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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牵扯的人的地位比委员会里的人高得多。安全部的侦察员也都投入那个案子中去了。“列宁格勒案件”简单说就是斯人林借口列宁格勒领导人不听中央的话，即他的话，处决了二战期间率领人民坚守城市的英雄库兹涅佐夫等人。这个案子在斯大林眼里比委员会的案子重要得多，所以先放下后者。第二个原因是安全部后院起火。大案要案侦察员留明中校向权倾天下的阿巴库莫夫部长发起突然袭击。留明和1918年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的布柳姆金都是凶残的同义词。安全部逮捕了著名的犹太医生埃廷格尔，罪名是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并有反苏言论。这类罪犯在安全部总部卢比扬卡多如牛毛，并未引起阿巴库莫夫部长的注意。没想到埃廷格尔病死狱中。这在卢比扬卡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仍未引起阿巴库莫夫的注意。留明便利用埃廷格尔的死上书斯大林，状告阿巴库莫夫是怂恿图谋刺杀敬爱的斯大林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的恐怖分子。埃廷格尔突然死亡是因为他知道的事太多，阿巴库莫夫怕他泄露出去杀人灭口。这封信如何到了斯大林手里，难以想象。一个中校的信不通过层层关卡决到不了斯大林手里，很可能某位大人物帮了留明的忙。斯大林看了信说：“瞧，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对安全部的职能理解得何等深刻，而部长却不清楚。”1951年7月，阿巴库莫夫被捕，而留明晋升为将军，并坐上安全部副部长的交椅。随着阿巴库莫夫的垮台，他的一批亲信也随之垮台，从昔日审讯犯人的侦察员变成今日受人审讯的犯人。审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阿巴库莫夫变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总后台。委员会的案子移交给军事审判庭。主持军事审判庭审讯的是正直的切普佐夫中将。1951年8月15日，切普佐夫将军在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朱可夫元帅的信中详细汇报了他接手这个案子后所发生的事。他认为犹太作家的作品中流露出民族主义倾向，应当受到批判；委员会要求克里米亚作为犹太人的迁居地并在那里建立犹太自治州是错误的，可以向他们解释，因为在远东比罗比詹已设立犹太自治州；经过多方调查，并不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口供都是逼供出来的，案子应当重审。但将军的建议得不到支持。切普佐夫请求总检察长萨卡诺夫同他一起向党中央说清案件真相，遭后者拒绝，对他说：“你有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去执行吧。”最高法院主席沃林也不支持他。切普佐夫只得找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什维尔尼克建议他找中央书记马林科夫。马林科夫接见了他，并把留明也请来。马林科夫对他说的原话如下：“您想让我们在这些罪犯前下跪？这个案子是人民核准的，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三次，执行政治局的决议吧。”从马林科夫那里出来，留明把切普佐夫臭骂了一顿，扬言他再敢提重审委员会的案子，就准备逮捕他的材料。但留明飞扬跋扈的时间不长，一年后，他已经让斯大林讨厌了，看出他是蠢货，下令逮捕了他。
留明被捕前为斯大林出了个好主意，制造了医生杀人犯案件。消灭委员会和与此同时展开的反对世界主义运动，都是针对犹太人的，但在苏联普通人心里煽不起对犹太人的疯狂的仇恨，无法按斯大林的意愿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只有医生案件能煽起广大群众对犹太人的仇恨，于是女医生季马舒克便应运而生了。她因“协助揭发医生杀人犯”而荣获列宁勋章。1953年1月，《真理报》发表题为《医生杀人犯》的社论，季马舒克揭发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都是犹太医生有意用不恰当的治疗方法害死的。按照斯大林赞同的留明设计的阴森恐怖的方案，事情应如此发展：大张旗鼓的宣传攻势后，便对医生案件公审，立即判处死刑，并在红场上执行。愤怒的人群从行刑队手中抢夺这些杀人犯，要把他们活活打死。但行刑队不允许群众这样做，他们要把医生杀人犯吊死在红场旧时的行刑台上。接着全国掀起排犹狂潮。之后先在《真理报》上刊登，然后由电台广播全国犹太知名人士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实际上是《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请求用把犹太人驱逐到远东比罗比詹的办法消解人民心头的万丈怒火，让他们到那里为自己民族的杀人犯和叛徒赎罪。斯大林仁慈地满足了犹太知名人士的请求。留明的方案不知为何只部分地实行了。医生们并未被处决，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还是写了。公开信由明茨、米丁两位院士和塔斯社社长马里宁共同执笔。米丁是哲学家，他写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20世纪30年代由沈志远先生译成中文，在中国进步学生中很有影响。明茨是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是我上大学时的教材。他们起草的公开信让苏联各界知名知识分子签名，大多数人都被迫签名了，连作家格罗斯曼都签名了。但也有人找出各种借口拒不签名，如男低音歌唱家赖森和老作家卡维林。作家爱伦堡拒绝签名，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劝他签名，因为在犹太知名人士当中他影响最大。爱伦堡回答道：“我郑重声明，发表这封信会破坏世界和平运动。我有约里奥·居里等西方著名活动家的声明，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医生杀人犯案不是捏造的，他们将退出和平运动。我无法签名，因为党和斯大林同志委派我负责世界和平运动，我要对党和斯大林同志负责。”马林科夫建议他把拒绝签名的理由写信报告斯大林，并警告他后果极其危险。爱伦堡还是鼓起勇气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由于我遇到的问题极为严重，我自己无法解决，只得打搅您了。
今天明茨同志和马里宁同志给我看了准备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公开信，并让我签名。我认为同您交流我的疑虑是我的责任，并想听取您的忠告。
我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彻底的办法是同化，即犹太血统的人同他们所居住地区的民族融合。我担心仅以种族属性联合在一起的俄苏文化代表的联名信会加剧民族主义危险的趋势。
我特别担心，《致编辑部的公开信》将对我们深入而广泛展开的世界和平运动的努力是一次打击。每当在各种委员会和记者招待会上问我苏联犹太语学校、报纸为何消失的时候，我总理直气壮地回答，战后“犹太人居住区”已完全取消，犹太血统的新一代苏联公民不愿意同他们所居住地区的人民隔离开。公布这封由犹太学者、作家和作曲家联合签名的公开信，有使卑鄙的反苏运动复活的危险。
对进步的德国人、意大利人或英国人来说，“犹太人”这个词不表示民族属性，而纯粹属于宗教属性，因此诽谤者会利用《致编辑部的公开信》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
