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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就说过：“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热风·随感录四十九》）。用这样一个反映大自然中新陈代谢规律的想像中的排队，来作现实中购物排队的陪衬，多少总有些不伦吧。
苏联物资匮乏的原因，鲁迅说了内外两个方面。多年以来，在鲁迅以前和以后，许多出版物都是这样辩解，这样宣传的。这样说是不是事实呢？不是的。现在已经解密的苏联档案提供了另一种答案。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一书，是195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的速记记录。从会上中央委员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到，当年斯大林、马林科夫他们的领导，给农业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下面，摘抄一点会上的发言中有关物资匮乏、人民生活艰难的材料。
阿里斯托夫（苏共中央书记）的发言：
我想回忆一件小事，它表明斯大林时期马林科夫同志是怎样为人处事的。党的十九大以后，我被选为中央书记，这时收到了从梁赞州的里亚日斯克来的一份报告，说那里没有面包，没有奶油，等等。报告指出：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上宣称，粮食问题最终地和无可改变地解决了，而在里亚日斯克，在梁赞却没有面包，劳动者没有面包吃，更不用说香肠和黄油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马林科夫同志委托我对这个报告进行核实。我进行了核实。马林科夫问：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是一时供应不上？我说，不，哪是什么一时供应不上。那里根本没有面包卖，储备如此。马林科夫说：“阿里斯托夫同志，您可不要惊慌失措呀。”我从他那里得知，这是斯大林交给的任务。“您给斯大林同志写一份核实结果的报告。”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报告还没写完，斯大林突然要召见。…斯大林走进来，说：“梁赞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大家都不做声。“谁去过梁赞？”那时我站起来说：“我去过梁赞。”“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是一时供应不上？”我说：“不是，斯大林同志，不是一时供应不上，那里很久没有面包，没有奶油，没有香肠了。我和拉里奥诺夫（引者按：当时苏共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早晨六七点钟就去排队，进行了核实。到处都没有面包。我检查了储备，储备非常少。”看得出来，我汇报的情况与马林科夫在我之前汇报的情况不一样。前面的汇报粉饰太平，说一切都很好，包括粮食问题。（第330～332页）
福尔采娃（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的发言：
在这个会上，同志们都谈到了梁赞的情况，但是这种状况是普遍存在的。就说莫斯科吧，和全国其他城市相比，一向是享受优惠待遇的，然而就是在莫斯科，直到前不久每个人一次只能卖给一公斤以下的面包。我刚才说过，莫斯科是受到特别照顾的，可是这里出售的面包都掺入了40％的马铃薯和其他东西。这都是事实嘛。（第450～451页）
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农业，别利亚耶夫（苏共中央书记）说了一件事：
1954年伏罗希洛夫曾经到斯摩棱斯克州去了一趟。他从那里回来时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过，就是把卡尔·马克思派到那里，他也一筹莫展，因为那里的集体农庄已经被搞得陷于绝境。的确，这个州的农业状况糟透了，然而同志们都知道，1953年以前（引者按：斯大林死于1953年3月5日）岂止斯摩棱斯克州的情况如此。（第498页）
马祖罗夫（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也对比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时代的情形。他说：
1953年以前是什么情况？当时集体农庄甚至连土豆都不种了，因为收购价格才三个戈比一公斤。亚麻被连根拔掉了。畜牧业完全垮了。这正是马林科夫同志领导党中央的时候。…只是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1953年和以后几年在农业方面才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这样，我们白俄罗斯才在农业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作为例子，我可以举出下面的数字。1952年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我们每天能提供20～50吨牛奶出售，现在是每天出售250吨。今年，仅仅在明斯克的国营商店销售的牛奶人均占有量就是150公升。至于买面包过去要排多长的队啊！各个城市都缺少面包。由于赫鲁晓夫同志在党中央积极力量的支持下亲自干预，抓住不放，解决了开垦荒地的任务，我们才解决了面包问题。现在，不仅在白俄罗斯、全国各地都不缺面包了。（第565页）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是要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于是中央委员们要求开了这次全体会议批判他们。赫鲁晓夫就坐在会场里。这些发言者在讲到他的时候，就不免有些溢美之词。到了1964年，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人们对他就大加贬斥了。苏斯洛夫在那次全会开幕时作的主题发言中说：
我国的农业状况与赫鲁晓夫不着边际地吹嘘相反，仍然不能令人满意。1959年至1962年四年中，农业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七，而计划要求每年应增长百分之八。1963年的歉收更使情况恶化了。因此，我们在供应居民肉类、面包、杂粮以及其它产品方面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第1028页）
以上只不过是从这部有一千多页的书中摘抄的点滴材料。就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大林马林科夫们的领导对农业的破坏。弄得没有面包、没有黄油、没有香肠、没有牛奶…，要买这些，就得排长队。鲁迅为这些现象作辩解，是对苏联情况过于隔膜了。
不要责备鲁迅，他当时几乎是没有可能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情况的。福尔采娃在这次全会上说：“你们都十分了解，当时曾经大肆宣扬我们国家的成就。不加证明地宣扬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成就，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掩饰缺点。…明明知道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却在报刊上、在报告中、在讲话中，一个劲儿地宣扬成就，制造百业俱兴的假象。”（第449…450页）
当年鲁迅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些一个劲儿地宣扬假象掩饰缺点的报刊，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苏共中央的绝密档案。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些，不是我们比鲁迅高明，而是比他幸运。
（原载《同舟共进》1998年第5期）
朱正：“实业党”的审判
关于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我已经写过一篇《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据解密的官方档案介绍了一点事情的真相。现在介绍一下“实业党”审判的情况。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赞颂苏联政治清明，政局稳定，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这在当年是一条大新闻，媒体作了报道，所以文章里只提一句就够了，不必细说。为了让后世读者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作了这样一条注释：
