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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夫的巨大功劳。但是，要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不了解也看不到其他任务，因此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第141页）“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对于进行这种揭露的必要性本身是没有理由去怀疑的。可是这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然而，赫鲁晓夫却只字未提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和改革。虽然那时在苏联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已显示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当时许多人都已感觉到赫鲁晓夫及其政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空转打滑、毫无作为的地步，虽然他离开了习惯了的斯大林政策的此岸，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到彼岸。换句话说，他失掉了人们对他的信任和个人的声望”。（第139页）
赫鲁晓夫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这样，就鼓舞了一小撮阴谋分子发动一场政变。勃列日涅夫是个平庸的甚至是低能的、弱智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继赫鲁晓夫之后成为苏联的领袖。阿尔巴托夫说这个人，“被中央委员会机关及中央委员会周围的大多数人认为是个能力弱的人，而许多人认为他是个临时性的人物。我不排除，也正因为这样，政变参加者把他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如果没有普遍接受的担任领袖角色的人，那么别的领导人就会设法寻找妥协人物，尤其是尽可能选能力差的人，而不选被认为是能力较强的人”。（第154页）
苏联的这个选拔干部的原则，不但对于最高领袖是如此，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也是如此。阿尔巴托夫指出：“如基里连科、契尔年科、波利扬斯基、谢列斯特、沃罗诺夫、索罗缅采夫、格里申、杰米切夫等等，虽然性格、观点、履历各不相同，但有一个特征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平庸。这些平凡琐碎之辈之所以能够爬到如此之高，在一个伟大强国中占据如此要职，只是由于斯大林专制制度造成的特定历史条件罢了。”“他们熬过来了，从复杂坎坷岁月的众多弯道中走过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本人的坚定信念；他们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因为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第331页）阿尔巴托夫痛心地说：“早在个人迷信时期建立的机制不仅把权力集中在领袖个人手里，而且一贯有目的地把领导人的大多数有竞争潜力的对手在距争当领导人还很远的时候就‘打掉了’。”（第267页）“斯大林个人迷信，如果如实地说，他的残酷的暴政、专制、专断的令人最痛心的后果之一，就是他将国家的未来置于危险境地，其中包括使国家陷于整整几代的软弱无能的领导之手”。（第163页）
在勃列日涅夫平庸的乃至低能的领导之下，更错过了不少时机。这里只说一件事：那时，世界上正开始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阿尔巴托夫等有识之士多次提出需要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以免被抛到世界发展的后面。他们向上面提交了一份长达一百三十页的文件。阿尔巴托夫回忆说：“后来我才明白，全部问题在于领导不准备在经济上进行认真的变革，而且根本就不准备解决严重而复杂的问题。呈报的文件正是在这方面简直使他们恼怒，因为他们期待的是某种‘平稳’得多的、圆滑的、宣传性的、满篇好话的东西。”（第217页）后来戈尔巴乔夫看到了它，称它为“一个有意思的文件”。可是时间白白过去了二十年！问题更加重了。
阻碍改革进程的因素，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成见。阿尔巴托夫指出：“苏共二十大后形成的形势可以概括为：党宣布了斯大林活动中的错误和罪行…但与此同时，大家认为，并常常说意识形态本身、列宁之后的社会主义概念和党的路线本身一直是正确的。”（第74页）他还指出：“至于说到较广大的社会阶层，那么在这里改革的经验也雄辩地证明，意识形态上的成见和阻力也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说实在的，我国宣传工作几十年，灌输的社会意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所有制和社会公正的肤浅的、有时是歪曲的理解回过头来都打到了改革者头上。因此最先进的经济学家早就提出的那些思想长期以来在社会公正那里简直得不到支持，而往往被曲解。”为了破除这种阻力，他呼吁：“我们必须停止把由官僚们管理的国有财产说成是属于每个公民的公有财产。我们必须让私有财产具有合法地位。”（第296页）
还有一些人反对改革，其目的不过是害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害怕丧失自己享有的特权。阿尔巴托夫指出：“他们实际是在保卫专制秩序，更精确地说，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第191页）“特权”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革命以后，由于我们的困难的生活条件，特权一直是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特权不仅仅是收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一种手段。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党政军领导干部害怕失去特权，并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权是保证服从和上层的一致的十分有效的办法。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权人的嫉妒和仇恨。特权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至少是作为生活中不受注意的一个方面，才得以存在下去。”（第115页）“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第312页）不仅这样，它不仅当时能够为这个权力结构正常运转服务，还能够为抵制改革、保卫这结构永世长存服务。阿尔巴托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也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了，却并没有让特权收买他的良心、是非观念和社会责任感，而把它揭露了出来。且看看他的一段描写吧：“高级机关干部的主要津贴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食堂（作为一种伪装，它的官方名称是‘医疗饮食食堂’）。每个月的中饭和晚饭餐券官方定价为140卢布，但我们只需付一半的钱。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那个食堂吃饭，人们用他们的餐券到那里去买各种食品，买到的食品供他们的全家食用还绰绰有余。那个食堂出售许多最昂贵的食品包括鱼子酱、高级鱼类、由专门工厂生产的质量大大超过一般商店出售的香肠以及上等的高级糖果和水果。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四天的食品份额带回家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简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说，在新经济政策以后，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食品。这样我们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们收入的10％，而普通的公民则需花他们收入的60…70％。”（第113页）有的人就因为舍不得失去这些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
