大家非常满意的话，那将是多么完美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所做的一切毕竟都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
在哈蒂姑妈即将离开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一起前往教堂去做礼拜。
“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到了教堂，她突然对我们说。
闻听此言，我和妻子同时睁大了眼睛不解地注视着她。
教堂里已经挤满了前来做礼拜的信徒，既有很多熟悉的老面孔，也有很多未曾谋面的新面孔。牧师静静地坐在讲道坛的旁边，欣慰地看着那逐渐壮大的信徒人群。
当看到哈蒂姑妈走进来的时候，梅布尔·肖便从管风琴前的椅子上站起身来，在听众席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这时，哈蒂姑妈告诉我们说，她马上将为她的离去向大家发表一番临别讲话。说完，她走到讲道坛前，面对着台下前来做礼拜的人群。“你们拥有一座这么美丽的教堂，”她说，“而且，不仅如此，你们大家也都像这座教堂一样美丽。我一定会永远记着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现在，在我离开你们之前，我要给大家弹奏一曲《在花园中》。我非常喜欢这首赞美诗，因为它让我觉得耶稣离我们是那么地近，那么地近……”
此刻，整座教堂里除了哈蒂姑妈的声音之外，四下里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发现我们教堂的集会如此地让人关注，也从来都没有发现大家会如此专心地聆听，尽管我怀疑有些人可能更希望哈蒂姑妈把管风琴让给梅布尔来演奏。这时，我不禁想，这也许就是我们过去所急于表现的那种所谓的宽容吧。当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干旱不仅仅给大地带来了灾难，也给我们的心灵蒙上了阴影。我们沉默而安静地坐在那里，就好像是刚刚才下过一场大雨一样。
这时，哈蒂姑妈走到管风琴前坐了下来，然后，抬起头微笑着环顾了我们一眼。接着，她开始弹奏起来。在她弹奏的过程中，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单调乏味或者拖泥带水的音符。那音乐就好像是天使的歌声一般，在她的指间流淌，在天空中滑翔。圣歌中那熟悉的歌词在我的脑海里回荡着：“他和我一起同行，和我一起谈心，他告诉我我是他的子嗣……”
哦，这是哈蒂姑妈弹奏的吗？这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要知道，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哪一首圣歌被演奏得如此美妙、如此动听呢。哈蒂姑妈以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难道为了让我们这儿的人们能够再次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她专门钻研过管风琴的演奏以及她所做过的每一项工作？我知道，哈蒂姑妈永远都不会告诉我答案的。
当她弹奏完那首《在花园中》后，台下的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这时候，牧师走上了讲道坛，环视了一下台下的人群，说道：“过去，我们曾经祈祷过一个奇迹，今年暑假，上帝终于回应了我们，他给我们派来了哈蒂姑妈！”
本文摘自《讀者》2007年第01期P04
红色殉道者——珍藏在子女记忆中的瞿秋白、方志敏、刘伯坚
作者：贾永 曹国强 白瑞雪
他们没有参加长征，但他们的死都与长征有关。
当他们的战友们还在北上抗日的漫漫长路上艰难远征时，他们的生命征程却在长征的出发地走到了尽头。
他们没有分享到长征胜利的喜悦，更没有盼来他们曾描绘过无数次的美丽的新中国。
然而，每当我们唱起《国际歌》，每当我们读到《可爱的中国》和《带镣行》，总会想起那些永远年轻的名字：瞿秋白、方志敏、刘伯坚。
他们，是未曾长征的长征殉道者。
瞿秋白——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上刑场
分别5年，当父亲的面容再次出现在眼前，竟是绝照。
1935年的一个夏日，正在乌克兰参加夏令营的瞿独伊，从国际儿童院的同学手中抢过了一张《真理报》，上面赫然登着父亲的一张半身照片，再一看，竟是父亲牺牲的消息。
瞿独伊哭得休克过去。她不懂曾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父亲为何牺牲，她只知道，她的“好爸爸”从此没有了。
从女儿记事的那天起，母亲杨之华就让独伊在对瞿秋白的称呼前面加上个“好”字，虽然秋白并不是女儿的生父。
将自己和爱人合誉为“秋之白华”的瞿秋白，像珍爱他们的爱情一样，爱着这惟一的女儿。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召开前夕，瞿秋白一家来到了莫斯科。此后的两年间，父母在共产国际上班，瞿独伊则先后被送入孤儿院、森林学校和儿童院。
与“好爸爸”并不多的相聚，在独伊的童年留下了清晰的印记：野花烂漫的季节，父亲带她到树林里采花，把花瓣夹在书里作书签；大雪中，父亲带着她去莫斯科郊外滑雪，还不时假装摔跤，逗得女儿咯咯地笑；每次来孤儿院探望女儿，父亲总要带来她最爱吃的牛奶渣，每次离开，独伊总是送出很远，直到父母的背影看不见……
1930年，瞿秋白夫妇秘密回国。临行前，他们对女儿说，爸爸妈妈有事要去南俄，很快就回来。
善意的谎言让匆忙的分别更加匆忙。独伊没能与父亲再见上一面，甚至在回国前一天当杨之华去医院看正在发烧的女儿时，这个胸前别着“十月革命者”红星的小小革命者还责怪妈妈不遵守探视时间。三口之家的团圆，从此不再。
直到40多年后，瞿独伊才从当年见证人的回忆中还原了父亲生命的最后片断——
1935年2月，中央苏区陷落前夕，瞿秋白在向闽西突围的途中被俘。起初，他自称只是医生，并寄信给上海的鲁迅希望设法保释，不料因叛徒出卖而暴露了真实身份。
