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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也同这信中所预言的一样。在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后，回顾说：“原子弹在苏联制造出来仅用了四年时间。情报资料无疑加快了我们制造原子武器的进程。”
书中还谈到了“罗森堡夫妇案”。这对美国夫妇是被控为苏联窃取原子武器机密而被执行死刑的。我还依稀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称他们为和平烈士。现在出版的《辞海》里有这一案件的词条，可是没有烈士的头衔了。真实的情况，本书说：
罗森堡夫妇是1938年由奥瓦基米扬和谢苗诺夫吸收同我们情报机关合作的。由于命运的戏弄，罗森堡夫妇在报界被美国人和我们自己宣传成为苏联搞原子间谍活动的关键人物。实际上他们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这么重要。他们绝对与由专门情报机关协调的原子弹情报的主要提供者没有联系。
情报渗透和接近我们感兴趣的设施的价值取决于情报提供者的工作性质。罗森堡夫妇只不过是我们在美国原子弹研制设施进行外围活动中的并不起眼的一个环节。罗森堡夫妇及其亲属格林格拉斯所提供的资料并不是属于重要的情报。罗森堡夫妇是真诚的，他们怀着共产主义信念，对我们忠贞不渝，准备在所有方面与我们合作，但是他们的活动对获取美国原子秘密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被外国处死的苏联间谍，这本书中还写了1944年被日本人绞死的佐尔格。后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佐尔格这人在中国的知名度颇高，有关他的书，翻译出版了不止一种。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后，他发回去了好些有关德国和日本动向的重要情报。这书中说，“佐尔格的悲剧在于他所提供的情报没有被我们的指挥机关利用”，“因为这种专职间谍向来不受信任，所有的特工机关都要经常对其进行反复考验”。对佐尔格的最终结局，书中写了令人深思的一段：
佐尔格被日本当局逮捕后在审讯中的表现引起了莫斯科强烈的愤慨。他违背了苏联情报机关的主要原则：任何时候也不要承认以任何方式为苏联做过间谍工作。…情报局的领导鉴于佐尔格已向日本人坦白，因此没有提起交换的问题。
当一名间谍，是多么艰难的行当呀。
当本书成了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之后，有条件从近处观察到最高领导层的派别斗争。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岁月”这一章里，说：在斯大林周围的力量分布是这样的：贝利亚、马林科夫与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两位主管经济的人结成了统一战线。他们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提拔到了政府中一些有影响的岗位。赫鲁晓夫同贝利亚、马林科夫集团关系十分密切。另一个就是后来被称为“列宁格勒集团”的派别，其成员包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党中央第二书记、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负责包括国家安全机关在内的人事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负责轻工业和财政工作的部长会议副主席柯西金等。这两派斗得很厉害。书中说：
斯大林鼓励这种派别斗争，因为他明白，这对于他的政权没有丝毫损害。除此之外，斯大林意识到，他们之间彼此勾心斗角、追名逐利的权力斗争，给斯大林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罢免他们的机会。他总是起用没有上层斗争经验的年轻的党务工来替换他们。
日丹诺夫于1948年死去，第二年就制造出了一个“列宁格勒案件”，沃兹涅先斯基被处死。权力斗争的继续导致了所谓的“医生案件”，克里姆林宫一大批保健医生被捕，想以此为突破口对元老派进行清洗。本书认为，“很明显，贝利亚是斯大林清单上第一个要消灭的人。”斯大林一死，这“案件”也中止了，被捕的医生也就放了出来。
斯大林死后，高层权力斗争出现了全新的格局。说，这时，“赫鲁晓夫便抓住机会向他觊觎的权力顶峰爬去。”本书同赫鲁晓夫有过直接的交往，对此人的印象很不好，说他“善于投机钻营、玩弄阴谋诡计”。“为达此目的，他（赫鲁晓夫）必须摧毁马林科夫…贝利亚同盟”。这一点，他有步骤地做到了。6月，他让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这时马林科夫已将党中央书记的职务让给赫鲁晓夫了）签发了逮捕贝利亚的命令。这以后，就是一步一步地来收拾马林科夫了。书中说：“在国家领导人中，不存在任何贝利亚阴谋，而有的是整贝利亚的阴谋。”“不论贝利亚在1953年4月至6月间是出于何种动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有关撤销劳动改造管理总局、释放政治犯、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主张中已经包含了赫鲁晓夫在‘解冻’时期所实行的‘消除个人迷信后果’的基本措施。”
