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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成武：《忆长征》第176—180页
里。因贺子珍重伤后身体虚弱，警卫队长给她的比给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几位老同志稍微多了一点。毛泽东知道这事后非常生气，把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找来，问她：“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多呢？”刘英说：“这事不是我管的，是邹队长分的。”毛泽东说：“你替我找他。我可不能特殊，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
刘英去找邹队长，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他。他很为难的说：“啊呀，现在全都分完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洛甫同志等几位的了，这可怎么办呢？”刘英说：“毛主席说了要补，可不敢不补啊！”邹队长就从剩下的几位领导人的份子里割了些下来，补给了几位老人。刘英把处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这才放了心。①
为了战胜草地行军中的各种困难，毛泽东和前敌总指挥部采取了多种办法，如组织有经验的同志挖野菜，“尝百草”，挑出无毒可食的野菜，不让个人乱挖乱吃，以减少可能发生的意外；腾出马匹、牦牛，减少干部坐骑，供宰杀食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挥党团员模范作用，开展唱歌、讲故事和篝火晚会活动，激发部队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组织思想和体力互助，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不准丢弃伤病员，等等。草地行军是异常艰苦的，但红军战士们的情绪则是豪迈、奋进、乐观的。
在草地行军中，毛泽东工作很忙很紧张，还非常注意与战士们同乐。这是草地行军中的一个夜晚，在一块露营地上，战士门拣了许多湿草根，点了篝火。周围聚集着很多干部战士，有烧开水，吃炒麦的，有烤火烤衣服取暖的，有唱歌、讲故事的，也有拉提琴、吹口琴的，来消除一天行军的疲劳。一会儿，毛泽东、彭德怀来了，著名文学家成仿吾也来了。他们把包袱、油布垫在地下，坐下了。这是一场领袖与士兵的同乐晚会。彭德怀首先开口了：“同志们，我请毛主席同你们讲故事好吗？”一阵热烈的欢迎掌声。毛泽东站了起来，他以浓重的湖南乡音，生动风趣的语言，讲述了几年来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迭克强敌的故事，说明红军胜利的经验，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度，使指战员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毛泽东讲完后，他点将了，说：“我们请成仿吾同志讲讲他留学的故事吧！”成仿吾，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与郭沫若等发起成立了创造社，曾任广东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赴欧洲学习。1928后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党》。1931年回国后，历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军委干部团政治教员等职，是红军长征队伍中的大知识分子，经毛泽东一提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成仿吾起来发言了，他讲述了自己早年留学日本，后来留学德国的经过，讲了他从学习机械工程开始，转而学习创作小说、诗歌，而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他现身说法，讲了一个知识青年追求理想，献身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使大家受到了很大的启迪。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文武聚会，是在千古荒原上进行的、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联欢晚会。这场晚会表明，红军是一支有高度军政和文化素质的队伍，是一支领袖和战士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队伍，是一支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队伍。
①刘英：《难记的三百六十九天》。
经过六七天极为艰苦卓绝的草地行军，右路军终于跨越“魔毯”，走出了草地，到达班佑、巴西、阿西一带。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住在阿西，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前敌总指挥部住在巴西，两地距离很近。
距离巴西、班佑一百多里的上下包座，是红军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胡宗南部在这里扼守，堵截红军北上。
徐向前。陈昌浩因一、三军长征中减员较多，向党中央建议由三十军、四军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前敌总指挥部致电红三十军首长：“敌胡宗南部已进占包座，并以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阻击我军北进。根据中央的指示，要占领包座，消灭49师。你部立即转向东行动，以最快的动作强占包座，尔后歼灭9师，保障全军顺利北进！”
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立即命令以八十九师为前卫，全军火速向包座进发。然后他二人策马直奔中央驻地，在一座寺庙里见到了毛泽东等首长。因为没有桌椅板凳，毛泽东把一张川陕甘交界的略图铺在地下，大家围着地图或蹲下，或找一块木板坐下。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如掉队多少，各连多少人，战士们情绪高不高，生活怎样，部队政治工作怎样，粮食困难是否克服了，打仗准备给养了没有，等等。程世才和李先念一一作了详细汇报。接着，毛泽东就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作了简要的阐述。他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全东北，现在又向华北步步逼进，而蒋介石却一再退让投降，这些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根据中央的决定，我们要北上抗日，以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接着，他详细阐述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和意义，他用手指着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四川的北部说道：“我们要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这里地域宽阔，交通方便，是我国西北部人口比较稠密、物产比较丰富、汉族居民比较多的地区，而且敌人相对力量比较薄弱，加上派系复杂，内部矛盾较多，这些都有利于我军发展壮大，站住脚跟。”在谈到当前任务时，毛泽东指出，为着实现川陕甘计划，“第一步先要出击甘南，接着向东发展。但现在胡宗南抢先占了包座，又派其四十九师赶来增援，我们如果不消灭这个敌人。就走不脱。”又说：“向前同志向中央建议由你们三十军、四军来承担这个任务，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个建议。”①接着，徐向前对攻打包座的任务作了具体的布置。程世才、李先念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回部队，进行战斗部署。