在对外关系方面，这里可以分做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两项来讲。同中国的关系是个大题目，在这篇短文里容不下，不说了，只说东欧的那些国家。阿尔巴托夫指出：“这些国家在我国的积极参与下，甚至是按照我们的意旨，在四十年代末期被迫接受符合我国（要加上：当时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国内秩序。这是我国政策最重大的失误之一。我们宁愿舍弃相互尊重的良好的睦邻关系，热衷于建立军事政治同盟并对邻国内部事务进行粗暴干涉。当时就付出了诸如柏林、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等的代价。然而真正受惩罚时刻的到来则是在八十年代末。”（第360页）谈到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他说：“匈牙利为这些事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不少的代价。首先是我们国内已经遇到许多困难的非斯大林化政策和改革政策被刹住车了。”（第70页）对此，他作了这样概括的总结：“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在极权主义的暴虐专政之后，留存下来的常常是一片烧焦了的土地，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例子说明，在这种专政之后，跟随而来的或者是长时期的社会萧条，或者甚至是国家和社会的解体。的确，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牺牲品的不是所谓的东欧卫星国，而是我们国家自己。”（第4页）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只说一个美国。苏美关系方面书里说到的题目很多，这里只提一个军备竞赛问题。阿尔巴托夫指出：“在这些年内我们全力以赴地狂热地卷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很少考虑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第279页）“在这个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向美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明，我们要赶上他们的任何新军事计划，有时甚至用两个或三个计划回答他们的一个计划。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情况下，这件事开辟了一条可靠的（主要的是）对于他们没有任何风险的破坏苏联实力的道路，归根到底，通过在无望的军事角逐中的经济消耗，有可能使苏联遭到彻底失败。正是在里根时期，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制定了‘竞争战略’构想，制订了军事建设计划，其目的专门在于‘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成为过时的’，他们借助自己的计划，强迫我们在非常不利的、代价高昂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进行竞争。”（第283页）戈尔巴乔夫接掌权力之后，感觉到了这个危险，他提出“新思维”，重要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停止军备竞赛。可是已经晚了。
阿尔巴托夫说：“我们从斯大林后四十年中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政治机制方面必须破旧立新，必须建立民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公众意识。我坚信，这就是改革的主要任务。我们能否解决这一任务，解决到何种程度，关系到我们强国的未来，甚至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究竟还有没有未来。”（第332～333页）
还有没有未来？这问题提得太尖锐、太可怕了。阿尔巴托夫作为一位高级干部，一个体制内的人物，当然是力图避免这“没有未来”的结局。为此，他曾经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影响决策人，都没有结果。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机遇被白白错过，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失误积累起来，最终出现了他力图避免的可是又是意料之中的结局。我在他的书中，看到了一种无力回天的痛惜之情。
（原载《随笔》2002年第4期）
【附录】
译者的误注
阿尔巴托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是一本好书。它不但提供了许多过去公众不知道的史料，还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题目，是近年来最吸引我的书籍之一。译笔也好。译者还加了一些注释，提供了有关背景材料，有助于读者对原著的理解。可是，正如卷首《译者的话》中说的。“因翻译时间比较匆促，错误在所难免”，确实有注错的地方。
在第464页，正文有这样几句：
“我确确实实尊重马克思主义的相当不少的著作和思想。我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父辈’，也把社会党国际的杰出的领导人，还有像葛兰西、卢卡契、布洛赫和马尔库塞那样的人都包括在内。”
对于这里提到的四个人名，译者都有注。其中注（3）是这样的：
“（3）布洛赫（Ernest Bloch，1880…1959）瑞士作曲家。”
这显然同正文不相衔接。于是去查工具书。果然发现是误注，原书说的是另一人。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此人是Ernst Bloch（1885…1977），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希望的哲学”。旨在完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实在的不完善观点。1933年逃离纳粹德国。1948年回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有不同于正统的说法，遭到了东德官方的非难，他的著作受到批判，主编的杂志也被封，1961年逃到西德。
书中提到的四个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从正统的眼光看来，又都或多或少有点异端的味道。明白这一点，对正文中的这一段话就容易理解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另外的几个人的注文虽然没有错，却有不足之处。例如注（2）：
“（2）卢卡契（Lukace Gyorgy，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文艺批评家。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19年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文化委员。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国外，1930年起住在莫斯科。著有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哲学史等著作。”
此人通译卢卡奇，注文中说的这些，都没有错，但为了和正文相衔接，却至少应该补上两点：一、他在1923年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