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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苏联还存在的时候，我恪守军人誓言，保持沉默。在众所周知的1991年的事件以后，在前苏联的情报机构和外交政策的许多东西不再成为秘密，在我所忠诚效劳的一切停止存在以后，我不能也没有权利继续保持沉默。
就这样，写出了许多过去公众全不知道的内幕，给苏联历史提供了另一类解读。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书中说到的几件事情。
例如基洛夫，长期以来一直说他是死于政治谋杀。斯大林曾经以此为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整肃。后来赫鲁晓夫又说这次刺杀行动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组织的。这本书指出：他的被杀，纯属个人原因。简单些说，事情是这样的：基洛夫非常喜欢女人，他在大剧院和列宁格勒剧院里都有很多情妇。在他举办的几次娱乐晚会上，他又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服务员米尔达·德劳列。当她想要离婚的时候，她那嫉妒的丈夫尼古拉耶夫就把基洛夫杀了。像这样因为妻子有外遇丈夫杀情敌的刑事案件，中外古今都不少见。不巧的是这回的死者是一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这就成了一次政治事件了。不但尼古拉耶夫、他的妻子和岳母都被枪毙，还给斯大林提供了大镇压的借口。
书中有不少地方谈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在叶若夫和贝利亚时期，内务部增设了一个侦讯处，专门对被捕者刑讯逼供的机构。就用这种屈打成招的供词作为证据，在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层发动了那一场大逮捕的运动。书中说：
叶若夫实施了最残酷的镇压行动。1937年，他逮捕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机关的所有领导人；1938年，迫害活动波及到国际处，我们的许多朋友都成为迫害对象，这些都是我们完全信赖的人，他们的忠诚可靠是无可置疑的。
1938年12月，贝利亚取代叶若夫成了内务部的领导人，本书的处境就更加恶化了。他由国际处的代理处长降职为处内西班牙科的副科长，而让负责审查干部的杰卡诺佐夫当上了国际处的新任处长。回忆说：
当我们的朋友被捕时，我们都以为他们是被误抓了。但随着杰卡诺佐夫的到来，我们开始明白，这不是误抓。是的，这是一个有目的的政治阴谋。领导者都由一些外行担任，而他们却可以随意发号施令。我们开始为自己的生死担忧，我们有可能成为牺牲品。
不但本人是这样，他的妻子也是在惶恐之中。书中回忆说：
打那天之后，妻子老是提醒我，让我提防着点贝利亚。她估计我们的住所可能被监听，所以就给他取了个绰号，以免在家里谈话时提及他的名字。
就这一件小事也可见人们的恐惧有多深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那天作的秘密报告中谴责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这本书中提供的材料表明，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本人同样是负有罪责的。那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他把乌斯片斯基从莫斯科带去，当了乌克兰内务部的头头。这本书中指出：
1938年，乌斯片斯基在乌克兰搞肃反运动，其结果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一百多名老资格的中央委员中只有三人没有被逮捕。…乌斯片斯基要对发生在乌克兰的逼供拷问和大规模迫害负责，至于赫鲁晓夫，他同乌斯片斯基一道，亲自参加了对被捕者的审讯。在政治局委员中，像赫鲁晓夫这样做的人不多。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后来运动的打击对象扩大到肃反工的时候，“乌斯片斯基企图逃往国外。他随身携带了几本空白护照，藏了下来，制造了跳河自杀的假象，但是‘溺死者’的尸体没有被发现。赫鲁晓夫张皇失措，赶忙去找斯大林和贝利亚，请求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乌斯片斯基。”逃到了鄂木斯克市的乌斯片斯基发现有人跟踪他，就向当局投案自首了。他自首三天之后，他的妻子被捕，以帮助丈夫逃跑的罪名判处死刑。她递交了赦免请求书。赫鲁晓夫马上进行干预，建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拒绝接受她的赦免请求。这也可见赫鲁晓夫当年在肃反运动中的态度了。
