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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行工业化和扩建军队都需要粮食，但粮食极端匮乏。人民不满的情绪直线上涨。布哈林在秘密报告中写道，集体化完全失败，农庄散伙，农村挨饿，国家越来越贫困。斯大林受到指责。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反击政敌对他的攻击，果断采取四项措施：一、找到廉价的、无偿的实现工业化的劳动力，这就是被划为富农和被加上各种其他反革命罪名的人，强迫他们修建运河、海港、水电站和铁路；二、不惜任何代价夺取粮食，不管农民死活。据统计，农业集体化期间，农民死亡的数字为六百万至两千两百万；三、坚决镇压不满情绪；四、把责任推给布哈林等人，让他们为国家的贫困和人民的饥饿承担责任。
从1932年起，苏联宣传机构为了毁坏农村家庭，扫清农业集体化的障碍，铺天盖地地宣传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政策。不仅儿童受到教育，大人也受到影响。新政策规定，揭发藏匿粮食的富农，揭发者获得被没收富农财产的百分之二十五。于是没有财产的农民也学帕夫利克的样，把告密当成一种致富的捷径，踊跃揭发富农。但过于积极的农民，一连揭发四个富农，便获得足够的富农财产，自己也变成富农，只好去充实劳动大军了。
（四）
在莫斯科召开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议上，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波斯特舍夫代表斯大林发言：“帕夫利克应当成为苏联所有儿童的光辉榜样。”宣传帕夫利克的指示从上面传达下来：“为所有儿童剧院编写戏剧脚本、拍摄影片”，“印刷歌颂英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书籍和宣传画”。《少先队真理报》报道，苏联全体少先队员捐钱购买“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号飞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高尔基一马当先，响应党的号召，在帕夫利克遇难地建立的纪念碑上写道：“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
1934年8月苏联作家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前，帕夫利克传记的第一个索洛明把自己的作品《在富农巢穴中》寄给高尔基和其他几位作家。只有高尔基立即回了信，批评他的书写得肤浅、拙劣，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高尔基写道：“如果写得巧妙，表现出莫罗佐夫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力量，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英雄行为对少先队员会产生极大的社会教育意义。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明白，如果亲属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他就不是亲属了，只是敌人，没有宽恕他的任何理由。”高尔基接着写道：“读者读完这本书会说，这是瞎编的，并且编得不高明。罕见的材料糟蹋了，就像用金子做鸡圈门把手一样…”一个月后，中央各大报刊载了高尔基写的文章，果然比索洛明高明得多。我摘录其中的一段：“与破坏分子杂草和小偷小摸人的斗争，教会孩子们与两条腿的大家伙们斗争。这里我要提到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功绩，这个孩子明白，有血缘关系的人，完全能够成为精神上的敌人，而对这种人决不能宽恕。”
斯大林用高尔基的嘴宣布，现在主要的任务是监视和揭发家庭中的破坏分子，两条腿的大家伙，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到孩子身上。现今苏联的头号英雄已经不是为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的小英雄，而是家庭的告密者。“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高尔基声称，“应当为这位小英雄建立纪念碑，我坚信纪念碑必将建成。”高尔基的信心未必来源于自身，因为决定在莫斯科中心建立纪念碑的人不是他。原先准备建立在红场入口处，后来不知为何改建在了较为偏僻的街区。
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期间，再次提出莫罗佐夫的问题。高尔基提醒作家们注意：“新人的成长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孩子们身上。”作家马尔夏克做完儿童文学的副报告之后，由少先队员向作家们致辞。我看到过一篇速记稿，是一位叫阿拉的女孩子代表西伯利亚儿童的致辞：“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说得对，应当给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树立纪念碑。我们少先队员们，一定要做到。我们相信，全国都会支持我们。值得为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树立纪念碑。你们在世界任何地方能找到国家为孩子树立的纪念碑吗？我们这里有几千个这样的纪念碑。”有几千个因告密而被杀害的少先队员？小姑娘大概夸大了数字。《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作家们当场捐款，高尔基带头捐了五百卢布，作协主席团成员跟着捐款，接下来便是作家们了。报纸没有报道其他作家各自捐了多少卢布。
作家们（文艺工）开始各显神通，用各种体裁讴歌告密小英雄。作品太多了，我只举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为例。爱森斯坦1925年拍摄的《战舰波将金号》是苏联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1929年被美国全国电影评议会选为“世界电影佳作”的第三名。这位大导演决心表现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一时却不知从何处入手。他终于在俄国作家屠格涅夫那里找到灵感，把《猎人笔记》中的《白净草原》作为展开故事的背景。屠格涅夫不是写了五个孩子吗？其中有两个还叫帕维尔和费佳呢。要表现帕夫利克如何英勇，就得表现富农如何凶狠。要表现富农凶狠，还得表现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如何残酷镇压。征粮队带着武装人员到处搜寻富农藏匿的粮食，掀翻屋顶，挖开坟墓，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不懂政治的艺术家把农业集体化表现得血腥味太重了，违背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宣传政策。电影拍好后审查机构没有通过，爱森斯坦本人受到严厉的批判，从此一蹶不振。后来他又拍摄过几部历史题材的影片，但始终未能重获斯大林的欢心。
（五）