当年6月18日清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白露苍茫。36岁的瞿秋白走到一处绿草坪盘腿坐下，向刽子手微笑说：“此地甚好”，尔后唱着自己于1923年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就义。
瞿秋白留在世间最后的影像，是就义前在中山公园中山亭前的留照。照片上身着黑衣白裤、神态安然的瞿秋白，与瞿独伊记忆里身材消瘦、面色苍白的“好爸爸”形象，今天仍常常重叠在她的梦里。
儿时的独伊并不知道，父亲从20岁起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如果不是因为患病而无力奔跑，瞿秋白也许能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如果不是因为患病而给了“左”倾领导者以留下的借口，他也许能够同红色大军一起走上险难重重却又充满希望的长征路。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被王明等人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已两年之久的瞿秋白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瞿秋白走，却遭到拒绝。
瞿秋白放下整理好的行装，举起一年前在上海与杨之华分别时妻子送给他的酒杯，同李富春、蔡畅夫妇等默默话别。中央红军出发那天，他把自己的良马交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第二天，当陈毅派马要他去追长征队伍时，他说：“我服从组织的命令。”
这时的中央苏区正面临着继5次“围剿”之后更为猛烈的风雨，对于身体虚弱的瞿秋白而言，留下，几乎意味着死亡。但瞿秋白选择了服从。
半年后，当生的机会摆在面前，视人格自省重于生命的他再次选择放弃。
重赏通缉了11年的瞿秋白终于“落网”，这对国民党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囚禁他的国民党师长宋希濂前来劝降。面对这个自己昔日在上海大学教书时的学生，瞿秋白把与宋希濂的谈话变成了一次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的辩论，而辩论最终以后者的无言以对收场。
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他们的条件似乎颇为照顾瞿秋白的面子：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
拒绝，还是拒绝。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或许，枪声响时，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的骨气所扬之处，正是秋白的内心所归！
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登报后，与他引为知己的鲁迅木然呆坐，低头不语。几个月后，鲁迅抱病将秋白译著编纂成集。
抗战爆发后，有人向毛泽东讲述了瞿秋白殉难的情形。毛泽东说，如果他不牺牲，现在来领导延安的文艺工作多好。
女儿瞿独伊，则用了长长的几十年来弥合失去“好爸爸”的伤痛。
1984年9月，俄文名意为“柏树”的她，在罗汉岭栽下了一棵柏树。
20多年又过，秋白就义处松涛阵阵，翠柏成林。
方志敏——为了可爱的中国
方梅第一次读到父亲的《可爱的中国》时，已经为人妻母了。
方梅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
祖母告诉她，父亲清秀、英俊，儿时曾被村人叫做“正宫娘娘”。养父母告诉她，父亲善于演讲，他一讲话，大家围过来听上半天也不嫌累。乡亲们告诉她，父亲骑白马、挎双枪，威风凛凛。
很多年里，在各种说法中拼凑父亲形象的方梅根本不相信父亲已经牺牲了，江西弋阳的老百姓也不相信，虽然关于“方志敏下场”的告示就挂在村口——他们说，那是国民党造的谣。
天天盼着父亲回来的方梅，出生在敌人疯狂“围剿”苏区的1932年冬。母亲缪敏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然后把这个哭声像小猫一样的女孩送给了当地的老百姓。最后一次去老乡家看望女儿时，缪敏担心孩子养不活，方志敏却说：“严冬的梅花，生命力最强！”
方志敏的5个孩子寄养各处，分别叫松、柏、竹、梅、兰——那是他最爱的一副对联：“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兰”。
1934年11月，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告别妻儿，告别他亲手创建的闽浙赣苏区，率红10军团踏上北上之路。
同样的“北上”，不同的路线。如果说主力红军此时面临的是一次前途未卜的远征，那么担负牵制敌人兵力、掩护主力转移任务的10军团，注定是支死亡军团！
在20倍于己的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下，部队屡屡受创。1935年1月，10军团退至赣东北边缘，决定进入苏区休整，不料敌人早已在此设置了纵横交错的封锁线。
方志敏和军团参谋长粟裕带领800多人率先冲出封锁线，但大部队还陷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在他召集的最后一次军政会议上，方志敏说，我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不能先走。遂调转马头、复入重围。
回到苏区的几百残兵在粟裕率领下，后发展为中国工农革命军挺进师，而与2000将士苦守怀玉山的方志敏，在大雪中不幸被俘。
落入敌手的方志敏，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战斗——
发现他的两个国民党士兵连一个铜板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