毛泽东和徐向前决定，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首先拿下上、下包座，尔后集中兵力打敌援兵。在徐向前的亲自部署指挥下，从8月29日至31日，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奋勇战斗，攻占了上下包座，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0余挺，电台一部，七八百只牦牛和马匹，以及大批粮食和弹药。
包座之战，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在徐向前直接指挥下的第一次战斗，打开了红军北出甘南的通道。粉碎了敌人阻止红军北进的企图，为红军的下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表扬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①程世才：《包座之战》（1986年4月）。
脱离险境
红军右路军北出草地，包座大捷的消息传到了蒋介石耳里，蒋顿时大怒，立即下令把四十九师师长伍诚仁撤职查办。并急电兰州朱绍良，令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扼守岷县及腊子口；令胡宗南部速回甘肃西固堵截：令王均部在岷县，天水、武山地区防堵。这时敌人在甘南兵力比较空虚，利于红军出击。
为督促左路军迅速北进，党中央于8月24日致电张国焘，指出：“我纵队到甘南后，应迅速以主力出击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还指出，如果违反这一方针，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因而严令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肩东进。
张国焘抵制中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仍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徐向前得知张国焘的态度后，与陈昌浩商量，认为张国焘总和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军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因而徐、陈于8月24日致电朱德、张国焘，陈说利害，力请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强调指出：“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张国焘对这些劝告当作耳旁风，不为所动。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把这一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第一步以一、三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以一部控制包座。平行向东推进，以便随时与胡敌五个旅进行有把握的作战待左路军到达后，即以两个支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向东北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去。
然而，张国焘仍然按兵不动。毛泽东、张闻天反复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徐向前也非常焦急。毛泽东找徐向前、陈昌浩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耗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很赞同，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于是，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向张国焘发电报，催他带左路军上来。并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前去迎接。
在党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在徐向前、陈昌浩的多次劝说下，张国焘终于率左路军迈出了极为艰难的一步。左路军开始向草地前进，前卫红五军到达了墨洼附近。但是，张国焘很快变了卦。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电称：“（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这份电报的实质是主张南下，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所提的两个“理由”，实际上两个借口。其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当时，坚持北上的朱德曾派人骑马探测河水深浅，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渡过的。何况，红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有经验的造船队，随左路军行动，完全可以就地取材，营造简便的渡河工具，渡过河去，其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地区粮食丰富，张国焘以前的电报曾强调这点，现为了政治需要，他改变了腔调，他不顾朱德坚持北上的意见，反而要朱德与他一起发电报命令右路军南下，遭到朱德的严词拒绝后，他竟擅自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电令右路军南下，与党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包座大捷后，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一军向饿界地区探路前进。党中央和毛泽东希望利用有利时机早日北进，并反复研究如何做好张国焘的工作。为此，党中央几乎每天开会，研究解决办法。毛泽东、洛甫、博古多次与陈昌浩谈话，做工作，争取他参与做张国焘的工作。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泽东）、张（闻天）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思来）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同一天，张国焘来电，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张国焘坚持南下方针与党中央坚持北上方针的斗争，激化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陈昌浩拿着电报找徐向前商量怎么办，徐说：“这样重