把帕夫利克制造成告密英雄完全是斯大林的计谋。告密行为从儿童培养起，他们长大成人后，告密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为个人利益诬告他人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在哪个社会都为正派人所不齿。人应当保持独立人格，有正义感、荣誉感、同情心，懂得尊重隐私权。但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这些道德观连一点影儿都没有。布尔什维克政权把人类这些高尚品德统统归入资产阶级道德或封建社会道德的范畴。认为人道主义、平等和博爱都是资本主义虚假的宣传，苏联不需要这些骗人的把戏。斯大林要建立苏联的新道德，一种同以往的完全不同的道德。苏联政权公开提倡告密，把告密视为光荣的行为，尽管很多人仍坚持全人类共同遵循的道德观念，不肯接受这种东西。苏联提倡告密是革命的需要，政权的需要。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镇压，人民处于惊恐之中，与此同时，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人民对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为了巩固政权，必须把这种不满情绪压下去。要了解人民的情绪，仅靠克格勃等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一起揭发具有不满情绪的人。为此苏联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每个单位都设有情报员，情报员与克格勃人员单线联系。每个情报员负责监视几个人，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把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等到克格勃人员找他汇报情况时，直接把记录材料交出去。情报员自己不能主动找克格勃人员，这些监视别人的人自己也被别人监视。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是享誉全球的苏联大剧院女高音歌唱家。1989她和丈夫回国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欢迎他们的盛大场面。她也被克格勃招募为情报员，不定期地向克格勃大尉报告大剧院几位演员的言行。加林娜对此十分厌恶，但每次大尉叫她，她又不敢不去。她报告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因此受到大尉的批评，认为她的报告没有价值。加林娜痛苦万分，却无法摆脱大尉。1955年赫鲁晓夫带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到南斯拉夫“负荆请罪”，改善苏南关系。为了调剂气氛，还带了个歌舞团，加林娜被选入歌舞团，认识了布尔加宁。布尔加宁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又是一个六十岁的老鳏夫。他对加林娜一见钟情，从贝尔格莱德追到莫斯科。一次布尔加宁请加林娜吃饭，加林娜正准备动身，大尉来找她，要她报告最近的情况。加林娜忍无可忍，对大尉说了一句：“您给我走开，别再纠缠我！”说完转身就走。加林娜离开大尉后害怕了，在苏联谁敢让克格勃大尉走开？其后果不堪设想。加林娜见到布尔加宁后，告诉他对克格勃大尉说了不应该说的话。布尔加宁把“别再纠缠我”理解成大尉追求她，醋劲大发，马上叫副官给克格勃主席谢罗夫拨电话。电话接通后，布尔加宁对着听筒把谢罗夫痛骂了一顿，让大尉马上从加林娜身边滚开。大尉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加林娜不用再做情报员了。布尔加宁是苏联领导人当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如果后来成了加林娜丈夫的大提琴家斯拉瓦不出现，加林娜可能嫁给布尔加宁。后因加林娜和斯拉瓦与作家索尔仁尼琴关系密切，被迫流亡国外。从加林娜的例子可以看出苏联情报网撒得多大，但加林娜摆脱克格勃的方式是极为罕见的，谁能像她那样摆脱克格勃？很多人一生都摆脱不了克格勃的“纠缠”。并不是所有人都憎恨告密，因为告密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报复的有效手段。在正常的社会里，人们是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合法的财富。但苏联情况不同，除尖端科技部门外，再怎么努力劳动生活也仍然贫穷。现实迫使人们走上邪路。苏联是官本位社会，当了官便有了一切。很多人是通过告密当官的，即使主要不是靠告密爬上去的，也一定告过密。告密者未必把告密看作光彩的事，但在实际利益驱使下，照样告密不误，因为现实中有滋生告密的肥沃土壤。
1989年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告密小英雄已失去往昔的光彩。我请一位俄国朋友带我去看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纪念碑，他不屑地说：“那有什么好看的，早该拆了。”我只好独自前往，很快便找到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铜像。铜像竖立在圆水泥墩上，手里举着一面迎风招展的铜旗，周围没见到一个少先队员。我走到水泥墩前，上面刻着1932年9月某日遇害的字样，日子记不清了。以后我又到过莫斯科几次，没再去看帕夫利克的铜像。1991年铜像被拆除。
今天俄罗斯已没人再提帕夫利克，大概也没人再告密了，因为失去了滋生告密的土壤。没人需要告密，因此也就没人告密了。
（原载《随笔》2004年第2期）
朱正：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
鲁迅在1932年写的《我们不再受骗了》是一篇全面为苏联辩护的文章。20世纪50年代，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路线，这篇文章编进了中学课本里。当年的中学生，现在六十岁左右的人，大概都能记得的吧。文章里，对于苏联存在排队购物的现象，是这样辩解的：
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排队购物，是物资匮乏的表现。这一点鲁迅当然知道。对于这“许多物品不能充足”的原因，鲁迅说了两条：“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目前的吃苦正是对于未来幸福的投资，想起日后建设成功了的种种幸福，甚至目前的吃苦本身也有某种幸福感了；“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责任并不在自己，而在帝国主义身上。
作了这样的辩解，鲁迅以为还不够。文章还拿在苏联境外的两种排队来和苏联境内的排队购物作陪衬：
一是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
一是中国的人民，排着长串进向死亡。
这进向饥寒和进向死亡的两个长串，难道不是比排队购物的那一长串更可悲悯么？对比起来，这排队购物，就不但是可以忍受，甚至还是颇为幸运了。
这当然是极其雄辩的文章，辞强足以夺理。可是慢着：在苏联境内购物的长队，是触目可见的现实，而别国存在那进向饥寒和死亡的长队，却是一种比喻和象征的说法。人不但会在内战外侮水灾榨取这些困苦中进向死亡，即使是在幸福丰足的生活之中，人不也是每过一天即接近死亡一天了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从母腹来到世间，他就排入了进向死亡的长串之中。鲁迅自己就说过：“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热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