敬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明白我无法当即作出决定的原因，所以斗胆给您写信。问题涉及到重要的政治步骤，我恳求您委托某个人告诉我您对我拒绝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态度。如果负责同志告诉我刊登这封公开信和我的签名将有益于保卫祖国和推动和平运动的话，那时我将在《致编辑部的公开信》上签名。
爱伦堡这封信是1953年2月底发出的。这时按照斯大林的部署，远东已搭建了许许多多连牲畜都不适合豢养的木棚。莫斯科各铁路备用线上停满了升火待发的铁闷罐子车，各大城市民警局已造好花名册，远东地区已收到接收犹太人的命令。斯大林准备把几百万犹太人，整个民族，从苏联各地迁移到比罗比詹，彻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像二战期间“解决”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的问题一样。但爱伦堡的信发出后，斯大林的计划停顿下来。有人说爱伦堡的信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这未免过高估计爱伦堡的作用，对斯大林的性格完全不了解。是死神制止住斯大林，他3月6日去世，死前几天已失去知觉。
我始终不明白斯大林为什么要干这种荒谬绝伦、伤天害理的事。苏联很多著名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国防工业设计师和工程师都是犹太人，他们对苏联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军力的增强起了巨大作用。他们唯一的原罪就是他们是犹太人。俄罗斯学者姆列钦也在探讨这个问题，他的看法开阔了我的思路，抄录如下：
历史学家们试图弄清一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长期对犹太人的仇恨心理的极端表现？是偏执狂还是神经错乱？
所有这些因素都起了极端恶劣的作用，但仍不是主要原因。
随着时间的流逝，“冷战”概念已失去可怕的内涵。但在当时，美苏两国在心理上处于战争状态。
这种准备大约始于1946年。监视苏联犹太人，杀害米霍埃尔斯，审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逮捕“医生杀人犯”这一切做法都因为斯大林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是美国间谍。他曾对安全部的侦察员们说过这样的话。
他在1948年举行的政工会议上直截了当说，下一场战争的对手将是美国，而在美国是犹太人说了算。苏联的犹太人是第五纵队，未来的叛徒。他们现在已经为美国搜集情报并进行颠覆活动…
多年来一直未能找到斯大林的原话。不久前有人发现主管机械制造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马雷舍夫的一本工作日志。日志详细记录了伟大领袖1952年12月1日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一段讲话：“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欠了美国人的情。医生当中有许多犹太民族主义者。”（《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斯大林断定苏联犹太人是美国的第五纵队，所以要消灭他们，要把他们赶到荒无人烟的远东原始林去。肃清国内敌人是准备同美国打仗。
我们现在觉得，二战胜利后，苏联领导人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但愿不再爆发战争。其实这是错觉。斯大林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大大地扩展了苏联帝国的边界，关心在东欧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美国。一旦战胜美国，将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斯大林不惧怕战争。美国那时还没有那么多的核武器。还没有导弹，唯一的运载工具是重型轰炸机。将军们让斯大林相信，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大部分美国轰炸机。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无法从空中摧毁苏联。核打击造成的损失当然是巨大的，但斯大林并不为此担心，因为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前驻西德大使、曾主管过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法林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从文件中看到，为了对付想象中的打击，我们在积蓄实力方面走得多远。根据我掌握的第二手材料，我只说一句：独裁者死得正是时候。”（《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汽车驶入伯力市区，伊琳娜转身对我说：“到伯力了，您睡着了吧？”我说：“睡着了，还做了一场噩梦。”
（原载《收获》2003年第1期）
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
前苏联老资格特工领导人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一本回忆录，中文译本用了《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作书名。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位一辈子干的都是秘密工作，公开的活动都是用各种化名，如果用他那几乎不为公众知道的姓名出版回忆录，是很难引起读者注意的。中译本的这个书名，大体上反映出了这书的主要内容。
这位出生于乌克兰的十四岁就投身于情报行业，刚参加红军不久的他被调到一个师的特工处当了一名话务员和译电员，“从此就开始了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克格勃的工作生涯”。他不断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职务也不断提升，最后做到了前苏联内务部第九局即特别行动局的局长，中将军衔。他做过的事情很多，知道的事情就更多了。就在这本回忆录里，他把许多过去属于绝密的材料清楚地写了出来。在卷首“的话”中，他说：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一个时代毕竟已经过去。昨天还是国家机密的那些东西，由于国家历史的急转，正在丧失其独特性和保密性，成为渴望了解真相的人的共同财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曾经是前苏联的那些独立的军事和外交情报机构领导人之一的我，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竟成为特工部门勾心斗角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克里姆林宫内外政策所经历的风云变幻的唯一见证人。
在前苏联还存在的时候，我恪守军人誓言，保持沉默。在众所周知的1991年的事件以后，在前苏联的情报机构和外交政策的许多东西不再成为秘密，在我所忠诚效劳的一切停止存在以后，我不能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