至于斯大林在肃反运动中的责任，本书倒是持一种宽容和谅解的态度。书中说：
我认为，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错误的，但这些错误都是由叶若夫、阿巴库莫夫、伊格拉季也夫以及他们的帮凶的冒险主义和外行所造成的。
过去的英勇而悲壮的事件、人员的损失甚至大规模的迫害所有这一切在战胜希特勒的伟大胜利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在书中详细记下了斯大林几次召见他的情况。斯大林每一次召见他，都是给他布置一项任务。第一次是要他去暗杀科诺瓦列茨。这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的首领。本书是乌克兰人，曾经奉命以反苏的面目打入过这个敌对组织，同科诺瓦列茨有过直接的交往。
叶若夫把本书带到了斯大林的跟前。斯大林向他们说了必须除掉科诺瓦列茨的理由：“我们的目的是使乌克兰法西斯组织在战争爆发前群龙无首，并且让这些匪徒们为争夺权力而自相残杀。”接着，斯大林问：“科诺瓦列茨有什么癖好、弱点，对什么感兴趣？要尽可能地加以利用。”本书回答说：“科诺瓦列茨非常喜欢巧克力糖，无论我跟他到什么地方，他的第一件事总是要买一盒包装考究的糖块。”
就从这里制定出了实施的方案。1938年5月23日，他们在约定的鹿特丹的“大西洋”饭店会面了。本书把他的礼物一盒特制的“巧克力糖”送上。当这名杀手离开不久，炸弹爆炸了：完成了任务。
为了除掉托洛茨基，斯大林又召见本书了。这一回是贝利亚带他去的。斯大林对他们说，“托派运动中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结果了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威胁也就随之而消除。”他提出了一年之内必须解决托洛茨基的任务。
为了执行这一任务，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的领导人是墨西哥美术家西克罗斯，代号为“骏马”。另一小组以卡里达德为组长，她的儿子拉蒙也在这小组，小组的代号为“母亲”。两个小组之间没有联系，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两个小组都在本书和他的助手艾廷贡指挥之下活动。他们弄到了一张托洛茨基住所各个房间的平面图，还让一名特工和托洛茨基的一名保镖哈特交上了朋友。
1940年5月23日，趁着哈特当班，西克罗斯小组冲进了托洛茨基的住所，用自动枪向房间内扫射，托洛茨基躲到床下才免于一死。哈特当然是被干掉了，免得他供出熟识的特工来。
在收到现场指挥艾廷贡关于行动失败的电报之后，本书即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回答说：“应着手实施另一套方案，不要在乎西克罗斯的失败，给艾廷贡发个电报，转达我们对他的充分信任。”
这“另一套方案”是1940年8月20日由拉蒙去完成的。整个过程是这样：这天，托洛茨基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拉蒙写的一篇为他辩护的文章，站在旁边的拉蒙悄悄地拿出藏在雨衣里的小凿冰斧砍过去。正好这时候托洛茨基略微转了一下头，改变了受打击的部位，这样，他受了重伤却没有立时死亡，还大声呼救，他是第二天才死在医院里的。
拉蒙被当场捉住。他的口供是事先拟定好的，杀人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私怨，一个字也不涉及苏联的情报机关。他在墨西哥坐了二十年的牢，回到苏联，获得了苏联英雄的勋章。
暗杀是情报机关的一项经常性的业务。为了杀人之后不留下痕迹，内务部有一个直属部长领导的毒理学研究室，在官方正式文件中被称为“Ｘ实验室”。他们研制出了一种致命的针剂。用这种针剂处死的人，有拒绝和苏联情报机关合作的瑞典．外交家劳尔·瓦伦贝格，有乌克兰合并派教会大主教罗姆扎，有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舒姆斯基…
杀死米霍埃尔斯的经过要复杂一些。战争时期，苏联成立了一个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以获取国外犹太人对苏联的支持。米霍埃尔斯，这位犹太国家剧院的总导演、著名演员，被安排为委员会的主席。1943年他奉命到美国活动。书中说，“去美前贝利亚将米霍埃尔斯叫到卢比扬卡，指示他怎么样着手跟美国犹太人建立联系。我们的计划是，预先取得美国社会的支持，获取对发展我国冶金和煤炭工业所必需的资金”。他的美国之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却没有想到犯了斯大林的忌。到战后发动反犹太人运动的时候，米霍埃尔斯的死期就到了：
显然，斯大林担心米霍埃尔斯巨大的个人声望会被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米霍埃尔斯拥有世界知名度，这样的人无疑也一定有异乎寻常的强烈个性，因此在那个时代，不可能通过法院审判这块遮羞布对他按常规方式进行逮捕和审讯。