在我看来，这可以算是一本研究苏联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书中有不少论点，很有助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里随手举几个例：
在雅尔塔协议中，美国、英国和苏联对战后世界进行了划分。无论多么令人不可思议，但是这一协议是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为前提的。
斯大林与日丹诺夫开始了“同世界主义者斗争”的运动，目的是加强与外界的隔绝并在知识分子中清除任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斯大林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想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地位，并在那里建立起苏联那样的社会制度。
党的高层领导发动反对“世界主义”和反对“个人迷信”的一次次运动，就是为了铲除前进路上的对手和向他们提反对意见的人。
在向读者介绍了这本大可一读的书之后，不得不附带说几句对译文的意见。几位译者不辞辛劳译出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大书，他们的劳绩是应该受到感谢的。只是如果能够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就更好了。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书中的众多人名，没有采用流行已久的规范的译法。例如，“墨索里尼政府外交部长基亚诺”（138页）通译为齐亚诺；曾任苏联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的利特维诺夫（261页等多处）通译为李维诺夫；苏联驻瑞典大使科洛思泰（310页）通译为柯伦泰；以色列政治家梅耶尔（347页）通译为梅厄；匈牙利的政治家伊姆拉·纳侍（416页）通译为伊姆雷·纳吉。
更不可理解的是就在同一本书中同一个人的译名也有不统一的。例如：朗纳·科恩（203页）后面又译为洛娜·科恩（217页）；布尔加林（274页）后面又译为布尔加宁（360页）；的姓苏多普拉托夫有一处被印成了苏多普拉多夫（384页）；书中多次出现的梅尔库洛夫有一处被印成了梅利库洛夫了（465页）。
有些是校对的问题，例如基洛夫死于1934年，有一处印成1937年了（51页）。
似乎还偶有译错的地方。例如这一句：“没有贝利亚及其第一副手叶若夫的签字，逮捕令则不能生效。”（55页）只要通读了这书就可以知道，叶若夫从来也不是贝利亚的副手，恐怕是把原意弄反了。又如这一句：“当时，日本人已占领了华中、华北及满洲里。”（87页）这个“里”字似应删去。能够和华中、华北这两大块领土相提并论，只能是满洲那一大块领土，而不是一个不大的城市满洲里。又如这一句：“菲舍尔奉命向我们报告了美国向中国民族主义者们提供军用物资的情况。当时，美国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难解难分。”（279页）人们都知道，当时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难解难分的，是美国人支持（出钱出枪）的国民党军队，而不是美国人自己。由此猜想：中国民族主义者是不是中国国民党的误译呢。因为文章已经够长，不多举例了。总之，尽管译文还未尽完善，这本书还是大可一读的。
（原载《随笔》2006年第4期）
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
（一）
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简称利季娅）是苏联作家，是苏联著名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之女，她的哥哥尼古拉和女儿叶莲娜也是作家，一家三代人都是作家。这样的家庭在苏联并不多见。老丘科夫斯基20世纪初便已成名，交游甚广，同时代的文化名人，他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他既同高尔基交往，也同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和苔菲往来。他同列宾同住在芬兰湾小城库奥卡拉（今改名列宾诺），两人交往甚密。夏里亚宾曾专程到库奥卡拉看望他。他在文学领域是多面手，写童话故事、散文随笔、俄国作家和诗人评论及文学回忆录。他精通英语，翻译过莎士比亚诗剧。老丘科夫斯基写的儿童故事《唉呀疼医生》和《洗呀洗干净》，20世纪50年代初期便译成中文。他在苏联文坛处境一直不佳，重要作品均未译成中文，所以在中国远不如法捷耶夫等人知名。