［2］实业党苏联在1930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
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这篇演说中也提到此案，中文译作“工业党”审判案（《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中文版第35页）。注释说：
［16］反革命间谍暗害组织“工业党”的审判于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该案由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理。从审判中查明，把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界反革命分子纠集在一起的“工业党”是国际资本在苏联的间谍和军事代理人。“工业党”和白俄即过去沙皇俄国的大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按照法国总参谋部的直接指示进行活动，准备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干涉和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勾当。暗害分子接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指示和经费，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
这些都是杀头的罪名。结果只判了十年监禁，当然是十分宽大，难怪鲁迅要加以赞颂了。
后来，在赫鲁晓夫当权时期，给斯大林制造的一些冤案和假案平了反。而“工业党”一案却并不在平反之列。在1971年（按：这时已经是勃列日涅夫当权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增订第四版中还是这样说的：
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遭到了已被粉碎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及其应声虫的猛烈反抗。资本主义包围的敌对力量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力图破坏五年计划。1930…1931年，破获了三个大的反革命组织。“工业党”收罗了一些在工业中进行破坏活动的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分子。所谓“劳动农民党”，它的中心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内，代表富农的利益，力图破坏集体化。孟什维克反革命集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银行、消费合作总社内进行破坏活动。
对这些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进行了公开审判。在审判过程中揭露了他们的罪行。反革命破坏分子同逃亡在国外的俄国资本家、白卫分子勾结在一起；同时他们还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从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力图推翻苏维埃政权，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参加各工厂和集体农庄召开的无数次大大小小集会的人们，都要求严惩卖国贼。无产阶级的法庭严厉而公正地惩治了被揭露出来的人民公敌。
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所表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看法。
近年来，揭露苏联真相的书翻译出版得多了，从其中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工业党”审判案只不过是斯大林制造的无数假案和冤案中的一件。而且，用英国研究俄罗斯和苏联问题的专家伊恩·格雷的话说，这是斯大林的“第一次宣传性的审判”（见《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中译本，第318页）。关于这次“宣传性的审判”，苏联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著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中有颇为详细的介绍：
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莫斯科举行了新的公开政治审讯，这次被控告的是一批有名的技术专家，他们的罪名是搞破坏活动和反革命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党”案件。
主持审讯的是维辛斯基，成员是B．П．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B．Л．李沃夫，П．A．伊万诺夫，国家起诉人是尼·瓦·克雷连柯和B．И。弗里德贝尔格。辩护人是И．Д．布劳德和M．A．奥釆普。
被控告为进行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共八个人：列·康·拉姆津热工学院院长，热工学和锅炉制造问题专家；B．A．拉里切夫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И．A．加林尼科夫国家计委生产部副主席，空军学院教授；H．．查尔诺夫斯基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会议主席，教授；A．A．费多托夫纺织学院科研委员会主席，教授；C．B．库普列雅诺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纺织部技术主任；B．И．奥奇金国民经济委员会科研部副主任；K．B．西特宁工程师。
据称，这些人是所谓在20年代末建立的地下“工业党”的领导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党的任务是组织暗害活动和间谍活动及怠工，还要援助帝国主义入侵和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工作。“工业党”党员的总人数被宣布为连地方组织在内约两千人，主要是高级技术知识分子代表。
审讯过程中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并主动交代了最不能想像的破坏和间谍活动的细节，有关自己同俄国国外“工商联合”组织的联系，同在莫斯科的外国使团及与昂·彭加勒的来往，在进行审讯时，我国所有机关和组织都纷纷召开集会和会议，参加者都要求枪毙“工业党”领导者们。法院考虑到这些要求判处多数“工业党”领袖以死刑，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减刑，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89…190页）
这里，“昂·彭加勒”是个不规范的译名。规范的译法是普恩加来，1926年6月至1929年7月的法国总理。他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声明他“对‘工业党’的什么真的或假的计划是一无所知的。因此，我们任何时候没有支持过和鼓励过他们。…我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参加这样的冒险行为”。
麦德维杰夫研究了这一案件的审讯记录等等文献之后，使他确信：这些材料中的绝大部分是有意捏造的。他说：
例如，和“工业党”有关的所有材料很值得怀疑。从控告结论起就可以看出矛盾，特别是在解释被告人为什么要建立反革命组织时。控告结论中说，促使被告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几乎所有总部的头子在革命前或者自己是大工厂主、资本家，或者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