1948年1月，通过所谓的特别程序米霍埃尔斯被杀害。…有关这次处决的详情直到1953年4月我才知道。…在见一下白俄罗斯主要演员的借口下，米霍埃尔斯和陪同他的戈卢博夫被诱骗到察纳瓦的别墅，在那里给他注射了剧毒后，将他抛在载重卡车的车轮下，伪造成在明斯克郊外大街上被歹徒撞死的假象。实际上驾驶汽车的是国家安全部白俄罗斯铁路运输处的工作人员。
书中还写到了一些后来没有执行的暗杀计划。例如，“1943年，斯大林放弃了自己最初的谋杀希特勒的计划。因为他担心希特勒一旦被干掉，那么纳粹分子们和军界就会企图与同盟国缔结没有苏联参与的秘密和平条约”。这当然是一种十分现实的政治考虑。此外还曾经有过刺杀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退役将军卡普斯强斯基的考虑，有过刺杀原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的考虑，后来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放弃了这种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暗杀铁托的计划。1953年2月底，斯大林最后一次召见本书，将一份别人拟定的刺杀铁托的计划拿给他看，让他对此发表意见。斯大林对他说：“这项任务对于巩固我们在东欧的地位和扩大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一定要绝对有把握地对待此事，要避免失败。千万不要再发生像1942年在土耳其谋杀德国大使冯·巴本没有成功的事情。”本书认为这份计划没有现实的可行性，是拿行刺的特工白白去送死。正在情报机关具体研究怎样完善这个实施方案的时候，斯大林死了。高层领导立即进入紧张的权力角逐之中，没有人过问这事了。
书中另一项十分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苏联情报机关盗窃美国原子弹机密的活动。书中说，“1943年至1944年，我们利用了各种途径去接近美国的原子秘密。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橡树岭工厂和伯克利核研究实验室。我们还试图打进订购原子武器的工业公司”。
苏联特工努力去建立同原子科学家的关系。奥本海默是美国制造原子弹工程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就是苏联特工的一个大目标。这人思想本来就“左”倾，特别是他的妻子凯特琳，更是向往苏联和共产主义理想，她给了丈夫很大的影响。奥本海默，以及费米、玻尔、西拉德这些科学家，都给苏联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情报，对于苏联研制原子弹帮了大忙。
苏联做到了这一点，不仅仅是，或者应该说主要的并不是用了通常的情报工作的那些手段。对于这些大科学家来说，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甚至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书中讲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给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莫里斯·科恩结婚了，他想吸收新婚的妻子洛娜也来搞情报工作。洛娜拒绝了，认为丈夫是背叛，但是丈夫说服她，他们的行动是为实现崇高的正义事业，而不是什么背叛。就这样，她就乐意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广岛以后，她带着这颗原子弹的设计图和详细说明书机智地通过了严密检查的关口。这可是至关重要的情报。书中详细记下了她这次应付惊险场面的从容和沉着，可以按原样搬到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去。
这书中说：“我们在英美的情报提供者和情报机构共获取了二百八十六件有关原子能的秘密科学资料和非公开出版物。”这些技术情报起了多大的作用呢？库尔恰托夫（他在苏联就相当于美国的奥本海默）在1943年3月写给上级的信中说：
获取的情况资料对我们国家和科学事业具有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可能让我们省去许多研究铀问题的异常困难的阶段，掌握解决这一问题的新的科技途径。…看来，从技术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将比在我们科学家了解国外这一问题研究进展之前所预料的可能会大大缩短。
实际情况也同这信中所预言的一样。在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后，回顾说：“原子弹在苏联制造出来仅用了四年时间。情报资料无疑加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