中国读者更不知道利季娅了，因为她的作品没有一篇译成中文。我也是1989年才知道她的。一天晚上，我在俄国朋友家看电视，从美国来的白俄时代老太太尼娜·别尔别罗娃身旁坐着一位老太太，她把放大镜贴在眼睛上看字条。我问俄国朋友那个视力差的老太太是谁，他们惊讶地回答：“她是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你怎么连她都不知道？”我自惭形秽，在国内怎么没听说过？自此，我开始注意利季娅。1990年读了她的《开除经过》，极为震撼，对她的胆识和才华敬佩不已。1997年又读了她的《与阿赫玛托娃交往札记》，更加敬佩她了。前年，我把她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译成中文。对这篇作品，我就不多说了，还是让她自己说吧。我只指出一点，这篇小说写于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即她丈夫刚刚被镇压之后。那时，大清洗阴森恐怖的气氛仍笼罩着全国，她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中写出这篇纪实小说。
利季娅写道：“我在小说中想写出谎言对社会毒害到何等程度，如同军队使用的毒瓦斯一样。我没选择姐妹、妻子、恋人和朋友做主人公，而选择象征忠诚的母亲。我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失去独子。在有意识地歪曲的现实中，她所有的感情都被歪曲，甚至母亲的感情这便是我的构思。她是寡妇，儿子是她的生命。儿子科利亚被捕，判处劳改，宣布他是人民的敌人。她相信报纸和官方人士超过相信自己。她相信检察官的话，仿佛儿子‘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应判十年劳改。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心里清楚，儿子什么罪也没犯，也不可能犯罪。她知道儿子绝对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工厂，忠于斯大林同志。如果相信自己而不相信检察官，不相信报纸，必将天塌地陷，她生活和工作中仅有的一点慰藉将一扫而光。于是她想既相信检察官又相信儿子，终于神经错乱。我这本书想写的是神经错乱的社会。可怜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发疯了。她绝非抒情主人公。她是我所塑造的所有相信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和正义的人的综合形象。‘我国不会平白无故关押人’，不相信这点便无法活下去，只好上吊。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无力概括自己所感受的一切，不能因此而责备她。因为一个普通人的脑子无法抵御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向她灌输的一切荒谬的东西，她怎能理解这种有意制造出来的混乱？况且独自一人：恐惧像一堵墙，把每个有同样感受的人隔开。”接着，利季娅不无骄傲地写道：“这篇写1937年的小说是我两年探询亲人消息后立即写出来的。我至今（1974年）仍未见到一本在这里、在那时写1937年的小说。”
利季娅的小说用紫墨水写在一个厚笔记本上。自己家里自然无法保存，她的家已被搜查过三次了，全部财产被没收。她请朋友替她保存笔记本。这是极端危险的事，但朋友答应了。战争爆发后，利季娅疏散到塔什干，她在那里得知，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朋友饿死了。临死前，这个朋友把笔记本交给妹妹，对她说：“如果你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把笔记本还给她。”这样，利季娅的小说被保存下来。苏共二十大后，利季娅把小说打了几份，分送给朋友们看。1962年9月，她把小说寄给苏联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看了非常赞赏。立即同利季娅签订合同，1963年1月，预付了60％的稿酬。3月排出清样，配好插图，马上便要开印。总编辑卡尔波娃和社长列休切夫斯基一致肯定小说的价值。但1963年，形势急转直下，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上面”改变了路线，对文学过分“深入”个人迷信的后果表示不满，要求多写成绩，别再写“错误”，因为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把一切都说清楚了，都改正了。活下来的已从劳改营和监狱中释放回家，并给他们提供住处，甚至还安排工作；死了的给家属颁发恢复名誉证书，还需要什么？何必往伤口上撒盐？个人迷信的后果已经消除，大家忘记吧，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1963年3月，利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